他透過“蔚藍色的窗”，看見了一天的開始
2016/4/9 今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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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起的太陽”用晨間燦爛的紅色陽光包裹著他們。眠爾通是一種藥力很強的鎮靜劑。在我們看來，這並非一對愉悅的夫妻，享受彼此的整夜陪伴；而是徘徊在瀕臨分開的痛苦邊緣的男女。陽光的紅色在這裏代表著憤怒、暴力和恨意。此時此刻，唯有藥力將他們聯系在一起。
——[英]約翰·薩瑟蘭《耶魯文學小曆史》第34章崩潰的詩意
▎洛威爾、普拉斯、拉金和休斯(節選)
在1800年10月的一個清晨，詩人威廉·華茲華斯決定到他鍾愛的湖區沼澤和山丘散步。前夜風雨大作，可清晨卻依舊陽光明媚。這是新的一天，同樣也是一個新世紀的伊始。而立之年，華茲華斯迎來了自己人生的巅峰。他欣喜地看見野兔在奔跑—在冬季尚未枯萎的草間淺塘邊濺起層層水花，折射出彩虹般的光芒。他聽見雲雀的鳴叫聲，婉轉揪揪，忽明忽暗。華茲華斯頓時覺得被這種內心的“愉悅”所充斥。他甚至“和孩子一樣開心”。
通常，華茲華斯在贊歎了生之愉悅和偉大之後，便會陷入憂郁的情緒(他稱作“隱隱的悲傷”)。將他急速拖拽進情感驟變的，是對與他同時代大多數詩人們的悲劇結局的沈思。他思忖，“我們這些詩人”，“年輕時總愉悅歡暢，而最終總意氣消沈，愚蠢瘋狂”。
華茲華斯之所以出此言，是因爲他想到了自己的摯友柯勒律治(他沈迷毒海，即便心有萬千才華，也未能完成《忽必烈汗》的寥寥數行)。躍入華茲華斯腦海的，還有托馬斯·查特頓(Thomas Chatterton)和羅伯特·彭斯。他們一個才高八鬥，但年紀輕輕就因僞造罪行敗露而自殺；一個因酗酒而死，讓人不勝希噓。這難道就是等待詩人們的悲怆結局嗎？又或者這是因擁有詩才所要付出的代價。
上述詩歌繼續抛出了一個詩歌界長存的問題。那些最偉大的詩歌究竟是誕生于“愉悅”(華茲華斯詩中所用的“歡暢”，爲了方便與“瘋狂”押韻)和甯靜，還是絕望—甚至是瘋狂的思緒？
要想對上述問題迅速地給出一個簡單明了的答案並非易事。這取決于你如何看待問題。例如，我們這個時代被吟誦最多的詩歌是6億歐盟人口共同吟唱的贊美詩——席勒(Schiller)和貝多芬(Beethoven)的《歡樂頌》(Ode to Joy)。這首贊美詩原以德語寫成，以下是它的英語譯文(顯得十分笨拙)：
O friends, no more these sounds!
Let us sing more cheerful songs,More full of joy!
Joy, bright spark of divinity,Daughter of Elysium,Fire-inspired we tread
Thy sanctuary.
Thy magic power re-unites
All that custom has divided,All men become brothers
Under the sway of thy gentle wings.
我們中不太愉快的一部分人或許會認爲偉大的詩歌並非誕生于高昂的情緒，而是産生在情緒的低谷。相比之下，想想艾略特《荒原》中的主人公。泰瑞西亞斯是生活的旁觀者，將永生卻將永恒地老去。他早已超越了性別的界限(他是雌雄同體的—即同時擁有兩種性別，擁有“幹癟的胸部”)。他已經提前“遭受了一切苦難”。盡管他早已看透了沈悶枯燥的一切事物，卻命中注定要一遍一遍地面對它們。很顯然在艾略特詩歌的主角身上找不到任何愉悅的影子。他是沈悶憂郁的化身，向我們暗示著“這就是生活，面對吧”。又一邊悲憫地欣賞著(正如艾略特在另一首詩中所寫的)“人類無法忍受太多現實悲痛的樣子”。直面生活的本來面目是詩人的職分。
依照著名的精神分析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理論，他認爲偉大的藝術均源自于精神官能症，而精神的“正常狀態”(前提是如果這樣的狀態確實存在)則是無法孕育藝術的。弗洛伊德用牡蛎中粗糙的沙礫最終幻化成珍珠來類比他的理論。這一理念在前半個世紀激發了許多詩人去探尋何謂華茲華斯筆下的“意氣消沈，愚蠢瘋狂”，而非有意遠離這樣的狀態。仍然借用珍珠與牡蛎的類比，詩人們沿著珍珠的層次不斷向下，深入內核那顆孕育珍珠的沙礫。
這些“崩潰狀態的探尋者們”(小說家司各特·菲茨傑拉德將這種狀態稱爲“精神崩潰”)有意違反艾略特制定的所謂詩歌的黃金法則——“藝術家本人越完美，他的內心分裂的狀態則越完全。他的內裏是一個曆經百轉千回的自我和一個善于創造的靈魂”。這位《荒原》的作者還認爲，情感上的超然物外是將詩歌從其他紛繁蕪雜的思緒中剔除出來的濾網。葉芝也表達了與艾略特類似的思想。他認爲詩人應該以面具遮臉，或者藏身于筆下的“人物”(一個虛構的人物)後創作。詩人必須置身事外，或者出于一種拉丁語中所說的“另一個自我”(alter ego)的狀態。詩歌中最常見的錯誤是將敘述者假定爲詩人。同樣，這也是個最易犯的錯誤。
“那些在遭受苦難的詩人們的真實自我”，是二十世紀末期那些堪稱“崩潰的行家”的詩人們力圖在詩中凸顯的主題。這類詩歌中往往沒有人物。羅伯特·洛威爾便是這一新穎而令人激動卻稍顯危險的詩歌領域公認的先鋒人物。他的詩作中極佳的一首叫作“在藍色中醒來”(Waking in the Blue，這是一首晨歌，或“黎明的詩”)，記錄了他[這裏的“他”指的不是泰瑞西亞斯，也不是某個人物，而是羅伯特·特雷爾·斯彭斯·洛威爾四世(Robert Traill Spence Lowell IV)]在新英格蘭一間精神病院的封閉院子中的清晨時光。詩的開篇講述了一位男性夜班護士(之所以需要男性護理員，是因爲有些病人十分暴力)的故事。他是一名學生，正以最爲傳統的美國方式攻讀大學。此時，他正一邊閱讀一本教科書，一邊完成下班前的查房。盡管他蹑手蹑腳，可洛威爾依然醒著，透過“蔚藍色的窗”，看見了一天的開始。
這扇沒有窗簾的窗戶裝有藍色的玻璃以阻擋陽光。此外，這層玻璃還被加固，以防止病人打破它而用碎玻璃傷害自己。這位波士頓大學的本科生困倦地閱讀著I·A·理查茲(I. A. Richards)的作品。理查茲是一位評論家，與艾略特一樣倡導詩歌中艱苦的超然物外。他沿著病房輕手輕腳地走，以免吵醒病人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服了藥。洛威爾在衆人安睡的時候不安地醒來，環顧四周同一病房的病友。詩歌總結道，“我們都是老輩的人，手中緊握著一把被鎖住的剃刀。”這把刀之所以被鎖，是因爲人們覺得他們會用剃刀自殺。
洛威爾的另一首詩題目更爲簡單，就叫作《男人與妻子》(Man and Wife)。洛威爾時髦英俊、活躍而不安分。他一生經曆了三段婚姻，均以離婚潦草收場。詩歌開篇講述了一對夫妻因“服用了眠爾通”(一種安眠藥)而在清晨依舊酣然地躺在床上。“升起的太陽”(rising sun，這是另一首晨歌)用晨間燦爛的紅色陽光包裹著他們。眠爾通是一種藥力很強的鎮靜劑。在我們看來，這並非一對愉悅的夫妻，享受彼此的整夜陪伴；而是徘徊在瀕臨分開的痛苦邊緣的男女。陽光的紅色在這裏代表著憤怒、暴力和恨意。此時此刻，唯有藥力將他們聯系在一起。
洛威爾在波士頓大學講授創意寫作。這是一門鼓舞人心、予人靈感的課程(他的學生晚上來參加此課程)。他最得意的門生之一是詩人西爾維娅·普拉斯。她的詩歌，尤其是她在經曆了與丈夫分別的精神創傷後及其自殺前的幾周所創作的那些卓越的詩作將洛威爾有關“人生研究”的觀點發揮到了極致，甚至超越了洛威爾本人。尤其是西爾維娅在去世前幾周所寫的《拉撒路夫人》(Lady Lazarus)，極具代表性。詩歌是如此開篇的：
我再次這麽做了，每十年重複一次，我如此完成——
詩中所做的事便是自殺。在《聖經》中，拉撒路是被耶稣基督從死亡中救活的人。普拉斯于30歲時寫就了這首詩歌，並曾經三次企圖自殺，終于在第4次的時候成功了。因此，與其說這首詩是對洛威爾“生命研究”的傳承，毋甯說是一首“死亡研究”的作品。它在普拉斯死後出版，讀起來更是讓人不寒而栗。
普拉斯是美國人，卻在與英國詩人泰德·休斯結婚後長居英國寫作。因此，兩個國家都聲稱她是本國人。從丁尼生到哈代，他們秉承的英式傳統中彌漫著濃濃的憂郁愁思。這樣的情緒較之于洛威爾和普拉斯詩中的極端陰郁(華茲華斯所說的“瘋狂”)稍顯緩和，更傾向于華茲華斯所說的“意氣消沈”。放眼現代詩人，菲利普·拉金是公認的表現沮喪情緒的桂冠者。拉金極具英倫腔調。[誰還能像拉金在自己著名詩歌《去教堂》(Church Going)中所描寫的，以近乎尴尬的崇敬之心“脫帽”進入聖殿？]
拉金的英式憂郁在其詩歌《多克里與兒子》(Dockery and Son)中得以充分表達。這首詩的背後還有一個故事。拉金在人到中年時返回了曾經就讀的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並得知自己的同輩多克裏的兒子此時正在這裏就讀。拉金終生未婚也並無子女。他曾淒涼地說，未婚未育意味著生命未“增值”反“被稀釋”。詩歌以一種對生命之無意義的極壯麗的陰郁沈思結尾：初識生命時它令人厭倦，繼而它讓人感到恐懼，因爲你無論怎麽做，生命都終將逝去。待生命走到盡頭，你也不知道來世上這一遭究竟意義何在。
讓我們姑且將拉金詩中所表達的情緒稱作拉金的“崩潰”。這是一種特點鮮明的拉金式的出人意表和變化重重。在去世前很久的時候，拉金就停止了一切詩歌創作。對于仰慕拉金詩才的數百萬讀者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損失。當被問及爲何做此決定時，拉金回答說：“並非我放棄了詩歌，而是詩歌放棄了我。”他的行爲是一種創造精神的自裁。
讓我們仍將目光移回華茲華斯。在本章開頭列舉的那首詩的結尾，華茲華斯總結說，詩人真正最需要的是“韌性”。他將這一概念解釋爲“決心和獨立”(也正是詩歌的標題)。憑著這樣的信念，在英美詩界，仍然有一股“任爾風吹雨打，我自巋然不動”的韌勁。這股力量看起來狂放傲慢，卻強大堅毅。同樣，也一直有這樣的一群詩人，盡管他們胸中了然這世上種種不堪境遇，卻依然不肯讓步于生活。正如狄蘭·托馬斯所言，他們不願“在夜晚安詳地睡去”，而是寸土必爭。
在衆多現代派詩人中，約克郡人泰德·休斯堪稱最堅毅的。他坦承“最深邃的詩歌精神在于詩人心底疼痛的呐喊”。然而，他卻並不認爲那聲響應該是投降、默許或者對疼痛的沈湎與自憐。這樣的哲學思想在其詩集《烏鴉》(Crow)中有著生動的表達。烏鴉的形象本不可愛(泰德·休斯所選取的意象不像濟慈、雪萊、哈代和華茲華斯一樣，選擇的是雲雀、畫眉和夜莺這樣惹人憐愛的鳥類)，且在英國人看來與禿鹫類似。它們以腐敗變質之物爲生，但卻展現了一種不屈不撓的活力和攻擊性(在英國，烏鴉總是在雷鳴的高速路邊的垃圾中覓食)。由此可見，烏鴉獲得生存機會遠比雲雀要困難。
當我們探討“痛苦的呐喊”以及如何將其運用到詩歌中時，其他詩人的例子亦可以爲我們所用。例如，約翰·貝里曼和安妮·塞克斯頓，他們分別是洛威爾的朋友和門生。他們都以自殺終結了自己的生命，且在詩中都曾暗示了這一行爲。又或者托姆·岡恩，他受休斯影響頗深。他的一首作品開篇對“曆史上所有的堅韌者”致謝，從亞曆山大大帝到“不與斯蒂芬·斯彭德玩耍的粗野孩子”。顯然，托姆的這首詩中有對詩人前輩斯彭德詩歌的明顯化用。他的詩是這樣開始的：“父母不讓我接觸那些粗野的孩子”。然而人們則認爲岡恩的詩歌整體來看是對逆來順受和菲利普·拉金作品中所表達的失敗精神的抵抗。另一方面，在拉金眼裏，休斯和岡恩是好自誇而健談的，他們自封爲“關鍵人物”。他在一些私人信件和談話中也曾表達對休斯和岡恩的輕蔑態度。他稱休斯爲“笨重得難以置信的人”。
作者：約翰?薩瑟蘭(John Sutherland)，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現代英語文學系諾思克利夫勳爵名譽教授，曾教授各階段學生課程。近期著有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的《小說家們：小說的294段生命史》。
題圖：Office in a Small City，Edward Hopper 繪
書名：《耶魯文學小曆史》
作者：[英]約翰·薩瑟蘭
譯者：王君
出版發行：中信出版社
《耶魯文學小曆史》由耶魯大學權威出版，全書共分40章，附精美木刻版畫插圖。約翰·薩瑟蘭用一種獨有的、讓人無法抗拒的方式介紹偉大的文學經典，並使他的指引輕松活發而又極富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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