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人並非一項職業或是一個口號 | 達爾維什
2016/5/6 今天文学
▎“杏花怎麼會在我的語言裡閃亮？”
——達爾維什與他的詩意祖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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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期望不高的心臟手術獲得成功，這促成了詩人的再一次蛻變。在詩人看來，現實中的巴勒斯坦與詩人理想的巴勒斯坦相距甚遠，奧斯陸協定的簽署令詩人失望透頂。即使1995年回到了拉姆安拉，他挫敗和失落的苦痛感依然沒有減輕，依然感慨“巴勒斯坦遠得沒有邊”，“回到祖國的流亡，與離開祖國的流亡沒有區別”。同時，詩人開始更為關注詩歌的變革和創新，關注對個體的審視，並深入思考身份、命運、人性、生死等永恆的命題，致力於創作具有豐富美學內涵的詩歌。他暮年的作品意象越發純美雋永，少了些恢弘的傳奇色彩，多了些溫婉的傷感，冥思後的徹悟，乃至狡黠的諷刺。同時，這些詩作又體現出對人的回歸。詩人更加關注有血有肉的個體命運、人性本質，側重表現生活細節之美，探索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呼喚自由、理解、愛與希望。在詩人看來，巴勒斯坦人民不能徘徊在漫無邊際的悲情裡，而應該反思歷史、正視現實、自強不息：
我們就是我們，我們不問，/我們是誰，我們仍舊在這裡/縫補永恆的衣衫/我們有半份生命/我們有半份死亡/有一些永生的計畫……和一個身份/我們是愛國者，就像橄欖樹/可我們已厭倦愛國歌曲的水下/水仙花的模樣
——《在這裡》
在巴勒斯坦現代詩歌中，土地與祖國，流亡與抵抗，始終是詩人們創作的焦點與核心。同樣，達爾維什在各個階段的創作主題也具有統一性，照他本人的說法，就是“斷裂而具有延續性”。儘管詩人寫愛情、寫個體的存在與焦慮，期待“斷層式的冒險”，嘗試適度剝離傳統，但所有這些體驗註定背負上喪國與流亡的枷鎖。巴勒斯坦被占60多年以來，儘管阿以雙方為領土之爭捲入多場戰爭，歷經血雨腥風，但至今也未建立一個真正的巴勒斯坦國家實體。失去了現實中的祖國，詩人唯有將他的理想寄託於語言，他的詩意祖國也經歷了數度昇華。一開始，祖國意味著被佔領後的苦難，詩人是苦難的見證者，是被占故土的招魂者，“我的祖國是一杆晾衣繩/晾著一塊塊流血的絹帕”。他時而義正辭嚴，時而娓娓哀訴：
我見到你，在山洞口，在岩洞裡/掛在晾衣繩上的，是你孤兒的衣裳/我見到你，在爐火裡……在太陽的血裡/我見到你，在孤苦伶仃、苦難重重的歌裡!/我見到你，滲透了大海和沙灘的鹽粒/你美得宛若大地……宛若兒童……/宛若茉莉……
——《巴勒斯坦的情人》
當祖國已成故土，流亡在所難免，祖國就化為記憶。家鄉所有的自然景物，如碎片般被聚集組合，書寫成詩人憑弔回憶的史詩。詩人力圖將一切自然景物化為詩中的意象：長滿松柏、楝樹、櫟樹、桑樹的山林，仙人掌叢生的荒野，盛產橄欖、無花果、柑橘、葡萄等作物的土地，遍佈茉莉、丁香、玫瑰等花木的家園，村民賴以生存的水井，牛羊駿馬、麻雀鴿子、野狼走獸……但是，與其他國家追憶家鄉景物的詩人不同，在達爾維什的詩中，自然景物成為巴勒斯坦人民罹受苦難的載體，是與人民同悲同苦的盟友：被連根拔起的橄欖樹，著火的森林，隕落的星辰，爆炸的李子，如鮮血般汩汩流淌的銀蓮花，慘死在加利利的鳥兒，被撕裂的山巒，被遺棄的駿馬，看似自由實則沒有家園、無根無蒂、四處飄散的風……大自然與詩人和他的人民一樣是戰爭的犧牲品，也由此合為一體化作抵禦外敵的武器，然而這武器在敵人的長槍大炮面前又可憐得不堪一擊：
我把泥土稱作靈魂的延伸/我把雙手稱作傷痕的月臺/我把石子稱作翅膀/我把飛鳥稱作杏子和無花果/我把肋骨稱作樹木/我從胸膛的無花果樹抽出一縷枝條/像石塊一樣投擲/去摧毀入侵者的坦克
——《大地之詩》
除了與土地合為一體，達爾維什的祖國還被賦予了女性化的色彩，但又超越了傳統的“祖國母親”情懷，衍生出新的身份與角色：祖國是“我”的情人，是“我”的女主人，是擁有當地女子的形體容貌與思維心智特質、可與“我”互訴衷腸甚至肌膚相親的宿命夥伴。對於土地被占、流亡他鄉的巴勒斯坦人民而言，和平年代那卿卿我我的愛情幾乎成了奢侈，愛情遠不只是個人之愛、情欲之愛，而已成為國家、土地、民族的象徵，個人之愛與民族的生死存亡已然融為一體。達爾維什的詩篇經常提到一位名叫“麗塔”的女子——這是一個猶太姑娘的名字，據傳是詩人的初戀對象。在達爾維什的詩中，“麗塔”從未有明確所指：“在麗塔和我的眼睛之間/有一杆槍”；“愛我吧，麗塔!我在雅典的死亡/一如讓囚徒的思念死去的/茉莉花香”；“麗塔，我是不斷變大的墓碑/枷鎖在我的體膚上/刻下祖國的形狀”；“麗塔，我愛你。睡吧我將離去/像剛烈的鳥一樣沒有理由地離去/像孱弱的風一樣沒有理由地離去”……在詩人筆下，詩意的“麗塔”已成為一種象徵：她是給予詩人溫存慰藉的情人，記錄了一段巴以戀人淪為戰爭犧牲品的悲劇；她是“每天清晨為我準備咖啡和麵包”的母親；更是為詩人愛戀卻又被迫離她遠去的、瀕死的祖國情人。
常年在多個流亡地之間輾轉，詩人不遺餘力地申訴巴勒斯坦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權：“我們熱愛生活，如果有可以活下去的辦法”，“在這塊土地上，有配得上生命的事物”……當流亡的現實難以改變，復國的願望愈發飄渺，詩人和廣大巴勒斯坦民眾一樣，深切體會到油然而生的挫敗感。除了政治、社會權利訴求無門，民族身份缺席、文化認同缺失，也成為現代巴勒斯坦人面臨的精神危機，是本已傷痕累累的祖國身軀上一個不斷被撕裂的重創，如詩人在《我們的祖國有著……》一詩中所寫。
在令人窒息的現實壓力下，超越身份、創造一個語言中的詩意祖國，在詩人看來，不啻一種緩解精神危機的途徑，也是民族群體走向新的精神復活的途徑。達爾維什的詩意祖國是怎樣的一種存在？2005年出版的詩集《宛若杏花或更遠》中的《為了形容杏花》一詩可謂對其進行了典型描述。
詩中所寫令人聯想到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作家加繆在隨筆《杏樹林》中描述的杏花：“我住在阿爾及爾的時候，等待冬天的過去，總是非常耐心。因為我知道某一個夜晚，僅僅一個清冷的夜晚，康素爾山谷中的杏樹林就會覆蓋上雪白的杏花。一覺醒來，我就看到這片柔弱的白雪經受著海邊狂風暴雨的肆虐。然而，年復一年，它都在堅持，準備著果實。”加繆的杏花代表了個體精神的救贖與取捨，達爾維什的杏花則象徵了民族精神的堅忍與持守。
潔白的杏花綻放出聖潔，卻又顯得那麼嬌柔孱弱，仿佛不堪一擊。但此種花木恰恰極度耐寒，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可以在地中海岸抵抗猛烈的海風，甚至迎著風暴，“一天風露，杏花如雪”，具有“置於死地而後生”的不屈。因此，在達爾維什的詩歌裡，平凡的杏花被詩人尊崇為象徵國家和民族精神的國花。杏花暗含“空靈的詩意”，是詩人的精神指引，它輕盈得連文字也難以承載，美得閃亮卻又稍縱即逝，恰恰又是巴勒斯坦問題希望與失望並存、甚至失望大於希望的寫照，承載了詩人諸多的無奈與挫敗感。《宛若杏花或更遠》這部詩集令部分讀者感到困惑，也讓詩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指責和抨擊，許多評論家和民眾指責他放棄了“抵抗詩歌”，放棄了巴勒斯坦事業，從抵抗轉變為妥協。但達爾維什表示：“巴勒斯坦人並非一項職業或是一個口號，他首先是一個人類存在，他熱愛生活，摘折杏花，在初秋雨落時感到寒戰，他回應身體的自然欲望、而不是別的指令去愛……這意味著，長期的佔領並沒有抹殺我們的人類天性，沒有征服我們的語言和情感，我們的情感沒有如敵人所願枯竭於封鎖之下。”對人性之美的謳歌，對人的情感和尊嚴的抒寫，在詩人暮年的幾部詩集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巴以衝突的話題令世人矚目，也讓達爾維什擔負起“民族代言人”的盛名。盛名之下，詩人卻無奈地表示：“我的公共形象大於我的焦慮”，“阿拉伯讀者們在其中找到一種被誇大的詩歌慰藉”。有人或許認為，達爾維什的詩壇聲譽是沾了話題和時代的光，這未免有失偏頗。詩人的能力恰恰在於將單個個體的話題、單個民族的訴求在世界範圍內、在人的人道本性裡喚起一種深刻的認同，這種認同靠的不是消費苦難和渲染悲情，而是回歸個體的真情傾訴。達爾維什表現出對詩歌力量的堅定信仰，他相信，文化與語言必定具有比武器更為強大的力量；他相信，在詩的世界裡，“土地，像語言一樣，可被繼承”。達爾維什在四十餘載的創作生涯裡，構建了一個如杏花般聖潔閃亮的詩意祖國，這是他為巴勒斯坦土地留下的重要文化遺產和精神財富。這，比政治鬥爭更具美學價值和人文意義，其影響也必定更加廣泛和深遠。(完)
作者：唐珺，任教于北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語系，為“香港國際詩歌之夜2015”阿拉伯語譯者之一。
題圖：Portrait of painter viktor mikhailovich vasnetsov study for the picture sadko in the underwater，Ilya Repin 繪
■ 選自《當代國際詩壇⑦》，作家出版社。
書名：《當代國際詩壇⑦》
主編：唐曉渡、西川
出版發行：作家出版社
本書是唐曉渡、西川主編的《當代國際詩壇》之第七本，主要內容包括：達爾維什詩選，加拿大當代英語詩歌六家，瑪麗安?摩爾詩十四首，霍朗詩選等。已出六期及一本“中日對話特輯”均獲得了國內詩歌界和有關讀者的高度評價和認同，在國外漢學界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 《當代國際詩壇⑦》于淘寶店鋪“時刻創品”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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