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那一槍,我什麼壞事也沒幹過
2016/5/14 今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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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吧,也就是在玉米地裏鋤草。鋤着鋤着,來了一陣涼風,舒服。她倒是看了看天,又說筋骨隱隱的疼,說看樣子要下雨,問我是不是趁雨沒下下來,趕緊回家把化肥扛來撒了?我就說她了,你吃的不多管的倒不少,你真以為你自己是天氣預報?

     ——曹寇《金鏈漢子之歌》,刊登於《今天》2015年冬季號 總第111期

     ▎金鏈漢子之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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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讀了中專,畢業工作,當了城裏人後,王勇和張家兄弟也漸漸地沒了交往。逢年過節回村遇見,也就是站在村道上寒暄兩句,遞根煙給對方夾在耳廓上罷了。張家兄弟也不太看得上王勇。對於張明來說,王勇是“考出去的”,自己僅僅是初中畢業後和李健合夥承包魚塘的,越到後來,越話不投機,完全不在一個頻道上。而且就他所知,王勇在工廠上班每個月所掙的那點死工資,沒有一點讓他羡慕的地方。而在張亮那裏,他堅決反對把自己列為“四人幫”成員,剔除自己後,他自作主張地在心裏將王勇、李健和哥哥張明定論為“三家村”。三家村才是同齡人,他只是其中一位的弟弟,作為一名兒童,被哥哥帶着玩,這本來就是人之常情。他可以拍着胸脯毫無愧色地說,除了那一槍,我什麼壞事也沒幹過。這倒也是事實。比如三家村偷東西的時候,他僅僅是個所謂望風的。就說那一槍吧,三家村認為當時的畫面值得深究,他卻覺得醜陋不堪,簡直是奇恥大辱。否則,他怎麼會開那一槍呢?等到他也漸漸意識到那個畫面確實值得深究時,才意識到那一槍早已就宣告了四人幫的解體。他們再也沒有四個人一起玩過。

     張亮是真正的好學生,尤其是四人幫解體不久他和哥哥張明幹了一架後,他幾乎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學習中。那場架的起因是每天早上張亮的碗裏有一個荷包蛋,而張明的碗裏沒有。這無疑是他們媽媽偏心的體現。張明就質問媽媽何以如此?他媽媽居然還說了兩點道理。媽媽說,你現在又不念書了,而且你也不是念書的料子。你弟弟是塊料子,而且還小,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另外,家裏窮,還要攢錢給你們蓋大瓦房,雞蛋對我們家來說,完全是以賣為主以吃為輔啊。再給你吃蛋的話,家裏那幾隻雞恐怕也生不及啊。張明冷笑道,那為什麼我念書我長身體的時候你不給我煮蛋?這讓他媽媽無言以對,只好操起掃帚做出要打的樣子。媽媽的理屈詞窮後來簡直讓張明找到了自己在村人口中被譽為“大豬屎”(就是駡他腦子不好使)的原因,那就是他媽媽沒給他煮蛋。如果給我也每天煮一個蛋,他向村人揚言道,我現在可能都上北京大學了呢,說不定還留學美國了呢。所以這天早上,張明起得比弟弟還早,然後趁着媽媽不在,將張亮那碗底下壓有一個荷包蛋的稀飯一飲而盡。張亮多聰明,一撥碗,發現沒有荷包蛋就知道是張明幹的,所以兄弟二人發生了口角,繼而升級為打鬥。好學生張亮當然不是張明的對手,不一會兒他就被哥哥一拳打中了鼻樑,鼻血也瞬間染紅了自己的襯衣。他們的爸爸及時趕來阻止了兄弟相殘。讓張亮無法諒解的倒不是哥哥故意打他的眼鏡,而是他爸爸的一番話。當然,爸爸確實狠狠教訓了張明一頓,這因為習以為常,就不說了。關鍵他還對張亮表示了不以為然,並使用一連串反問句直指兒子的軟肋:不就一個雞蛋嗎?誰吃不是吃?就你能吃?

     張亮的成績由此更上了一個台階,他沒有報考中專,而是被葫蘆鄉高等中學錄取,將來考大學。他爸爸認為這很不明智。像王勇那樣考上中專就行了,轉了戶口,國家也包分配,讀高中之後還得另讀四年大學,也就是要比王勇遲拿四年工資。另外,高考,你他媽能不能考得上呢這還是個問題。他爸爸算得很清楚,家裏剛剛蓋了瓦房,欠了一屁股債,簡直比以前更窮了。就算你考上了大學,一反一復,高中三年加大學四年,老子還要供你七年,這錢從哪裏來。好吧,就算能供得起你,你大學畢業了,知識份子了,出息了,也終於有了掙倆小錢的時候了,可是,到那時候老子吃也吃不動,喝也喝不動,你說我供你養你到底有個屌用?當然,爸爸這番話也就是說說。張亮也不會當真。尤其讓張亮欣慰的是,媽媽總算是支持他繼續念書的。

     可惜這份支持最終也沒落到實處,在張亮高一下半學期,他媽媽就死了。人們至今也沒弄清楚張亮媽媽是怎麼死的。當時在場的也就張亮爸爸一人。事後他是這麼跟人說的:我們吧,也就是在玉米地裏鋤草。鋤着鋤着,來了一陣涼風,舒服。她倒是看了看天,又說筋骨隱隱的疼,說看樣子要下雨,問我是不是趁雨沒下下來,趕緊回家把化肥扛來撒了?我就說她了,你吃的不多管的倒不少,你真以為你自己是天氣預報?她瞪了我一眼,然後就連鋤頭帶人,一頭紮在玉米地裏。我跑過去抱住她問她怎麼搞的,她也沒說,然後伸手在地上亂抓亂摸。她說,咦,我的手巾把子呢。我說你還管什麼手巾把子嘛,我背你回家吧。她不答應,叫我去找手巾把子。我也以為她沒多大事,就去幫她找她的手巾把子。手巾把子,我們不都是紮在手腕子上或者披在頭上的(如果出大太陽的話)嗎,平時她也是,但奇了怪了,那天沒有。而且她的手巾把子是紅的,就像你這衣裳的顏色,上面還印着兩朵黃色的牡丹。為什麼我記得這麼清楚,當然是我後來費了好大的勁找到了,當我拿着她的毛巾把子來到她身邊時,她就這麼躺在那裏死了,而且已經硬了,所以記得格外清楚。我要說的是,她的毛巾把子就算擦汗擦手很髒,但在玉米地裏應該很好找的,但我足足找了十幾分鐘才在灌溉渠那邊一棵柳樹上找到。對,就掛在柳樹上,而且掛得很高。連我都夠不着,需要爬到樹上才能拿到,更不要說她了。不是我,也不是她把毛巾把子放上去的,這肯定。另外就是都快夏天了,十幾分鐘她身子就硬了,這我也搞不清楚。

     你別嚇我,多年以後張亮的女朋友聽了他複述他爸爸的話後說,你的意思是這裏面有鬼?不是鬼,張亮說,我也一直不明白,首先我媽平時也沒病,不像李健爸爸李老師,癌症,沒死之前就知道他活不長了。當然,我媽說不定也有病,只是農民那時候也不會好好的想着去體檢,可能已經得了什麼絕症,那天在地裏發作了。我外婆那時候還沒死,她說的也有道理,她說你媽媽是苦死的累死的。好好好,說毛巾把子。我覺得毛巾把子不在田裏而在柳樹上可能是個預兆,據說人死都有個預兆。十幾分鐘就硬了這事我覺得是我爸爸搞錯了,這不科學。難道是我媽在她死之前就已經死了?

     喪母這事不提也罷。在整個高中階段,還有一件困擾張亮的事就是女同學沈靜。事實上張亮升入高中後很長一段時間,並沒有注意到這位女同學。她皮膚略黑,說話很少,因為過於苗條以及頭髮很短,張亮甚至都沒有把她視為異性。他只是知道有這麼個女同學,知道她坐在第二排左邊靠窗位置而已。週末的時候,他們會從學校回一趟家。沈靜顯然不是塘村人,他們也並不一路。騎車出校門左拐三百米就是一座橋。他們頂多共同騎三百米,就在橋頭分道揚鑣了。就是在那座橋上,張亮看到了李健。後者向沈靜一笑,沈靜不予理睬,繞開他繼續騎自己的自行車。李健有的時候會發動摩托緩速跟隨,有的時候也只是目送沈靜走遠,這才離開。當然,在那座橋上,一年四季都有一些地痞流氓,他們或坐或騎在橋欄桿上,向路過的葫蘆鄉高級中學的漂亮女生們吹口哨。但這些口哨沒有一個是針對沈靜的。其時李健業已名噪葫蘆鄉,他完全不屑於吹口哨,他只是像一位好友那樣衝冷若冰霜的沈靜點頭微笑,僅此而已。張亮不知道李健是什麼時候認識沈靜的,他只知道幾乎每個週末李健都會準時出現在橋頭。

     有一天李健來到了張家。張亮認為他是找張明,結果他說是找自己。李健說話的方式讓時為高中生的張亮感到震驚。他說,你們班是不是有個叫沈靜的女同學,非常漂亮,我很喜歡,想將來娶她做老婆。然後問張亮能不能幫他看着沈靜,如果有人對沈靜存在任何不尊重的地方,就告訴他。張亮沒有道理不答應。而事實上,幾乎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可一世的教師以及沈靜的父母)都知道那個叫李健的狠角色看上了沈靜,所以不存在任何人冒犯這個沉默寡言的姑娘。在當年的葫蘆鄉,如果說有什麼人能夠傷害沈靜的話,大概只有她自己。

     因此,張亮這才開始特別留意自己這位女同學。她確實很漂亮,有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不輕易笑,但笑起來嘴有點歪斜,竟然特別好看。夏天的時候,沈靜會用手帕給自己扇風,很少使用課本,她的課本永遠齊整而乾淨。冬天,沈靜在其他女同學的齊聲數數下無窮無盡地踢毽子也是校園一景。僅限於此,張亮和沈靜也沒有交往。他和她異於常人的接觸就是張亮不時轉交李健送給她的禮物。剛開始,她並不接受,張亮只好往她桌上一放聽任她扔掉或送人。後來她可能是習慣了,偶爾還會衝張亮一笑。張亮記得一個冬天,當他和其他同學課後靠在教室外面的牆上曬太陽時,沈靜則像往常一樣在他們的面前踢毽子。冬日清晨的陽光自東南方向斜射而來,沈靜的影子也便時而覆蓋住張亮,時而離他而去。

     不過,這一記憶似乎又並不確切。因為張亮記得每個週末自己在橋頭和沈靜分道揚鑣之後,回來的一路總是要軋着村民們曬在路面上的黃豆秸稈。曬黃豆秸稈也只有秋天那麼幾天,在秋天沈靜應該不會踢毽子。張亮確切地記得那些被曬乾當柴燒的黃豆秸稈上多少還殘存着一些豆莢,暴曬和車胎的擠壓使這些豆莢爆裂,一路上都有乾硬的豆子劈裏啪啦打中他的腳踝,不疼,但癢。

     張亮考上了大學,畢業,工作,貸款買房,自此和王勇一樣也算是擺脫了葫蘆鄉的生活。和王勇的區別是,他已經三十好幾了,仍然未婚。未婚使他和家庭的關係更僵。每次回鄉,鄉鄰們就此事指指戳戳就不提了,張亮也不會在意。他很多年前就認定自己和這些鄉親不會存在任何關係。但父親和哥哥不可能是沒有關係的人,他必須忍受來自親人的嘮叨。有的時候,他一點不覺得這種嘮叨是父兄對自己的關心,而是一種來自親人的蓄意羞辱。哥哥張明早已結婚,侄子都小學畢業了。從他最初和李健承包魚塘以來,他在葫蘆鄉混得不錯,現在是葫蘆鄉一位到哪兒都腋夾皮包的架橋修路的包工頭,專門和政府做生意,腦滿腸肥,出入於樓堂館所,與葫蘆鄉有頭有臉的人稱兄道弟,一道黃燦燦的金鏈子在他粗短的脖子上熠熠生輝,乃至沒有人還記得他“大豬屎”的諢號,這使他很自然地長出了一副家長的嘴臉。確實,張家已然不窮,洗刷了張家世代貧寒的恥辱。而這主要靠哥哥張明。如果說張亮對張家有什麼貢獻的話,那僅僅是他曾經是個大學生,這是張家有史以來人丁中的最高學歷。父親作為另一個家長,面目似乎更加可憎。多年以來,父親一方面自己跟村裏的一些來路不明的婦女勾勾搭搭,另一方面卻總在飯桌上把張亮死去的媽媽抬出來說事。這使張亮不由地會掐指計算從媽媽入殮至今這些年裏的物理變化,沒錯,媽媽早已腐爛,抬上桌也僅僅是一具骨架而已。在父親的口中,媽媽似乎早已意識到自己最疼愛的小兒子在結婚上將是一個頭疼的事,而催促小兒子趁早把婚結了是她留在世上最大的遺囑,遺囑捍衛者不是別人,恰恰是死者不守貞潔的丈夫。在張亮看來,父親既享受了喪妻帶來的自由,也佔據了喪妻之後在兒子面前的絕對權威。很難說,張亮頻繁地更換女朋友以及從來不把任何女朋友帶回家是對兩位家長的一種報復。在和女朋友做愛的時候,他有時確實幸災樂禍地想到:我爸爸和我哥哥說不定還認為我是童男子呢。

     不過,他的女朋友們顯然不可能個個都那麼輕易地放過他。她們還是會問他“愛不愛我”、“我們會不會結婚”的問題,張亮從來不正面回答此類問題,他要麼沉默,要麼把問題拋給對方:“你說呢?”是,不是,會,不會,無論對方如何說,張亮都會點頭表示同意。另外,就是女朋友們會問他的情史,你以前喜歡過什麼人嗎?你的初戀是誰?對於這個問題,張亮剛開始覺得可笑,硬扛着不予回答。因為在漫長的青春期裏(遵照某種理念,姑且將一個人發育到結婚設定為青春期),張亮實在沒有找到過什麼讓他魂牽夢繞的身影。中學的時候,夏天,他在課堂上經常為英語女教師而勃起。在大學的時候,他有一天躺在宿舍睡覺,宿管阿姨來查房的時候,他也曾對後者肥碩的臀部暗暗表達過淫欲。但這些真的是女朋友們所需要的答案嗎?至於自己的那些女同學,她們除了是別人的女朋友或沒人追求的蠢姑娘,他確實想不起來還有誰了。迫於無奈,他只得給女朋友們講了如下的故事:

     我高中的時候,有一個女同學,長得確實不錯。我很少跟她說話。因為我成績好,她倒是有時會向我請教一些問題。就算我的同桌出去玩了,她也不好意思在我身邊的凳子上坐下。你要知道,那個年頭,男女同學之間還挺封建的。坐在一起就會被人視為“有一腿”。所以她就這麼彎腰趴在我的桌子上看我幫她演算一道題。她的發梢偶爾會鑽進我的脖子。她呼出的氣也會在我額頭吹出一小片濕潤。這種探討學習的方式使我沒有任何機會在別的角度來看她。她撅起的屁股是否讓我激動?她的目光是否並沒有看着紙筆而是盯着我的臉?真的,我確實不知道。我太聚精會神了,我太擅長解題了。她很滿意,然後謝謝,就回了座位。你錯了,我不可能對她有任何想法。她早就被一個地痞流氓盯上了。這個流氓出手很狠,早在初中就因為毆打老師被勒令退學。不過,他也不是你想像中的那種壞蛋,起碼他對她很好。每個週末都會在校門外等她,看看她,或者送她回家。後來就是畢業了,我考上了大學,她卻沒有考上。聽說她哭得很傷心,而且也複讀了,但還是沒考上。再後來,她就到了我們那一所小學當代課老師。而那個流氓還是像以前一樣盯着她,然後他們就結婚了。(待續)

     作者:曹寇,1977年生,自由寫作者,現居南京。出版有小說集《操》、《越來越》、《屋頂長的一棵樹》、《躺下去會舒服點》,長篇小說《十七年表》(原名《薩達姆時期的生活》),隨筆集《生活片》。

     題圖:White Gun Black Gun,Donald Sultan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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