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錢越賺越不夠花｜熱風青年成長營
2016/5/15 今天文学
編者按：《今天》2016年春季號已經面世。收錄楊慶祥、陳梓鈞、夏笳、劉洋、飛氘五位作家的科幻小說專輯、青年實踐評論小輯、細讀與詩評、唐克揚小說集等欄目內容。“今天文學”將陸續與大家分享新刊文章，敬請關注。
▎從「破土」和「熱風」看中國當代青年的思想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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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國出現了破土網刊和熱風青年成長營。雖然我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海外，從未有機會深入參與過以破土和熱風為核心的活動。但對於破土和熱風，我卻漸漸產生出了很多親近感。這種親近首先是情感上的：我的不少師長、同學和老友，都陸續成為了破土的作者和支持者。這讓我覺得破土和熱風雖然遠隔山河大洋，但其實也近得很，無非隔着幾個朋友。除此之外，我對破土和熱風還有一些精神上的呼應。早在十幾年前在北京求學的時候，我也曾經參與了一些和鄉村建設有關的工作，有機會跟隨着從事農村發展的師長走訪了河北、貴州、山西、湖北等地的農村，變成了比較外圍的積極分子。這些經歷讓我對同樣關注鄉建的「熱風青年成長營」產生了一些興趣乃至認同。同時，自從大學期間成為農民工社區的支教老師開始，我就比較關心新工人的議題。特別是在過去的五六年中，我的研究工作和中國城市中的新工人密切相關，這讓我和破土工作室中那些關心底層問題的年輕人，有了不少共鳴。
破土和熱風的參與者以年輕人為主。而它們所吸引的年輕人，對自己的歷史任務，都有着高度的自覺。這一點，在破土網刊的發刊詞對「破土」二字的解釋中，可以管窺一二：「就在當下吧!久睡的地下之身，帶着浴火的青春，破土而出。啊!新生代的猛士，再一次，為了愛與理想——前行。青年人要成長，不是長成流水線上的複製品，不是長成市場中的成功人士，而是成長為對時代有判斷、有擔當的集體，在『小時代』中重新追問大問題。」在這段話中，青年人的主體性被大寫特寫，他們不僅是歷史的產物，他們更爭當歷史的主人，充滿了擔當社會、創造新風氣的勇氣。
然而在現實中，與「青春」、「新生代」、「猛士」這些意象相對的，是當代中國社會中青年人反復體驗到的困頓、憤懣乃至絕望感。這種負面體驗的成因是多層次的。首要的原因當然是中國社會進入90年代後期以來的階層固化和「底層」的形成。大量的「農民工二代」跟隨着父母進城，成為了城市中的新一代底層；相當一部分通過高考進了城的青年無法償還他們父母的期待,成為了「蟻族」。總而言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孩子們越來越難以獲得公平的教育機會和就業機會，他們上升的階梯越來越窄。而在社會的另一端，「富二代」、「星二代」和「官二代」們，正在慢慢將各類資本鑄就成越來越牢固的階級壁壘。然而，貧富分化、階級固化和仇富心理，這些並非中國特有。自從2011年美國爆發「佔領華爾街」的浪潮開始，人們就注意到，百分之九十九的群眾針對那百分之一經濟精英的憤怒，是全球現象。湯姆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近來紅極一時的《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論》中，就把當代的資本主義命名為「世襲資本主義」。可以說，極端的貧富分化、階級固化和仇富心理，是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的特色。①在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土地政策、教育政策等等又和上述全球資本運作體系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塑造了中國青年既普遍而又特殊的體驗。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們的貧困感並非僅僅是來自貧困。即使在享受了改革紅利的中產階級的群體中，也經常充斥着「錢越賺越不夠花」的悖論。一方面，財富持續積累，而另一方面，財富積累製造了人們過高的消費期待，使得很多城市人也持續生活在財富不夠或失去財富的恐懼中。這種「貧困感的興起」，②同樣是一個全球現象。在美國，如今的青年人的房屋擁有率已經遠不如他們的父母輩，中產階級的下滑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顯得愈發明顯。這些都使歐美有產階級喪失了對財富和未來的安全感。在經濟高速增的中國，中產們的「不足感」和「貧困感」和歐美相比，甚至顯得更加深入和普遍。「小資」和「中產」也背負着房貸，發現他們在養房子、養孩子和養父母的多重負擔下，越積累，越恐慌，越感到不足。應該說，經濟迅速發展下的「貧困感」的彌漫，也是當代青年們精神困頓的另一個原因。
2013年，《今天》雜誌上曾經刊登了楊慶祥名為《80後，怎麼辦？》的文章。這篇長文之前曾在「天涯」發表，之後又增加了訪談，於2015年成書出版。在文章中，楊慶祥從自己的生活體驗出發，抽絲剝繭，提出了「80後」這個代際問題，並且用了很長的篇幅將其理論化。他談及了「80後」內部的多個群體的困頓體驗，包括來自農村的大學畢業生的迷惘、年輕知識分子在生活上的困頓、第二代農民工子女在城鄉之間的掙扎、小資青年的貧困感、等等。③楊慶祥的文章有很多面向社會現實的討論，但與其說他旨在探索出答案，不如說是意欲提出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80後，怎麼辦？》的提問方式和八十年代潘曉們提出的「人生的路啊為什麼越走越窄」有着內在的連貫性。1980年，發行量超過200萬的《中國青年》刊登了署名為「潘曉」的一封長信，並引發了超過六萬人參與的著名的文化事件「潘曉討論」。如果說，「潘曉討論」折射出了八十年代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青年們普遍的精神困境，那麼，楊慶祥則是沿着這個歷史脈絡，讓我們看到，在潘曉們的子女一輩身上，問題仍在繼續乃至深化。潘曉們的問題的出發點是個人主義的，是從人生觀入手的討論。而「80後」的問題則超越了個人精神和人生觀的層面，更多的帶有集體主義的性質。面對充滿變數但是又愈發牢固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潘曉們的孩子們，雖然經歷中國奇迹般的物質上的豐富和經濟上的飛躍，卻並沒有擺脫掉無意義感和賀照田意義上的「歷史虛無主義」，④反而更增加了一些不確定感、被剝奪感和貧困感。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破土和熱風的出現顯得有些特立獨行。它們呼喚更多的青年衝破時代的束縛，不僅認識到自身是被時代塑造和束縛的，更要去主動改造社會，創造新的歷史。破土和熱風對於反思性和主體性的召喚，雖然乍一看顯得不合時宜，細想下來卻非常順理成章。過去二三十年，中國的改革持續深化，歷史的走向也貌似沒有了懸念。然而，恰恰是在一個歷史漸漸關閉了其開放性的時刻，才有更多青年人願意思考社會問題並試圖解決它們。也就是在這個歷史時刻，才更需要青年們的力量，去改造和創新。破土和熱風不僅為當代中國的年輕人們提供了思考、討論乃至實踐的空間，也通過青年學者和學生們的反思和實踐，開啓並激活了多個層面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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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工作室和熱風青年成長營可以首先放置在「青年」這一問題域中來理解。然而，他們涉及並激活的思想史領域的許多相互勾聯的問題，已經超越了青年概念和「青年」這一問題域。我這裏想挑揀相對重要的，簡單加以論述。
其一，破土和熱風激活的是歷史與現實的問題。這一點我在前文已經有所涉及。讀者們很容易發現，破土和熱風都啓用了二十世紀初期的重要知識遺產和政治遺產。除了破土的發刊詞呼應了魯迅或二十世紀初期新生代刊物的筆調，「熱風」則明確取意於魯迅先生的一句話：「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這些說明，無論是破土和熱風，都和二十世紀早期的思想解放運動有着一些內在的精神聯繫。正如二十世紀早期的《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一樣，破土和熱風的青年人們也秉承了開創新風氣、改造社會的理想。這種內在精神聯繫的原因很多，除了因為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眾多思潮涌現，思想活躍，依舊是當代重要的智識資源；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處於現代性已經發生而未來又懸而未決的歷史時刻。青年人改造社會、中國和世界的過程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和主體性。破土和熱風對二十世紀早期精神氣質的回歸，帶動了一種朝向不確定性的積極回轉。而這種回轉，也折射出當今中國青年人的令人振奮的一個側面。在全球資本主義塑造的堅固的現實面前，他們試圖重新創造未來的可能性。
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破土和熱風雖然和新文化運動中的青年精神有着契合，它們所依賴的智識資源，卻未必和新文化運動所推崇的重合。以熱風青年成長營乃至當代中國的鄉村建設運動為例，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在內的知識分子的精神遺產都在鄉村建設的不同分支中有了繼承和新生。然而，梁漱溟恰恰是站在二十世紀初期新文化運動的反面，捍衛中國傳統文化的著名學者之一。有趣的是，他在當代成為當代中國反對西方工業化的重要思想資源，也成為青年人改造現實的新的歷史資源。
其二，破土和熱風的發展也把「左與右」的問題，通過網絡媒體，進一步帶到了公共領域。這一點在破土網刊那裏表現得更為明顯。「左與右」的分歧，無論在中國和美國，都是學術界劃分思想和立場的基本政治立場。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學術界曾經發生過一次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論爭。當時的論爭雖然有經濟學、社會學、文學、歷史學等多個學科的學者參與，但是其核心論題卻是一個超學科的政治問題：如何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的遺產。所謂的新左派們大都從肯定中國革命遺產出發，並以此對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有所反思性的批判。而自由派知識分子，則更多的肯定改革開放，對前三十年的革命遺產有更多的保留和批評。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左」與「右」的分歧在中國的公共討論中漸漸淡化，在公共領域和思想領域，也沒有再出現當年那樣的論爭。然而，自從破土工作室誕生之後，在很多場合下，破土網刊都被貼上了「左翼」或「左派」的標簽。這就意味着，不管破土的組織者和參與者是否願意，他們都被置放到了「左」與「右」的關係中去理解，加之破土對於網絡的應用，在一定程度上把學院內的左與右的立場討論，帶到了大眾面前。
然而，如何理解左與右，也隨着時代變遷而有所不同。在當時的左與右的論爭中，改革開放成為了分水嶺，成為了基本的分析範疇和框架。但如今的左與右已經和當年的語境大不相同。如果說，九十年代的所謂新左派和自由派的論爭，其討論的核心是來劃分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並且以此為框架反思中國革命的遺產。那麼，今天面對去分別討論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則顯得有問題。相反，我們看的是，前三十年的基礎奠定了今日中國的經濟振興，恰恰是前三十年的很多社會政策和人口政策，使日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成為可能。簡單來說，舊的問題性本身已經在變形，需要新的考察和反思。在2013年的美國人類學年會上，我遇到朋友吳一慶，他和我的談話也印證了這一點。他剛剛得到美國歷史學界的大獎，得獎的書名叫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邊緣地帶的文化大革命：危機中的中國社會主義》)。他談到自己在九十年代末期就深刻地受到了新左派和自由派論爭的影響。他當時對新左派和自由派的論爭有所不滿，才開始通過梳理改革開放前的社會思想來反思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的關係。在吳一慶看來，他的書就是要和當年的新左派對話，就是想說明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連續性。而在吳一慶的書出版之前，實際上中國的左派已經有了類似的轉變。譬如，在王紹光的論述中，這種轉變表現得就十分明顯。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這樣的歷史分期在他的論述中早已經不復存在，已經開始整體的評價這六十年的中國經驗。在這樣的情况下，破土工作室似乎確立了一種嚴肅而活潑的左翼青年學者和學子的形象，並試圖在新的語境中去考察左和右的問題，並生發了不少新的問題性。
其三，破土和熱風也把中國與世界這一問題域帶到了我們面前。因為在破土和熱風激活的對話中，「歷史」主要是中國的歷史，「左與右」也往往和中國政策密切相關。因此，中國與世界的問題，與上文談過的「歷史與現實問題」、「左與右」的問題往往既獨立又重合。從我的角度看，破土和熱風都非常重視對中國經驗的追尋，關注挖掘中國的歷史經驗。
中國與世界這一問題域的核心是，中國是不是有着特殊性？如果有，中國的特殊道路到底特殊在哪裏？如果沒有，是不是可以說中國已經是一個「正常國家」？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路愛國寫過一篇名為《改革三十年——中國成為「正常的」發展中國家》，通過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得出結論，認為經過改革開放，中國已經越來越類似其他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也和發展中國家類似，這應該成為我們理解當代中國和制定政策的基礎。⑤與此相對，破土和熱風的年輕人，則往往更加樂於強調中國革命經驗和鄉村建設經驗的特殊性。他們似乎有一個心心念念的任務。那就是從中國的歷史和經驗入手，不僅推進中國的社會改造，也能為世界貢獻值得借鑒的中國經驗。以鄉村建設為例，這一運動在二十世紀早期已經在中國農村發揮了影響。之後經過了幾十年的沉寂。對鄉村建設的重新發現，往往攜帶着對於中國經驗的推崇，和對西方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不滿，同時也攜帶着從中國民間尋找出路的希望。
其四，破土工作室和熱風青年成長營的參與者有很多都是高校任教的老師。這就涉及到了一個非常古老但是長期困擾學術界從業者的問題，那就是理論與實踐的問題。馬克思那句「哲學家只是為了解釋世界，但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強調了實踐的重要性。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提出的「有機知識分子」概念，則進一步把知識分子的實踐問題擺在人們眼前。在葛蘭西看來，特定歷史集團都會有自己的知識分子階層，為其爭取文化霸權，這是知識分子內在的有機性。而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和大眾之間應該建立有機的聯繫，要通過參與大眾，建立和擴大自身的影響力，這是知識分子的有機性的更重要的部分。⑥正因為如此，現實不應僅僅是知識生產的源泉，相反，知識的生產者們應該有能力參與到現實的改造中去。破土和熱風，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在當代新的實踐模式。他們的出現也都意味着，在學院裏面的教書育人、寫作思考的知識分子，開始有計劃地和社會發生有機聯繫。
歷史與現實、左與右、中國與世界、理論與實踐，這些問題都相當重要而且複雜。好在，它們也都是開放的問題，召喚持續的探索和討論。破土和熱風都為這些問題的繼續和展開提供了難得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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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和熱風攜帶着二十世紀的幽靈，卻同時也是時代孕育的先鋒。在過去短短的時間裏，它們迅速地成長和壯大，吸引了很多參與者、讀者和支持者。當然，它們也自然會遭遇困難，收穫批評。從我的角度看，破土和熱風要進一步成長，要更加精確有效地參與思想界，並在實踐層面發揮作用，並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而且面臨着不同層面的挑戰。
第一個挑戰來自消費主義時代傳播與消費的悖論。在消費主義席捲各個領域的今天，思想界也不能幸免。各種主義，各種討論、各種思潮乃至各種社會實踐，就好似貨架上琳琅滿目的商品，供人選擇、供人嘗試。雖然思想、思潮不斷被生產、被包裝和被消費，一方面，它們具有了高度的流通性，而另一方面，正因為它們往往被作為「個人選擇」或是「商品」在市面上流通，因此很少能獲得超越上述流通領域的社會影響力。即使是那些吸引大規模注意力的熱點問題和公共事件，往往如同曇花一現，迅速被下一個熱點問題取代。因此難以引發持久的討論和影響力。同時，大眾媒體、自媒體和社交網絡在過去二十年間迅速興起。網絡媒體一方面使得思想的傳播變得輕鬆簡單，一方面也使思想的深度和力度以及公共性受到限制。受眾們往往在指尖的轉發和點讚中，得到了滿足感，就好似通過指尖的轉發和點讚，就已經也參與了社會，表達了意見，造福了民生。然後就可以繼續心滿意足的繼續自己的生活。很多時候，現實生活中的抗爭和團結，事實上並無法通過上述傳播渠道得以完成。上述對於知識的傳播和消費的悖論，一方面使破土網刊迅速獲得了關注，但也限制了它的影響力。
同樣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的新發展要求包括破土和熱風在內的思想者和實踐者有新的想象力和思考能力，這也是認同破土和熱風的青年人所要面對的另一個挑戰。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青年人不同，今天的青年面臨着一個截然不同而愈發複雜的中國。八十年代，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它和美國霸權的關係，也還是一個開放的問題。而在短短的十幾年之後的今天，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勝利正在深刻地形塑中國的階級面貌。除了廉價勞動力市場和房地產市場迅速膨脹和興起，近些年，微信、微商和百度外賣的興起更昭示了資本新的運行方式及其活力。與此同時，城鄉壁壘、單位制度、土地制度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不僅繼續發揮作用，甚至為資本的自由流動提供了便利條件。在這種條件下，如何對當代社會進行批判，就變得非常複雜。以往的「中與西」、「左與右」、「國家與市場」等二元概念框架，很多時候沒辦法作為有效的分析框架。如何對權力和資本進行雙重批判，就成為非常重要的議題。
再譬如，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如何想象勞動也成為了問題。我們過去通常會假設有一種很純粹的勞動，以大工廠裏面的產業工人為代表。但是，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我們慢慢會發現，產業工人的勞動在全球範圍內已經不是「常態」，而變成了一種概念化的假想。「常態」的勞動變成了臨時性的、流動性的、跨地域跨國的的勞動，變成了以種族和性別政治為基礎的後福特主義的勞動。在這種情况下，理解勞動和階級政治，就不能只盯着階級一個維度，而要充分考慮到國別、種族、性別等要素之間的相互決定性，也就是阿爾都塞意義上的intersectionality。在這種條件下，只關心中國、只關心大陸，或是只關心工人，都是不夠的。因為在目前的條件下，對階級的分析，也一定是對家庭、性別、民族等問題的分析。對中國的分析，也應該是對全球資本體系的分析。甚至，越是關心階級問題，就應該越關心邊緣的少數民族的家庭結構和婦女地位。越是對中國有關懷，就越應該對全球資本主義的邏輯好奇，就越應該將分析的地點放在超越中國的複雜語境中。只有這樣，才能避免陷入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乃至保守主義的陷阱。從這個角度看，破土和熱風的參與者們都有必要有意識的超越對中國、漢民族等問題性的過度執着，讓中國左翼的問題能夠真正打開。就好比關心底層問題的青年，也許更可能在香港的菲律賓女性勞工的生活史中找到新的問題和答案，而不一定是在某個工廠大院裏。
第三個挑戰，涉及到全球新秩序，因此恐怕更加難以回應。僅僅在2015年這一年，歐洲難民危機，恐怖襲擊事件遍布全球。這些都說明自由主義為核心的全球共識已經千瘡百孔。以民主和文化多元主義為外衣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已經充分暴露了其虛偽性，而自從冷戰結束以後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全球秩序陷入了重重危機。相應的，極端保守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崛起，成為了反對以西方自由主義為基礎的政治秩序的領頭羊，直入歐洲心臟。極端保守主義的興起不僅僅體現在暴力和恐怖襲擊中，也體現在日常政治中。在波蘭，保守主義的黨派已經成功當權。
在這樣的條件下，西方左翼如何處理極端保守主義的問題，就變得棘手和具有挑戰性。在十九世紀現代性發生的關口，自由主義和左翼都面臨着共同的敵人，那就是極端保守主義。而在今天，左翼的敵人究竟是自由主義，還是保守主義，成為了問題。長期以來，西方左翼知識界對自由主義的虛偽性都保持着批判。保守主義者們顯然反對當下的資本主義秩序。然而，敵人的敵人就真的是朋友嗎？左翼要不要去捍衛現代性的遺產，要不要去捍衛資本主義建立起來的共識。在2015年，包括齊澤克在內的不少西方左翼思想家們都表示要捍衛有關民主、寬容和女性權力等最低限度的共識。資本主義是虛偽和血腥的，然而，它並非最暴力和殘忍。對於中國思想界來說，這個問題則甚至變得更加複雜了一些。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我們可以和西方自由主義有基本共識？中國特殊性是否足夠貢獻出一條另闢蹊徑的發展道路？是否也要警惕保守主義在中國的抬頭？對這些問題的答案見仁見智，卻會帶來不同的政治後果。如何進一步理解和推進這些問題，是破土和熱風所吸引的年輕人要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在2015年11月份的演講中，法國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曾經表達過他的信心。認為當下雖然危機深重，卻可能造就新的「尋求超越全球資本主義的支配，而自身不陷入虛無主義」的主體。⑦那麼，破土和熱風的青年人們是否代表着這樣的主體性？從我的角度看，他們是否能夠應對這些上述挑戰，是回答這個問題的前提和關鍵。
【注】
① Piketty, Thomas.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② 劉雪婷：《恐慌文化及貧困感的興起與克服》，《東方早報》，2012年8月31日。
③ 楊慶祥：《80後，怎麼辦？》，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5年。
④ 賀照田：《從「潘曉討論」看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成因》。
⑤ 路愛國：《改革三十年─中國成為「正常的」發展中國家》。
⑥ 【意】葛蘭西：《獄中札記》，曹雷雨等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⑦ 劉擎：《2015年西方知識界回顧》，《學海》，2016年第一期。
作者：戰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
題圖：Opus 14，Victor Servranckx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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