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怎么了：一个久居香港的北京人的看法（中篇）
2016/6/17 港股那点事
作者按：1993年到香港教书，一呆就是二十几年。香港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这二十几年，加上在1980年代后期在香港大学读研究生的时间，我亲历了港英政府时期、香港的回归，然后看着香港一步步走到“占中”，再到打着“本土”旗号搞港独的团体出现的今天。
近来，香港经济眼见越来越不行，各种指标——包括港人常常引以为豪的“自由经济”竞争力排名，开始下跌。甚至，我们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一些“指标”也在下滑。比如，下了飞机等行李的时间越来越长，各种消费服务越来越贵且质量下降——在一个全新的影院花80元看个新电影《北京遇到了西雅图之不二之恋》，居然断片10分钟(这是我在香港居住这么多年第一次碰到)。
当然，我的这种描述，比起最近见到的常住广深者所撰文章中的香港，已是轻描淡写得多了。在他们看来，香港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形态上已全面落后：经济上，在制造业离开、又没有高科技接力发展的情况下，过度依赖地产和服务业，已经无法有未来；政治上，因为被西方长期洗脑，无法真正实施一国两制，更无法与内地融合；民众眼看着被赶超，仍然孤芳自赏，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结论是：回头是岸，与深圳联手发展一个港深大都市，才是有想象力的明天。
我以为，他们的确代表了不少深圳甚至内地很多人对香港的看法或印象，就是：香港被深圳超过指日可待(就是这个词所内含的心态)；香港若不幡然醒悟，就不可救药。但我觉得，这不是香港的现实，而是对香港的偏见。而这些典型的偏见，来自他们可以看到的关于香港的报道及他们短期到访香港留下的印象。作为一个普通的、久居香港的市民，以及比一般香港市民更了解内地的学者，我想与大家聊聊我对今天香港的认识与看法。
前面两篇谈了香港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目的是让内地的朋友从更多方面了解香港。这篇聊聊政治。我不懂政治，而且，香港政治在内地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但我还是要作为一个普通香港市民来聊，因为即便是不懂政治的小小百姓，也时刻感到，如今的香港已变得非常政治化，什么事情都扯上政治。而要从困境中走出，必须解开政治上的死结。
既然是作为一个不懂政治的小百姓来聊，如果讲错了什么，就请读者多多包涵。
▌一国两制
邓小平有高度的政治智慧，从体制上找到了一条最大公约数的公式，来解决香港回归的办法，就是“一国两制”。而在实施这样一个高相容度制度的过程中，每个“分子”——利益团体，都以对这个制度的不同解读，来谋求自己的利益。
回归前我以为，随着时间推移，两个制度会越走越近，用不了50年，就可以完成过渡。直到2014年“占中“(占领中环)发生，我才和很多人一样感到，要完成一件如此艰难的融合，50年大概真是合适的时间尺度。
于是，我也才再次认真考虑，一国两制到底是什么？
先说“一国”，尽管有一些港人坚持说其心目中的一国仅是中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点虽然在认同感上是问题(后面会再提及)，但在法律上不是问题：一来，基本法讲清了什么是一国；二来，回到人民共和国以前的中国也不可能。
不过，“两制”，就不是那么清晰。“两制”确保的是，在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在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基本法并没有说“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当香港从英人治港转变为“港人治港”，从总督转到特首之后，政制体制如何变革，在基本法里虽然有规定，但基本上是原则性的。
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先生在任期间，感觉上与回归前变化确实不大，貌似“马照跑、舞照跳”式的资本主义在继续。但这个特区政府的性质发生了实质的改变。因为“斗争的对象” 不同了：以前从中央政府到香港的所谓“亲中”人士和团体，是要与“港英政府”做斗争的，但从此以后变成了特区政府的“强大后盾”和“建制派”；相反，过去支持西方统治的一些个人和势力变成了反对派，天天盯着特区政府，看它“衰”在哪儿。这样，特首和特区政府作为“港人治港”的港人，到底代表哪种港人，哪个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港人，就成了回归后的政治焦点。从此，特首成了香港最难干的差事。
▌香港人的想法是什么？
前一篇已讨论到，谁是香港人是个问题。那么，谁代表香港人的想法当然也是一个问题。“中环价值”这个有意思的词，本由台湾著名人士龙应台女士提出，认为香港人乐于向国际呈现的，是建筑物雄伟、店铺华丽、英语流利、中产阶级打扮光鲜，「在中环的大楼与大楼之间快步穿梭」的形象，也就是「中环」形象和价值代表及垄断了香港。在代表香港的中环，「在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里追求个人财富、讲究商业竞争，以经济、致富、效率、发展、全球化作为社会进步的指针」。
不过，除了中环，香港也与很多国际都市一样，有市民蜗居板间屋，新移民语言南腔北调，穷人衣着褴褛。《大公报》认为，“中环价值”不仅象征商界，也象征中产阶级，本港大部分税收来自商界和中产阶级。于是，否定“中环价值”，也就是否定商界和中产阶级。不过，这种看法并非得到很多港人的认同，他们更认为它只是“港式金权政治”，就像你不能说华尔街价值代表美国价值一样。
不同于“中环价值”，2004年6月7日，在香港出现非典、政治和经济陷入低潮之后大约一年，近300位来自香港42个不同专业、学术界人士在报章联署《香港核心价值宣言》，提出：“香港在过去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港人不懈的追求造就了有香港特色的地方文化，而支撑这些经验和文化的，是港人引以自豪，也与全球现代化文明接轨的一些体现香港优势的核心价值。它们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公义、和平仁爱、诚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个人、恪守专业。愈来愈多港人亦已认同，在追求生活质素提升的同时，也应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价值，强调公民参与，致力跨代社会公义，寻求人本的经济发展，并重视环境保护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当时，几乎所有本地报纸都以商业广告形式整版刊出了该宣言，相当震撼，之后也有很多讨论。时任特首董建华也公开表示，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皆致力维护融合了“务实精神和理想主义的核心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法治；平等机会；自由企业；市场竞争；个人创意；尊重私人财产；多元文化和社会；开放、小规模和廉洁的政府；社会和谐；孝道；家庭观念等”。
再之后，现任特首梁振英在其2012年特首选举的胜利宣言中说，“法治、人权、诚信、廉洁、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八个元素，构成香港的核心价值。2014年10月底，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发表了一份民调报告，电话采访了804名成年市民，得出他们对以下11项不同核心价值的认同程度：
该问卷反映的情况是，法治和自由最重要，之后三位依次是公正廉洁、民主和社会稳定。其中没有一项最重要核心价值的比例超过半数，也就是说，香港的核心价值其实多元多样——这与香港融汇华洋中西、强调多元包容的历史和文化十分一致。
至此，读者已经发现，关于香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应该长什么样，香港人的看法在什么地方一致，什么地方不同，以及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行使管理权的特首在这个核心价值的提法上，与所谓香港核心价值的差别。
▌民主与选举：香港不能回避的核心问题
常常听到有人说，1997年回归以前，英国人统治了那么久，没见到今天香港嚷着要民主的人，有过在民主方面的诉求。以我个人在香港二十几年的观察，第一，确实没有几个人，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争取民主，特别是今天那几位“泛民主派”首领。第二，前面那个民调报告，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香港当下的民意：法治、公正廉洁、自由，这三个价值点最重要，但民主和社会稳定也非常重要。第三，我理解的民主，是政府做的事情代表了多数人的意愿，而这种代表性需要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即香港这20年来经常在传媒中看到的一个词 ——“认受性”。不过，也许这就是我这个政治外行的小小百姓对民主的理解或误解。
本地很多“泛民主派”人士，说自己是把民主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以他们的说法，当选者将来做的事情有没有认受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有认受性，即所谓程序正义。
但是，这个过程究竟设置成什么样，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否则也不会出现“泛民主派”这个词——它的含义是，在反对目前这种选举过程的各个党派内部，还存在各种从相对不激进到比较极端的分别。其共识在于，要扩大与改变现有的候选人提名过程。而所谓“建制派”就是基本认同现有挑选候选人机制的党派。显然背后有种种政治利益。
当香港在渐进走向民主，但又一时达不到泛民派要求的时候，就有认同该派的法律系教授提出，通过“公民抗命”，例如占领中环(“占中”)这种做法，来“违法达义”。
2014年9月底到12月初，七十天的“占中”，彻底撕裂了香港。政治争拗走到一个不能妥协的地步，是最失败的政治。无论泛民派还是建制派，事后都清楚，这是双输的局面。而今天， 一方面，泛民派议员们越来越常用“拉布”(即用上百个故意制造的小提案，消耗掉会议时间，让需要通过的重要议题无法按时表决)，降低政府施政的效率，并提出撤换现任特首作为与政府谈判的条件；另一方面，从泛民的内部分离出一小批人，打起“本土”和“内部自治”招牌，形成港独势力。
作为一个小小百姓的我，对用“占中”这种“违法达义”的手段非常反感，因为它直接违背了香港核心价值中地位最高的法治精神。但同时我不能理解，候选人的挑选过程，为何不能以香港各派别和中央都可以认可的方式，改进到一个最大公约点，达至2017年实现普选这样一个很多港人期盼的未来？在我个人看，这可以早些结束香港特首的认受性问题，而且适当的候选人筛选过程的改变，并不会导致一个中央政府信不过的人上台。因为香港选民不傻，他们是不会让破坏自己基本利益的人上台的。
本文一再提到“认受性”这个内地读者非常不熟悉的词，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国两制”这个特定政治体制下，香港政府可以顺利施政的基础。一个候选人最后成为特首，得到中央政府的任命和背书，是一种从上而下的“确认”，特首要对中央政府负责，因此这个确认是必须的。在香港社会，一个领导人需要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与接受，这就是认受性。而在出现了大量党派、主要传媒又都有党派立场的情况下，必须要解决这个由下而上认受性的问题。
有人也许要问，为什么英国港督管理的时期，没有认受性的问题？我想，大概是三个原因。第一，那个年代，“发展是硬道理”的港人对政治没多少兴趣，也没有太多人有民主意识；第二，当时的英国政府，对香港采用一种放任的管理，比如经济上的积极不干预，放手让香港自己去，结果港人自己倒是把经济搞得风生水起；第三，从经济上，香港虽对英国有很多利益，但政治上，香港与英国本土政治没多少瓜葛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这三个原因，让港督在很多事上扮演个好人就行，自然不存在太多认受性的要求。
特首的情况不同。香港回归以来，我看到了两个关键点。第一，任何一届特首，其施政中成功的地方，都是得到了来自上下两方面的支持，否则往往失败。第二，反对派清楚知道，在未来多少年内都不可能执政，因此，他们现在做的一切，不论支持某些有利民生的提案，还是阻挠一些其他通常涉及长远投资的提案，都是为了争取民心；而认真研究香港长远发展的具体方案，除了2007年参加竞选感觉有机会的一次，在梁家杰先生的大纲中出现过，之后再也没有进入过他们自己的议事日程——因为在这方面花精力没有意义，而批评政府，甚至证明政府做错了，对他们最有利。于是，不论特首本人是什么样的能人，政府都变得小心翼翼，虽然不至于不作为，但很难“适度有为”!为香港的长远未来考虑更不可能是主流。我很心疼看到这样一个死结!而它已经折磨了香港好多年!
▌香港人有中国心吗？
1984年春晚，张明敏唱出由黄霑——这个非常香港的香港人作词的《我的中国心》，让当时全国都深感港人的中国心。曾几何时，爱国是一些香港大学的学生会青年领袖努力表现自己的方式。而三十多年后，同样是港大学生会，有人在热衷港独。这大概出乎邓小平先生的预料。
到底这三十年发生了什么，让某些年轻人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为了找答案，我查阅了唯一一个1997年以来每年都做的香港人身份认同的电话问卷的统计资料。该统计机构本身有争议。我采用它的数据，主要的考虑在于，它是在这方面唯一可以追溯到1997年的统计调查。
不过，我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该统计数据的几个重要特点：1) 采访仅用粤语进行，也就是说，如果不愿或不懂用粤语交流的住户都被剔除；2)电话仅限于某些电话公司的住宅电话，也就是说，没有住宅电话的居民不会被问到；3)采访对象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那么，这近二十年下来的数据，有可能反映不同群体的看法，比如现在一些被访者当年还不够年龄。
问卷的核心问题是：“你会称自己是：a)香港人，b) 中国人，c) 香港的中国人, d) 中国人的香港人，e)其他，f)不知/难讲，g)拒绝回答。”其中，前四种身份被认为是判断香港人对“中国”概念认同的关键。
香港某些报刊在刊登该机构对这个分析结果的解释时，把“香港人”和“中国的香港人”放在一起，称为“广义香港人”(下图中的棕色线)，把“中国人”和“香港的中国人”放在一起，称为“广义的中国人”(见下图中的暗绿色线)。不过，以我对这个问题的中文表述的理解，即使是称自己是中国的香港人，也意味着他或她清楚知道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像一个上海人可能会说“我是中国的上海人”一样。
因此，我用同样的数据重新分类，把“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和“中国的香港人”放在一起，将其视作在不同程度上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一个群体；另外，把会称自己是香港人的，当作另一个群体(见下图)。
如图中所见，从1999年到2008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香港中国人或中国香港人的比例一直在上升，最高达到81%；但从2008年开始，情况出现逆转，到2015年跌到59%。这不是统计误差或前面提到的一些调查方法的局限性可以完全解释的。希望相关专家学者和政府人员，对问题的原因做深刻的分析。
有人认为，2004年到2008年，发生了很多让港人感到了自己身体里是流着中国血的事件，是港人最认同“中国”的一段时间。其中包括钓鱼岛事件(我认识的一位香港的中学退休老师亲自上了船，去那里宣示中国主权)、四川地震(血浓于水的港人捐了很多钱)和北京奥运会。并认为那时有一个属于比较纯行政官僚的特首。但这些或许不能解释后来的变化。是自由行的负效应？还是对内地的忧虑？我不懂政治，也不懂社会学，不会解释。放在这里供大家思考和讨论。
不过，2007年到2012年期间，香港发生的一件事，与港人对国家归属感的降低应该有关，就是所谓“国民教育教科书”事件。香港回归后，推行国民教育，以达到去殖民化的目的，是理所当然。政府定下目标，希望通过国民教育，让中学生对国家高速发展的经济成功产生自豪感。这本身不应该是什么难事。但是，政府没能把握，如何在信息完全开放的社会，讲述中国的近现代史。
在香港，不可能按照某一套给定的历史为蓝本，来进行课堂教学或国民教育。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里的很多学校，一个国家或世界的历史，不是按照一本教科书来教的。我儿子告诉我，在实行“IB”系统教学的中学里，历史课大纲的要求，有百分之二十几的分数，是放在能否正确查找和判断历史资料，来寻求历史的真实性上的。他们做作业，就是要努力寻求各种角度和不同立场的当事人所留下的历史记录，然后做出自己的分析和解读。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任何一本历史教材，都不可能成为唯一的“标准教材”。其实，让香港青少年一代，从不同角度去了解中国过去一百年如何折腾，他们才会明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真正有了长足进步，也会更明白中国进一步改革的艰辛，从而理解当前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
第二个原因，或者说问题，还是出在港人的中国身份认同上。今天中小学校老师的父母或祖父母一辈，有很多是1949年前夕和1966年文革期间来到香港的。这些人毫无疑问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种认同，就像我们说香港“回归”中国，南海诸岛、钓鱼岛和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一样，指的是这个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中华”是百分之九十以上港人本属的民族与文化。这一点，不论1997年还是现在，都一样。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想，邓小平先生当年英明地提出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其初心就建立在这种理解上：希望见到香港与内地制度上的主要差异在半个世纪磨合中逐步消失。现在，时间过了三分之一。我们见到了：(1)有两地越来越接近的方面，比如经济制度，内地正式提出了以市场为本的经济，而香港不少人也从金融海啸的浪潮中意识到撒手不管式的自由市场并非最好；(2)也开始有一些接近的迹象，比如法律制度——习近平主席最近一直强调法治社会的重要；(3)但还有一成不变甚至分歧变大、离初心越来越远的情况，比如港人的中国身份认同。因此，我觉得，这方面首要的是，回到建立对中国国家、对中华的认同的工作上。这才是初心。
在更多场合让港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正是解开目前国民教育不力的一把钥匙。比如，“温良恭俭让”这些在台湾和内地都认同的价值观，也被很多港人认同，这恰恰体现了他们的中国心。在我看来，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精华与港人那一套基于现代西方文明建立起来的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不矛盾，更可以融为一体。
还是从经济部分开始。为了方便没有看过之前几篇的读者，让我先综述一下之前提出的一些关于香港经济的基本判断与反思。
第一，虽然香港当年曾经靠出口制造业跻身亚洲四小龙，但今天的香港回归并升级到了其本来的定位：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商业门户和枢纽。这个外向服务型经济的形成，来自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积极不干预”政策下的自由市场、重商文化、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合力。
第二，香港特区政府财政稳健，而香港是一个人口730万、经济已达到人均GDP五万美元(按PPP方式计算)或人均收入四万多美元水平的城市。以过去每年GDP增长2-4%来看，情况在全世界都是相当好的。但是，最近二十年，从对中国产品转口为主的贸易的依赖，到对中国内地“自由行”这种购物为主的游客的依赖，香港在不知不觉中，忘记了发展自己在国际流通中的能力。
第三，政府靠高地价卖地而减少其他方面税收的做法，其实是将税收与物业租金挂钩。政府这种做法一旦推行便难以改变，这让早已认清此事本质的房地产商从中获利不菲，而昂贵的租金也令到制造业几乎绝迹。
第四，香港的资本和企业家早就走出香港，由此形成的离岸贸易额已超过香港本土GDP总量。但同时，香港年轻一代很少愿意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香港的人才精英集中到金融、法律、医疗、政府等行业或部门，这些行业和部门的特征是，在高地价社会仍然可以完好生存，稳定且收入高。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士则集中在旅游、零售、贸易、运输和物流等行业，这些都是直面陆港关系的行业，近期的政治和社会敏感事件很多都发生在这里。
上述判断是在谈“香港经济怎么了”的语境中提出的，主要是从香港内部看，它目前走到了一个什么地方。要探究香港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机遇以及相应的措施，就要把香港放在一个更大尺度中，同时考虑香港本体和它的外部环境。
▌提升香港作为全球消费网络之区域枢纽的能力
今天，香港的角色与二十年前最大的不同，就是香港企业提供的服务和主要的服务对象变了。当年，香港向在珠三角建厂的港资/台资/合资出口加工企业提供各种生产者服务，跨境的集装箱卡车(香港叫货柜车)来往穿梭，皇岗口岸忙得不亦乐乎，而港府加紧建设了连接深圳湾的西部通道及相关公路系统，以缓解公路能力的供不应求。当时的香港葵涌集装箱港、深圳的东西部港区都全负荷运行，以支撑这个世界工厂的运转。
瞬间二十年，东莞打个喷嚏全世界就感冒的时代已一去不返。珠三角与香港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之间的集装箱量只占目前该港口总吞吐量的四成。葵青港已经成了为班轮公司服务的中转服务港，中转量已达七成。从贸易额角度看，会发现，对香港而言，更重要的是空港。下图显示，香港商品对外贸易总额的四成是航空运输完成的，海运河运加起来才占两成。我分析过的更详细的数据显示，陆运与空运高度相关，而不是海运。也就是说，香港经济四大经济支柱行业中的两个，物流与贸易，越来越多地以提供高货值最终消费品相关服务为生。因此，我一直强调，香港赤腊角国际机场是香港经济的咽喉。
无独有偶，我们看到，近年来越来越多香港的上市公司并非来自制造业，而是各种其他消费行业和服务行业。也就是说，作为香港最主要支柱的金融服务业，其直接服务的对象，也主要不是生产制造业(见表1)。这些数据和前面提到的贸易与运输的数据一起说明，香港已从一个主要服务于生产网络的枢纽变成了全球消费网络上的枢纽。
全球消费网络(Global Consumption Network, GCN)是笔者在今年美国地理学者年会(AAG 2016)上，根据近年的电子商贸而提出的一个分析框架，意思是世界上存在一个向最终消费者或最终消费地提供服务的全球化供应链网络。它既包括从企业向个体消费者(B2C)提供产品的供应链，也包括向个体消费者提供服务的供应链。假如这些个体是游客，那么，为游客到达旅游目的地提供服务的网络就是供应链，包括信息网站booking.com、携程网、Airbnb等, 都属于GCN。
自从越来越多的服务实现“互联网+”，网上购物与网上购服务正在改变着全球贸易的方式和出行的方式。它们与传统贸易方式最大的不同，就是整个供应链更直接，少了中间环节：以往典型链条是：生产国的生产商>出口商>进口商>消费国的批发商>消费国的零售企业>消费者。而在优化供应链时，并不把最终消费者考虑进去，因此重点放在如何从所谓买家(零售连锁店) 反推。但今天网购的情况是，一方面，最终消费者直接参与，另一方面，他们可能直面生产国的电商，比如美国人在网上从中国速卖通(Ali-Express)上的网店(可能是产品制造或供应商)买东西。这就会重组全球贸易链条，并更直接地从整个链条的一开始就确认消费者的要求。
这种新的贸易方式有可能对香港两个基本角色带来挑战。第一，是香港参与传统B2B贸易的企业，可能会由于新的电商贸易比重上升，让他们生意难做。第二，香港以购物为主的旅游业，因为中国逐步降低很多国外热门商品的关税和鼓励越来越多的“海淘”(直接网购在外国销售的产品)，会导致来香港购物的需求下降。
不过，挑战归挑战，新贸易方式也带来了机遇。例如，速递与邮政这个原来不是贸易渠道的渠道，突然因B2C而崛起。这为香港这个亚洲连接度最高的空港带来了巨大的流量。香港是中国大陆境外的自由港，同时具备世界级的空港和海港，因此，不论转入大陆的所谓“保税备仓”型的B2B4C渠道，还是通过航空邮政速递的直邮方式，香港都有自己的优势。很多外国邮政企业以及中国的跨境电商企业，比如淘宝的速卖通，都设在香港，也在证实这种优势的存在。
然而，这种优势能否继续，有几个方面要关注。第一，其未来真正能够取代传统贸易方式，立足不败的新方式究竟是哪些。第二，香港企业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正确应变，及时把握跨境电商服务业的先机。第三，也是本文希望强调的，就是政府在这方面如何彻底摒弃不作为的做法，从法律、管制、政策、基础设施甚至公营公司的体制改革等方面“适度有为”，提升香港这个全球消费网络枢纽的能力和可持续性。
在这方面，我有三个建议。第一，让香港邮政与大型企业联手，走向世界。当今全球消费网络的一个骨干力量，就是跨国速递公司。其中，欧洲最强的DHL和T&T其实是身兼跨国公司和国企双重身份的企业。在港口业和银行业，这种公司有新加坡的PSA和星展银行。在国际市场上，这类企业具备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即既按市场规律办事又能以大欺小；在国内市场，它们又有着天然垄断的网络或门户优势。如果香港邮政可以和中国邮政EMS联手打入世界市场，香港将可以大大强化自己在新型跨国电商消费网络中的枢纽地位。
第二个建议，是关于物流仓储用地的。不乏对香港有兴趣的电商物流服务企业，因为这里有很多内地或亚洲其他国家和城市在中短期都不具备的国际物流环境，但缺乏可以独立经营10年以上并采用现代化物流设备的大型仓储空间。政府需要认真研究，找到化解该不利环节的办法，例如，向涉及国际物流服务的企业提供有条件的特定减免租金或税收的计划。
第三个建议，是以全球消费网络的服务业为对象，寻找再工业化(工业4.0)的突破点。单从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看，香港和新加坡一样，都有一个天然和不可变的劣势，就是市场太小。这令到很多相关行业不可能像中国大陆那样有规模效益。不过，互联网可以配合香港自由港的优势，为世界各种多姿多彩的消费，提供从产品设计到建设和管理供应链所需的各种服务系统。传统意义上，这些也许说不上是工业。但消费网络服务业中镶嵌着不少技术细节，香港有领先的思维和处理方式，它可以充分发挥在深圳旁边的优势，和深圳一起，形成高变通性(high agility)的设计/研发-生产-直销链。关于香港和深圳的合作，后面再细谈。
▌再国际化，向多元化国际都市转型
前面的第一点，关于提升香港作为全球消费网络区域枢纽的讨论，核心在如何把香港这个“中间地”做得更好。然而，中间地的本质，即地理中间性(intermediacy) 的角色，相对比较容易被其他城市取代。 因此，最好能把“经过”变成“终到”，用中间性培养出中心性(centrality)。
在中国版图上，香港在边陲，否则当年也不会成为英国殖民地。很同意香港著名‘寸嘴女作家’王迪诗的一句话，香港本来就在边缘，怎么可能被边缘化？在边界上，发挥中间性容易，但为什么有机会发展成中心呢？前提只有一个，就是把香港放到更大的空间尺度考量：全球化的今天，每个大洲都需要几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支撑(1)跨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和(2)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香港完全应该且能够成为亚洲国际化大都市之一。
我们先看香港是如何支撑跨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2015年，香港境外母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地区总部、地区办事处及当地办事处一共7904个(见表2)，雇佣员工42万多人。这是一个庞大的所谓总部经济。香港政府对此相当重视，每年都针对这些公司做问卷调查。调查除了关注这些公司的主要活动内容，服务对象，更是收集他们对香港看法的一个重要途径。
表3 按照被访问公司认为重要的次序，列出了15项他们选择在香港开设地区总部、地区办事处或本地办事处的主要因素，以及他们的看法。
从这份香港的总部和办事处对十五个因素的评价看，前9项都是选择香港的压倒性原因，特别是前四项，即(1)简单税制和低税率(2)资讯的自由流通性(3)廉洁的政府(4)法治及司法独立性。被评为不利条件的两项，是(12)工商业楼宇的供应及费用和 (14) 居所的供应和费用，反映出我第一篇中提及的问题，高地价其实是隐性税务。
所有这些判断都来自企业，是从企业本身出发的。香港政府针对上述问卷做出改善，是为了留住和吸引公司总部继续常驻香港。但我以为，这是不够的。这骨子里是相信资本决定一切，要伺候的对象是资本，不是人。
而在世界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的今天，好的城市，留得住人的城市，可以制造出更多样化的就业机会，也即文化、艺术、教育、科技、医疗等各方面的发展机会 ，这也会让城市变得更吸引人。国际多元文化生活环境一旦产生，就可以让更多“国际人”留在香港，他们可能是这些总部工作人员和CEO们的家属和孩子，也可能是很多有闯劲、有想法、文化背景不同的年轻人。
让我们看看香港能否吸引国际人口。谈到人口迁徙，我们往往把目光集中在大头上，比如近来涌往欧盟国家的中东、非洲和西亚的难民，或每年大批持单程证来港的大陆新移民。的确，他们可能造成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下图第一列数据显示，2006-2008年香港出现很多家庭问题，特别是新界西北新移民集中的高密度公屋区天水围，更有高达超过70宗的自杀事件，被称作“悲情新市镇”。关注并及时改善这些家庭的生活非常重要。不过，我们不应因而忽略了一些逐渐从个人工作签证到慢慢全家住下来的一类。他们很可能是香港社会的正面发展因素。
图表来源：香港社会服务联会：香港社会发展指数2016 (2016年5月30日发布)
在同一个图上，香港社会发展的国际化趋势过去10年一直向正面发展。在这个由香港的非政府组织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制定并统计了15年之久的“香港社会发展指数”系统中，用来衡量国际化的，是以下八个指标：
1.能说最少两种语言人口百分比
2.香港市民无需申请签证可往旅游的国家
3.适用于香港的国际条约数目
4.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会议数目
5.访港旅客数目
6.海外直接投资于香港的净额
7.在本港以外注册成立公司的数目
8.居港人口中的外国人数目
这最后一个指标，即居港人口中的外国人数目，近年增长最快的，除了印尼来的家庭佣工外，是法国人。2000年以来，在香港的法国人平均每年增长8.4%，据说目前已达两万人，注册了600多家企业。香港已成为亚洲最大的法国人聚居地。2013年的一个调查显示，百分之六十以上在港的法国人，打算在这里生活五年以上。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政府与法国政府间有特别的签证安排，鼓励双方的年轻人到对方城市去就业，这是个很赞的做法。
这些法国人为什么来港居住和工作？首先，法国和整个欧洲的经济不景气，而香港有很多发展个人才艺的机会。其次，他们认为在亚洲，香港是最适合法国人居住的地方，因为比起待在中国内地，这里相对比较容易适应，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比较简单。比如，孩子上学相对容易。香港目前一共有50个国际中小学校，其中28个有完整中小学部的国际学校，17个国际小学，5个国际中学(对比上海2015年情况：28个国际学校，其中14个有全部中小学部，另外14个只有中学部。数据来自新浪教育)。
更多不同国家的人来到香港创业，客观上使得香港获得一个更多元更国际化发展的前景，比起单一依靠内地，要更靠谱，更突出香港长期的优势，这对国家、对香港都是好事。比如，这对于香港在中国“一带一路”中的角色会有帮助，因为，近年来香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正是来自亚洲各国。
最重要的是，中西文化交融正是香港这里最“本土”或“在地”(local)的特色之一。1842年到1997年，一个小岛长成。香港文化的本质，就是95%以上的中国移民加上英国殖民统治制度。百年统治后留下的制度和文化，已经深刻影响了香港几代人(这方面精彩的论述，见陈冠中《我们这一代香港人》)。
很多东西并不带政治或殖民色彩，更多的是生活方式和习惯。它们慢慢成为了香港次文化即本土的内容。比如把西方人饮用的奶茶和咖啡混合制成的“鸳鸯”，，据说是由香港的苦力劳工发明，成为香港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是一个西方文化落地香港的小例子。因应九七回归、中国经济崛起和世界进一步全球化，香港本来就应该进一步与中国大陆经济融合，也进一步向多元文化、多方面国际化发展。
坦白说，我并不喜欢喝“鸳鸯”奶茶，但我相信，多元文化交融甚至撞击，如果在合适的环境中发生，最终会带来深刻而正面的影响。我常常与向我了解香港大学教学情况的内地朋友谈起，近十年我校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多了很多全世界各地来的交换生。现在我每学期开设的课程，都有大约10-20%的交换生。比如，在“可持续城市与交通规划”课上，来自荷兰、立陶宛、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美国、新西兰等不同国家的学生和香港、中国内地来的同学，在同一个教室里讨论他们所在城市的交通问题；我们带他们去香港实地考察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如何一体化，不仅使学生大开眼界，而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也让带队参观的政府官员和我本人都感到很大挑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可以做到这些？这与香港多年来积累的国际化优势有关。从小事(比如，路牌都是中英文的，政府主要文件资料也都是双语的)，到一些关键环节(比如国际人脉网络、国际组织成员等)，都是进一步国际化的重要背景支撑。
我很期待香港有更多类似前面提到的鼓励外国年轻人来香港就业的措施，有更多我们大学里这样的交换生项目。我更期待政府当局明白，进一步培育适合多元文化生长、更加国际化的环境，其实应该是一项长期的、帮助香港提升“在地性”的根本方针。恕我在这个小小的、自言自语式的议论中大胆提一个说法：就香港这个中国城市而言，国际化就是对“在地性”的强化 ( For Hong Kong as a Chinese city, more global means more local)。因为，香港无疑是中国最适合发展多元文化和进一步国际化的城市。香港这样一个人口95%为中国人的城市，在中国越来越强大的过程中，根本不需要担心非中国化! 而中国走向世界，比如“一带一路”这种大国发展战略、人民币国际化等等，需要香港更加国际化。这与邓小平先生当年为保持香港国际地位提出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初衷是一致的。
我用“再国际化”这个词，仅仅是希望香港能够重新认识和强化自己之长。事实上，香港在不知不觉中一直与世界同步。比如，极少数人在网上捅出一些极端话语，以自己的反叛，撩起社会的关注甚至争拗，这或许是一个全球性的新常态。但是，这是一种被动的国际化。香港需要有选择的、主动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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