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援外医生心里的那道坎：一提到家人，就觉得愧疚
2015/3/25 E药经理人
自1963年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以来，中国政府先后向全球67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约2万多名医生，救治了数以亿计病人，而50多名援外医生牺牲在异国他乡。3月24日，由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主办的2015“大爱无疆-寻找·最美援外医生”公益活动颁奖典礼在京举行，10名援外医护人员当选为2015“最美援外医生”，11名优秀援外医护人员获得2015“最美援外医生”提名奖。
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却又有同一到坎儿：一提到家人，就觉得愧疚。
卢洪洲：瞒了父母两个月，去了非洲埃博拉前线
非洲的塞拉利昂全国人口为600多万人，但医生却只有100多人，埃博拉期间，10多位医生还感染了埃博拉病毒。2014年11月，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医师卢洪洲踏上了前往塞拉利昂进行医疗援助当地埃博拉疫情的征程。
患有埃博拉病情的患者死去之后，会七窍流血，按照当地的习俗，亲人们都会依次亲吻死去的人，而这让埃博拉病毒更加肆意传播，也是其最根本的原因。据数据统计，塞拉利昂60%以上的埃博拉通过葬礼亲吻死去的亲人传播。
抗击埃博拉需要勇气，但更需要科学。
曾参加过我国非典防治的卢洪洲将“全民动员”运用到了当地防治埃博拉疫情当中。他介绍，在当地的主要工作是培训卫生部等上层人士，然后一层一层的逐步培训。卢洪洲认为，抗击埃博拉，只靠政府是不行的，也要让群众们加入进来，这样才能从根本源头防治埃博拉病毒。
“电视的普及率只有5%，65%的人都是文盲，这让培训任务很难搞。”这也让他们的培训宣传工作举步维艰。“通过一层层培训之后，现在亲人们将不再亲吻因患有埃博拉而死去的亲人了。”卢洪洲表示，其实，一开始很多居民因为风俗，很难接受这样的做法，但随着当地居民对中国医生的信任，和卢洪洲一行不懈地培训工作，越来越多的居民逐步理解。
通过“全民动员”，当地埃博拉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卢洪洲病还参加撰写了治疗埃博拉指南。卢洪洲说：“现在塞拉利昂的群众基本上都会用中文说‘全民动员’了”。
不过，直到两个月后，卢洪洲回国，他的父母才知道卢洪洲去了非洲前线抗击埃博拉。
“我一直不敢告诉他们，瞒了两个月，直到我最终回到上海，才告诉了他们实话。”卢洪洲称，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并没有将援外的事情告诉他们，”为了让他们不起疑心，我每隔几天都会给他们打电话，并称自己在上海。“
张跃明：最放不下的是儿子 导师帮做妻子思想工作
中国在南美洲只有一支援外队伍，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张跃明刚好在其中，于2012年前往圭亚那乔治敦医院进行为期两年的医疗援助。
由于父亲是乡村医生，张跃明的援外之行得到了父母的大力支持，不过，张跃明的妻子却持反对态度，一直不同意张跃明援外。“我导师是一名医生，曾有两次援外经历，他知道此事后特地到我家来，给我妻子做思想工作。”张跃明说，最终，妻子“妥协”了。
让张跃明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儿子。“走的时候，儿子刚读初一，而这个时候正是叛逆期，我特别担心他。”不过，事实证明张跃明的担心的多余的，“他现在学习很优秀，让我觉得很欣慰。”张跃明说，自己去圭亚那援外，也让儿子觉得很骄傲，这是一个相互激励的过程。
张跃明在援外期间主要做妇产科手术的指导工作，但遇到问题比较严重的孕妇时，张跃明便会亲自主刀。医院有句玩笑话是这么说的：只要张跃明上手术台了，这台手术肯定是个硬骨头。
张跃明在圭亚那期间，成功开展腹腔镜下复杂卵巢囊肿、子宫切除等妇科微创手术以及各种妇产科疑难手术等，创下多个圭亚那医学史上第一。
在抵达圭亚那4个月后，圭亚那卫生部和乔治敦医院研究正式聘张跃明为乔治敦医院妇产科主任，直接负责所在医院妇产科的全面管理，并参与受援国卫生政策的制定。在任期间，张跃明狠抓科室规范化建设，创乔治敦医院孕产妇死亡人数历史最低，此举直接导致圭亚那全国孕产妇死亡率大幅下降，2013年首次达到联合国千年发展规划的目标。
别看张跃明手术刀很厉害，螺丝刀同样也很厉害。张跃明在援外期间，还经常给医疗器械“做手术”，“小时候就喜欢拿个螺丝刀拧过来拧过去。”他笑称。
现在的张跃明，也偶尔会搜索圭亚那的医疗新闻看看。“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还能再去一次。”
杨建成：援外期间 岳母离世
今年54岁的杨建成荣获“最美援外医生提名奖”，是山西长治市中医院的外科医生，他前后两次在哈麦隆援外四年。
杨建成第一次踏上哈麦隆之路是在2004年，早就听说非洲传染疾病横行的他，一去到当地就和死神来了个“亲密接触”。去到不久，杨建成在为一名病人做手术时，不小心割破了自己的手指。“当时特别害怕，因为哈麦隆有30%的人都是艾滋病患者。”幸运的是，手术之后，杨建成无恙。
在杨建成的印象里，哈麦隆对中国医生特别热情。“他们会将自己家的锅、盆当乐器一样敲打，并跳一些当地舞蹈欢迎你的到来。”随着援外时长的推移，在加上和当地居民十分朴实。渐渐地，杨建成从之前做手术时的恐惧，慢慢的开始淡然，“后面就习惯了，也没有时间让你去恐惧，因为很多患者等着你去救治。”他说。
在哈麦隆，最好的建筑那便是教堂。据杨建成回忆，哈麦隆的城市和中国的农村环境是一样的：“居民都住在土坯房里，几个大石头上面架着一口锅那便是厨房。”除了自然环境恶劣以外，医疗环境也特别落后，杨建成说，“很多科室，就只有一个大夫。”
第一次在哈麦隆援外时，杨建成岳母离世，而他依然镇守在当地医院。一提到此事，杨建成到现在都满脸的愧疚。
从哈麦隆回来后，杨建成“立志"以后再也不去哈麦隆了。但事情并不是他想的那样:“有时候在家看到哈麦隆的新闻，发现其实对那边还是有感情的。"2012年，杨建成再次去了哈麦隆做援外医生，这一去，又是两年。
两个月前，一条新闻让整个长治开始轰动。
在杨建平第二次去哈麦隆时，一个在中国学习中文的哈麦隆小伙因骨折接受治疗后回哈麦隆修养，然而伤口一直没有愈合。2012年，经过杨建成几个月的的诊治，小伙子的伤口逐渐好转，但还有一块钢板需要取出。尽管杨建成一再表示，只是个小手术，一定会成功，但小伙子还是坚持跟随杨建成回中国做手术。
2014年9月，援外任务结束，杨建成跟随医疗队回国。而小伙子因签证暂时留在喀麦隆。
2014年12月，小伙子在QQ上告诉杨建成，签证办妥，将要来中国完成最后的治疗。经过小伙子几天的奔波，12月28，杨建成亲自为小伙子做了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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