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的故乡都在沦陷
2015/10/8 笨鸟文摘
本文摘自《崖边报告》(阎海军，北京大学出版社)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梦里，我无数次回到故乡，看到的是春暖花开，是人情通达。在现实，每次回到故乡，目力所及总是不忍阅读。
到底何处才能还乡，乡愁如何安放，乡土终归走向哪里？
故乡的落脚点是家园。
对于离家很久的人而言，家就是生活过的老屋子，就是父母。
落脚城市以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有一年，我和二哥同时回到家里过年，我们父子四人站在院门口聊天。不多一阵，父亲突然依着树干蹲坐了下去。我意识到，长时间站立对他而言有点吃力。父亲郑重地对我们兄弟三人说：“我死后，这个院子和房子20年内不准出卖。”
父亲说这句话之前，我们谁也没有考虑过父母的死亡问题，更没有思考过老院子的处理问题。
父亲靠着老树，蹲在地上说完这句话，我意识到，他真的老了。
冬日暖阳下，两个老人在晒太阳。
崖边的村口巷尾鲜有青壮年的身影。
我记忆中，父亲是那个肩膀宽阔，用自行车载着我去上集镇的人；是那个下雪的冬天，能帮我将自行车一口气推上岳家山的人；是那个干农活力大无比从不叫累的人；是那个我们兄弟姐妹稍有差池就会发怒的人；是那个凡事不认输人。
记忆中的父亲不见了，从那一刻开始，我必须要面对另一个父亲了。
父亲所说的老院子，和所有陇中农民的屋舍一样，其实一点不值钱。
在陇中，农民修房都是先用黄土夯筑正方形高墙形成院子，这种院子像一个堡子，面积大多在300平米。修建院墙时先由一端开始夯筑，转一圈和另一端合拢时还要搞隆重的仪式，然后选择吉日再由“阴阳”用罗盘确定开门的方位，将墙体挖洞成门。这种庄院的墙叫做庄墙，一般有5米高。庄院修好后，再依次按照东南西北方向修建厅房、南房、西房、北房，最后构成一座整齐的四合院。资金紧张的人都是先修一个偏房，或者最小的房子，厅房留在富裕之后修建。崖边人的房屋都是土木结构。直到2013年，崖边依然没有砖木结构或者混凝土结构的房屋，足见贫瘠程度之深。
我父亲的老院子是先盖房子后修院墙，属于典型的规划缺失。父亲修建自己的家园时，爷爷已经死了很多年。没有父兄帮忙，他当时没有能力夯筑庄院。多子、贫困，使他的一生难有大的发展进步。他的庄院比别人家的大，但院墙没有别人家的高，形制也没有别人家的有规则。直到1998年，父亲还在加高自己的院墙，我在假期还是他的助手。父亲的老院子大大小小的房子很多，但最值钱的还是祖上分得的椽檁修盖的厅房和北房，其余的房间都是父亲亲手栽植的白杨树砍后加盖的。他1980年代修盖的厅房在1997年又进行了翻修，门窗全换成了大开间，比之前有了较大提升。
我的父母共有4个子女，其中3个儿子，1个女儿。我们兄弟3人年龄差距较大，老大阎海平长老二阎海鹏8岁，老二阎海鹏大我8岁。父亲最大的任务是抚育子女长大，父亲最大的功劳也是让我们长大成人。由于年龄差距大，我们兄弟3人的成长变化、人生变故都是在漫长的进程中展开的。父亲见证的子女成长故事缓慢而迟滞。
1993年，我还在上小学。我母亲和大嫂吵了一次架，婆媳矛盾演变成正面冲突，一大家子人再难以在一口锅里吃饭，分家成了唯一的选择。
我依稀记得，分家当天，大哥坐在一把椅子上，低着头，眼里噙着泪水，一言不发。父亲宣布了对物产、粮食、土地、家具的分配计划。大哥被分到了庄院外面的两间门房里，按照计划，一切田产物件都是按三等份分配的。大哥理应分到家里最值钱的两间房子的三分之一椽檁。但这两间父亲从祖上分来的房子并没有拆分，条件是大哥给自己盖房子时父亲必须予以帮助。这样保证了父亲老房子的完整。
其时，二哥正在上高中，我在上小学，父亲身上的担子还不轻。在分家的过程中，父亲为我和二哥预留了两份家产。
大哥历经多年积攒，修建了自己的庄院和房子，远比父亲的要阔气。
大哥分家的一幕在我的记忆中，至今显得残酷无情。但这一幕也是父亲所经历过的，更是过去所有崖边男人都要经历的。父亲未成年时丧父，他作为最小的儿子，承担了赡养老母的义务，他分得了祖上留下的一间南房的松木椽檁，才修建了自己的房子。按照崖边以往的经验和做法，有着三个儿子的父亲还要将穷家连续拆分，但我的父亲将他的财产切分为三份，将其中的一份分给老大后，这种分家由于二哥和我相继进城而停止了。
大哥阎海平有自己的房院，我和二哥阎海鹏都进城了。父亲清楚无人再坚守他的两间土房一个土院，但他不愿意自己亲手缔造的家园在自己死后很快消失。
“我死后，这个院子和房子20年内不准出卖。”
这是一个留守老人最重大的心愿。
父亲一生贫穷、节俭，办任何事都以崇尚节约为第一原则，修房子也不例外。父亲修筑的屋舍，养育了我们几个子女。尽管不值钱，父亲对他的房屋还是充满了感情。他的家园感神圣而庄重，他希望自己辛勤建设的家园能够保持原样至少20年。
父亲不能阻挠子孙在城市化浪潮下融入城市生活，但他骨子里对故乡充满着热爱。他渴望自己的子女即使在城市里发达了，也不要忘记自己的故乡在崖边。他说那里有你们成长的老屋和记忆，还有祖先的遗骨。
父亲希望我们不要忘记根脉。这样的教训或许是人类迁徙活动中亘古不变的温情。
父亲也曾有走出崖边的机会，但他注定是一个保守的人，只能在崖边固守一生。1950年代，在城里工作的大伯给父亲介绍了一份铁路系统的工作，但父亲干了几天就回到了崖边，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崖边。
父亲守护着崖边属于他耕种的土地，守护着崖边属于他的黄泥小屋，也守护着他的喜怒哀乐和悲情人生。他和厉敬明一样，活着，崖边是他的生命家园，死了，崖边是他的灵魂家园。
但他的子孙后代正在开启完全不一样的未来。
崖边的老房子
巨大的城乡差距，让我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仰望星空一样仰望着我城里的亲戚，幻想着城市的表情和性格。但在我的生命中，我没有刻意产生过进入城市的冲动。我的求索是不知不觉间完成的，我经历了复杂的人生境遇后，最终落脚城市。买房、转户籍、安家、娶妻，由农民变为市民，这一年我25岁。
落脚城市以后，回到崖边的次数少了。不能回到故乡，但始终不能忘记故乡。无数次从睡梦中惊醒，是故乡的情景和人事。崖边的沟沟洼洼都能轻而易举出现在梦里，一截土墙、一汪水池、一棵老树、一座黄泥小屋，抑或母亲的热炕头和她的唠叨这一切，就是实实在在的故乡。
在梦里，我无数次回到故乡，看到的是春暖花开，是人情通达。在现实，每次回到故乡，目力所及总是不忍阅读。
一个人一生最深刻的记忆来自童年，离开童年生长的地方，一辈子最深刻的记忆驻守在故乡。对于有乡村生活经历的人来说，有关童年的回味总是丰富多彩、绚烂多姿。
所有由乡村向城市迁徙并落脚城市的人都会有淡淡的乡愁，都会有幽幽的乡恋。我作为一个进城的农民，也有自己的乡愁。每次面对焦灼的农村，面对大地上劳作的父母亲，我没有在城市生活而产生丝毫的幸福感。我的乡愁是沉甸甸的生活。我觉得进入城市是一个逐步抹杀温情的方式，但我自己也无法遏止地进入了城市。
出生在崖边的70后和80后人群中，已经有近一半人迁居城市，融入城市，落脚城市。他们或是依靠考学、或是依靠打工、或是依靠从军。除了老人，留守崖边的中坚力量是60后和70后人群。崖边和我年龄差不多的80后人群中，除了厉军红还操持农事种田外，其余都已不大种田。而像我的侄子阎旭东一样的90后青年则普遍从来没有碰过农事，他们的全部热望都在城市里。
崖边老人
以我的父亲阎明为代表的留守老人终生都会固守崖边的土地。
以我的大伯阎林为代表的成功落脚城市的老人在生命的尽头选择了叶落归根。
我的同龄人不论已经落脚城市、还是正在挤进城市，未来会追寻怎样的乡愁呢？这将是整整一代人的迷茫。他们是否也会和我一样，既思念故乡，又被故乡隔阂而感到惆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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