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恩来的爱情擦身而过的那个姑娘
2015/10/11 笨鸟文摘
作者马沙，一个前欧洲游学生，现设计媒体人的知识库和呢喃梦，最爱侃的是文学八卦、大师另类解读和帝都同城活动。本人来源于其公众号：帝都法语文化圈儿(ID：bj_France)。
张若名的故事初次进入我的认知是因为韩素音的一本书。这位英籍女作家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里，追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五四时期的初次相遇。然后，她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但是，他(指周)并没有一见钟情。事实上，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
这个被保密的名字就是张若名。1902年河北保定出生的美丽姑娘，17岁就和周恩来同成为“觉悟社”的四名创始人之一。1920年那艘著名的“波尔多”号离沪赴法，上面满载后来将改变中国命运的留学生们，张若名和周恩来都在其中。
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后，张若名成为那一批学生中最早能流利使用法语的人，从而负责了“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文宣和沟通工作，并被选入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局。1930年，张若名成为中国的第一位留法女博士，其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被评为中法大学最优秀论文，纪德本人亲自来信祝贺：“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
周恩来曾亲口承认过与张若名之间的情愫：“那个时候关系很好……”在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的回忆中，她的七妈，也就是邓颖超，告诉过她这个姑娘的名字：“和你伯伯一起去法国的张若名，原来他们接触就比较多。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可能和她最合适了，别人也都这么认为。”
然而这个曾经出现在早期党组织核心层的名字，这个曾第一次把纪德推介入中国的名字，却于1958年纵身一跃，从此被写在云南大学的翠湖之上，就如她28岁时在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中写到的那样：
放弃自我，继而得到永生。
张若名、张充和、张爱玲的时代
我所查到的资料多是这几年间张若名的亲友回忆，而张本人除了学术论文，并无多少诗文传世。我只能从关于她生平的片言只语中，去推想这位直隶才女的性情和思想。
我得到的关键词是：刚烈。
刚烈的她，小小年纪就打算长大后，“削发为尼”，永不依附男人，不受男人欺辱。因为她从小就听见母亲在父亲娶了二房之后，夜夜啼哭，备受歧视。
刚烈的她，在家里逼婚时打算一路“亮轿”(掀起轿帘子)，去男方家门口发表“现代婚姻观”的演说。
刚烈的她，在“福州惨案”的抗议中，作为学生代表和周恩来等人一起下狱，将前来探视并试图劝服她的父亲气到要断绝父女关系。
刚烈的她，在决定报考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之后，给家里留下决绝的书信，称“你们不要来追我，追我我就跳海了。”
这样的举动在“民国最后一位才女”张充和身上是找不到的。请原谅我擅自将两位张姓女神拿来作比，只因这两位分别代表了一种民国女性的命运。
张充和一生顺遂恬淡，不愿学数学就考零分，不愿参与政治就远走他乡，不愿理世俗事务就在耶鲁教书法和昆曲，一教就是几十年。有篇文章的标题概括的好：她活在自己的时代里。卞之琳苦恋她多年没有结果，终究还是因为“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样的句子没办法走进张大小姐从小被培养出来的审美。
▲张充和
而张若名没有这样的好运。她义无反顾的行动和激动的言辞，应是她从小受家庭阴霾影响的结果。在发表于《新思潮》的文章中，张若名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选择纪德做研究对象：“当我年幼无知的时候，我就爱读纪德。我爱他那无边的孤寂，我爱他那纯洁的热情，我爱他那心灵里隐藏着的悲痛，我尤其爱他那含着辛酸滋味的爱情。”
张若名考入天津女师是1916年14岁，之后卷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那么，这“爱读纪德”的年月只可能是十五六岁这段短暂青春。十五岁的小姑娘会愿意沉入纪德那神秘而无边孤寂的世界，我只能想象她的家庭悲凉如张爱玲笔下的一样，荒腔唱走了板，正在将一代一代新的眼睛红的唇，吸到苍凉的背景里去。冷静实际如张爱玲，也会做出跳窗逃跑这样刚烈的事情，张若名也只是在用北方姑娘的直率方式，表达她对家庭的不信任和对生活的不满意。
她并没有错，那时的一切都不值得信任。最后一次她选择信任，就将自己送入了万劫不复。
男孩和女孩的故事
接下来，我要讲的不是周总理和张若名的故事，只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故事。
1920年，男孩和女孩同为天津学生代表，赴京请愿，身陷囹圄达半年之久。出狱之后，女孩听说男孩要写《警厅拘留记》，便将自己的日记交给对方做参考。
1920年11月，因为考虑到两人的人身安全，组织决定送男孩和女孩同去法国留学。据同船人回忆，女孩在船上只和两个人散步聊天，一个是她形影不离的闺蜜，一个则是这个交付了日记的男孩。如此，大海航行40天。
原本已经多次放话，称自己是铁杆“独身主义”的男孩在家书中松了口，说自己“虽主无家庭之说，但非薄爱情者，爱情与家庭不能并论。”可以想见，这样的变化源自女孩在他心中播下的爱情的种子。
▲旅欧共产主义小组
1924年，男孩被批准担任广州黄埔军校副主任，匆忙回国，临走身边还带着女孩的两篇文章《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准备回国发表。而女孩因无组织批准，不能回国。但基于她的优秀表现，男孩有理由相信组织很快就会派她去苏联留学。他寄希望于在苏联重逢。
男孩走后，在组织领导的不当安排下，女孩被迫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列宁追悼大会并发言，从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从此受到巴黎秘密警察的跟踪，更因此失去了去苏联留学的政审资格。这时，恋人远在天涯，好友自身难保，组织工作无法开展，生活来源已被家庭切断，女孩的生活陷入空前的危机。
于是，她做出了令她的一生都发生了改变的决定：退出组织。
女孩选择退出政治生活，将生活重心转移到法语文学研究上去。对于全身心投入革命的男孩而言，这一举动无疑于一张分手宣言。据身边人回忆，男孩当时非常生气，认为女孩的政治信仰不同，不足以成为他革命道路上的伴侣。失恋1个月后，他开始向此前一直通信讨论工作的小师妹求婚，次年8月，两人走入婚姻殿堂。
那是1924年底到1925年发生的事。因为乱世之中音讯难通，直到1930年，男孩才从女孩的闺蜜那里，知道了女孩全部的经历，了解了她退出组织的全部苦衷。
1930年春，男孩赴苏联开会，秘密取道法国。这时正在里昂中法大学攻读博士的女孩忽然听见有人叫自己的名字。这次会谈的内容只能任凭后人猜测，我们只知道，见面后一个月，单身了6年的女孩接受了身边另一个苦恋其多年的男孩的求婚，并且以最优异的成绩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
会不会有这样一种爱情，即使毫无希望，一个人也可以将它长久地保持在心中；即使生活每天吹它，也始终无法把它吹灭……
——纪德《窄门》
她的名字被写在云南翠湖上
张若名在写完《纪德的态度》一文后，将其寄给了纪德本人。纪德给张若名论文的回信不是一般礼节性的赞扬，而是近乎表白的欣喜。他说：“你无法想像你的工作(指对纪德的研究)给我带来了多么大的鼓舞和慰藉……通过你的大作，我似乎获得了新生。多亏了你，我又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您使拙作生辉，我感激之至!给你写信，就像对挚友一样，向你说出的‘谢谢’，是真正发自内心的……”
纪德最为激赏的是张若名论文最后的一句话：“支配着他的，也是构成他的主要美德的，是自我的牺牲”。张若名解释说，当纪德的那些“对立的倾向相互碰撞而产生了一种不和谐之时，唯独一种美德能把这不和谐引向秩序：这就是牺牲自我。”纪德总是“坚信自身的力量寓于自我的牺牲之中，所以极力主张放弃自我”，这构成了纪德的性格和作品的关键。(摘自乐黛云《安德烈·纪德与张若名》
不幸的是，张若名自己也选择了牺牲自我来保全她心中对立的碰撞和折磨。
1931年，张若名夫妇便启程回国，但因为不愿与日本人有什么瓜葛，只是以翻译和写作度日。直到1948年春，他们夫妇接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举家南迁，张若名任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为中文系讲授文艺理论与世界文学史，并在外文系讲授法语。
▲张若名夫妇
195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来到昆明，与老友再会。会面中，张若名终于得以谈起当年的退出组织事件。周恩来立刻回复：“你当年退的是团，不是党。”
诧异万分的张若名于会面一年后终于明白了周恩来“指鹿为马”的用意。反右运动中，张若名因为“退dang党”的罪名而遭受迫害。更要命的是，张若名在这个时候选择再次相信党，将儿子的家书作为交心材料向组织公开，直接成为了儿子被划为“右派”的根据，从而断送了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前程。
1958年6月18日，张若名自沉云南大学翠湖。据说被救起时还有呼吸，但无人敢施以援手。等到丈夫从农场赶回，看到的只有一个骨灰盒。
如果我想望欧洲的水，我只想望
马路上黑而冷的小水潭，到傍晚
一个满心悲伤的小孩蹲在水边
放一只脆弱得象蝴蝶般的小船
——兰波《醉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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