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命名,岂可儿戏
2015/2/15 创新医学网

     近日,一则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开始强化使用“中日医院”简称的消息(见下图),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引发了我们对历史的回忆。

    

     关于“友尽”的故事

     1952年,苏联政府在北京援建了一所大型医院,命名为“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1957年苏联政府正式将该院移交给中国,更名为“北京中苏友谊医院”。但是,中苏之间的友谊并不长久。因两国交恶,在文革期间,该院一度被命名为“北京反修医院”。后来,大概感觉这个名字实在太过分,1970年,周恩来亲自命名该院为“北京友谊医院”。

     无独有偶。

     1921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了北京协和医院。1951年,朝鲜战争期间,新中国政府接管北京协和医院。文革期间,这所由美国人创办的医院,被正式命名为“反帝医院”。后来中国与美国关系改善,1972年,又改名为“首都医院”。1985年,终于恢复“协和医院”的名字。

     其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反修医院”或者“反帝医院”的命名几成时尚。我们可以列举一些:南京反帝医院、福州反帝医院、天津反帝医院;福建反修医院、伊犁反修医院、乌鲁木齐反修人民医院、晋江专区反修医院等等。可以看出,这些医院的命名规律基本上遵循“谁创建的,就反对谁”。

     如今看来,如此改名,实在有些可笑,如同幼稚园里玩“过家家”时翻脸吵架的孩童一般。正可谓“儿戏”。

     “反修”、“反帝”,这样的语言用于医院命名,是有着极大问题的。这不单单是难听与否的问题,更是违背医学伦理的。医学唯一的敌人是疾病,我们可以“反疾病”,甚至于可以有所限制的“反细菌”、“反病毒”。但是,我们不能“反人类”。行医,不应判断病人的政治主张。不能因为病人来自于所谓的“帝国主义”或者“修正主义”,就拒绝救治。过度参与到政治之中,就扭曲了医学的本分。

     医院起名字或改名字的时候,若掺杂了过多的政治因素,那就注定要“不停的折腾”。愈是“政治”,愈是“短命”。

    

     (1957年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苏方院长和中方院长共同签署的进修证书。一周后,该院移交给中国。谁也想不到以后该院会改名为“反修医院”。)

    

     (五十年代中苏友谊医院的病历证)

    

     (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北京协和医院的门诊挂号券)

    

     (文革时期北京反帝医院的门诊票证)

    

     (南京鼓楼医院在建国后先改名为“人民鼓楼医院”,文革中改名为“南京市反帝医院”)

    

     (文革时期,伊犁反修医院的门诊病历)

     医院的名字,是一种品味、是一种治疗

     我曾经认真查阅抗战时期的史料,看看当时有没有什么医院命名或改名为“抗日医院”。结果,并未查到。

     那么,是我们的祖辈们“觉悟不高”吗?非也。他们遭受战争的伤痛、甚至仇恨,远超我们。但是,他们更知道文化和品味的重要。医疗,和教育一样,都是社会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医院,与学校一样,都要引领社会的文化和品味,而不是“拖后腿”。医院的名字,正是这种文化和品味重要体现。

     这种文化和品味也深深地根植于民众的心目之中。

     上海瑞金医院,创建于1907年。创建时,命名为“广慈医院”。在其创建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广慈的名字,在上海成为响当当的品牌。文革时期,医院更名为“东方红医院”。老百姓们根本不认可,口口相传的仍是“广慈”。

     有位朋友告诉我,如今,她年迈的奶奶一提到这家医院,依然称之为“广慈”。我想,对于民众而言,医院的名字,已然是一种有力的安慰、是一种可以深切感受到的“治疗”。而一个媚俗的、丑陋的名字,则有可能给民众带来无尽的反感。名字,不仅是医院的无形资产,更应该是一种拥有社会感召力的人文血脉的传承。

     医院的命名,要对历史负责,对医学负责,对百姓负责。

    

     (民国时期,上海广慈医院的门诊挂号券)

    

     (文革时期,广慈医院改名为“东方红医院”)

    

     (文革期间,上海仁济医院改名为“工农兵医院”)

    

     (文革前和文革中分别拍摄的北京同仁医院大门照片。文革中,该院改名为“北京市工农兵医院”)

     文章转载:健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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