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是走向成功？还是走向失败？
2015/4/11 创新医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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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钟南山表示，医改成功与否的标准得看看病难看病贵有没有改变，医患关系有没有改善，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有没有提高，若从这三点来判断，这几年的医改并没有得到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经历了“国家包看病”到“自掏钱包看病”的过程。尽管医疗保险体系已步建立，但医疗保障水平仍较低，病人看病自费比例较高，遇大病、复杂疾病时往往难以承受巨大的医疗开支，有的甚至卖房交医疗费。图为2005年11月7日，就医者在北京儿童医院门前的广场草地上搭起帐篷过夜。
2009年，中国宣布计划投资1,240亿美元推行医疗改革。四年以后，中国政府实际上已花费了超过3,710亿美元，医疗保险涵盖人群比例从2003年的30%上升至2011年的95%。然而，这项改革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就医和费用承受力的问题。根据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依然难以享受医疗保险。图为浙江台州，25岁的付学朋6年前遭遇车祸，，车祸重创了他的呼吸中枢神经。为了让儿子活下去，付学朋的父母自制呼吸机。
而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也导致好医生好医院都集中在大城市。人们难以信任社区和乡村的医疗机构，于是都蜂拥至大医院看病。“看病难”，成为各大城市各大医院的顽疾。2011年9月20日，江苏省中医院门口排队挂号处，很多患者用小板凳排队专家号。
图为2014年1月23日，北京民警经过几天蹲守，上午在北京儿童医院门口一举抓获6名号贩子。14元的专家号到了号贩子手中，能卖到400至500元。
医疗资源过分集中，不仅让社区和农村没有能力承担起基本的医疗功能，而且也让以“高药价、高耗材”为特征的过度医疗愈演愈烈。而这一现象的后面，医院自负盈亏的政策也在推波助澜。图为四川绵阳市人民医院的兰越峰医生，兰越峰曾举报绵阳市人民医院过度医疗，2012年，医院对其进行待岗处理。兰越峰从此坐在走廊里，成为一名“走廊医生”，至今已有600多天。
看病难，看病贵，逐渐累积着人们对医疗系统的不满，而这种由体制而生的不满却更多指向了医疗系统的一线工作者——医生。“医德”被越来越多地提起，成为医生们的紧箍咒。2012年9月，卫生部公布《公立医疗机构管理权力廉洁风险防控规则》其中规定，今后各地医疗机构须实行医患双方签署“协议书”制度，内容包括患者入院时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许多医生认为，这一规定伤害了医生的心。图为上海市东医院在护士工作台上立出一块牌，禁止“医药代表入内和本院拒收红包”的告示。
但由于医疗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医疗服务模式与医疗需求之间严重不协调，医疗纠纷急剧增加。图为2004年9月25日，扬州中医院门诊部前被挂起了刺眼的白色横幅，上面赫然写着“还我大学生儿子”。
发生纠纷后医院为息事宁人，常赔钱了事，闹得越厉害，赔得越多。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并因此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医闹”。图为2011年1月25日，浙江金华市人民医院住院部被花圈堵住。
“医闹”打着病人家属、亲戚、朋友、同事的幌子专门组织、策划并怂恿家属采用各种恶劣手段闹事，以达到从医院获得经济赔偿的目的，“医闹”则抽取提成或拿到“报酬”。这些人以聚众闹事的手段，使本来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图为2010年4月30日，7名护士因医疗纠纷被死者家属堵到房间里5个小时。
更有不少医患纠纷演变成恶性事件，导致医生被打伤、致残甚至被杀害。2013年10月，温岭市3名医生被前患者袭击，造成1死2伤。警方表示，事件的发生源于犯罪嫌疑人对在该院做的一次普通鼻腔手术持有异议。图为嫌犯的连恩青房间，连恩青曾在墙壁上写下的“死”字也依然没有清除。
图为2013年10月28日，浙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陆续有亲属及病人赶赴王云杰灵堂里祭拜。
图为2006年12月25日，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山厦医院内外有保安执勤，医院内的医生、护士、护工和财务人员等均戴着头盔。
就在两会期间，代表们热烈讨论医疗问题时，广东潮州发生了一起医疗纠纷——据潮州中心医院医生消息，3月4日该院消化内科收治一酒后急性酒精中毒患者，下半夜抢救无效死亡；5日中午家属纠集了100多人，押着4日晚的值班医生在医院内游行，边走边喊：“就是这位医生害死了死者”，被游行的年轻医生边走边哭，持续约半个小时。
图为2013年11月3日，温州医科大学学生在宣传“改善医患关系“。作为关系每个人健康的医疗本身，应该得到改善。而想要从根本上改善医疗水平和医患关系，还得从制度上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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