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圳看中国的未来：如何解放人们的创新观念
2016/6/18 商业周刊中文版
撰文：Christopher Balding
编辑：乔燮阳 、周阳
翻译：程玺
深圳具有成为创新性城市的基本优势
深圳有8000家科技企业，包括数家世界性的行业领军企业
习近平主席近日表示，他希望中国到2020年可以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并在本世纪中叶成为其中的领头羊。而根据过往的经验，这大概意味着未来将有大量资金涌向一些可疑的初创企业以及考虑欠周的高科技项目中。不过，还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样板，而且出奇地接近本土，即中国南方的繁荣都市深圳。
深圳南山区(这里有一座巨大的高科技产业园)已经是中国最富裕的地方，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甚至超过了一界之隔的资本主义香港。的确，深圳的快速成功可能比香港更不同凡响：1979年时，这里还是一座小渔村，邓小平决定在此创立经济特区，以开启中国的改革之路，此后，深圳便成长为一座特大都市，如今，其人口已经超过了1100万，GDP则是澳门的5倍。房屋均价为每平米5.3万元人民币，比美国的任何地方都高；而很快，全球第四高的摩天大厦也将在此落成。难怪在1992年，当邓小平面临改革阻力时，他选择了回访深圳，以提醒中国人创业精神和民营企业的优势所在。
1984年，邓小平(左前)在深圳蛇口“海上世界”旅游中心眺望蛇口工业区
今天，约有8000家高科技企业在深圳设立了据点，包括互联网巨头腾讯、通信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及世界最大的无人机厂商大疆；市值3万亿美元的深圳证交所专注于高增长的科技初创企业。公私合营公司华大基因提供高速的DNA数据，可在世界各地通过亚马逊(Amazon)云服务下载。照明企业LEDSFilm则在生产世界最小和最亮的摄影棚和娱乐用灯光设备。
当然，并非每一座中国城市都能成为硅谷。深圳具有一个尤为扎实的基础：其周边的珠三角地区有成千上万家灵活机动的厂商，能组装出世界上大多数的消费电子产品。与此同时，这座城市本身也具有一些关键的基本面优势。
首当其冲的一点，深圳是一座真正的大熔炉。相比中国其他特大城市，深圳大大简便了外来劳工成为本地市民的道路：任何购房者都可享受全面的市民待遇。因此，敢于冒险的人们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来这里创造他们的财富，在这里，他们不会受到出身的限制。
相比来看，北京仍是党内精英们的保留地，而上海的排外情绪则臭名昭著。在这两座城市，官僚内斗及中产阶级的阻力都在持续妨碍着“户口”制度的全面放开。如此，低技能的外地劳工在教育等领域便会受制于一种黑市身份，这就限制了最有助于商业成长的劳动力的流动。要想创造出雄心勃勃、艰苦奋斗，并充满创业精神的劳动力大军，中国的城市们必须更好地张开怀抱，欢迎那些具备此类素质的新来者。
其次，深圳也打造出了中国最友好的商业环境。在深圳成立一家公司或向海外转移资金，都相对更为容易。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评估，在中国创办一家公司一般要经过11道流程，耗时31天。而深圳市前海开发区的官员们则宣称，他们能在8天内完成对一家外资公司的注册。如今，生机盎然的风险资本及私人股本公司也遍布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帮助培育着人们的冒险精神。
由于缺乏自然资源，深圳便将发展重点放在了解放人们的创新观念上面：去年，政府及本地企业共投入了30亿美元的研发资金，几乎占到了全市GDP的6%；而中国的平均水平只有2.3%。深圳到处都张贴着“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海报。深圳的官员们也在积极推进更开放的金融市场，以便企业家们更轻松地寻获资金。
深圳世界之窗
最为重要的是，深圳兴旺的私营企业们并未俯首于政府关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指令，而是争先恐后地去研发能在残酷市场中存活下来的产品。但在中国其他地方，政府依然娇惯着那些国有巨头们，尽管它们负债累累、总体效率低下，而且在创造就业方面表现不佳。
最后一点，新经济要想蓬勃发展，必须要有一套牢固的监管架构，以确保法规的清晰连贯和严格执行。这里的许多律师都同时获得了深港两地的执照，因而更容易达成跨境协议。对于一些为多变的内地法院和监管方感到担忧的企业，深圳的一个自由贸易区则提供了香港的司法裁决。
邓小平在1979年开启的改革根植于一个念头：改革能赋予个体力量，推进创业精神的兴起，而非继续强化政府主导的现状。中国要想真正打造出一个21世纪的经济体(必须如此——鉴于其人口增长的萎缩，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非得如法炮制不可。深圳便是该模式卓有成效的一个明证。
(本专栏不代表彭博编辑部，彭博公司，《商业周刊/中文版》及其所有者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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