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薪”变将至！
2015/2/2 医学生
医务人员是医疗系统最宝贵的资源，在新医改进入深水区的当下，可以说医生薪酬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再也无法拖延下去”的工作，其裹足不前必然会拖了新医改的后腿，因此，这一改革的提速成为了某种必然。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科学的医疗绩效评价机制和适应行业特点的人才培养、人事薪酬制度”。201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医务人员等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2014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14年医改重点工作任务明确指出，要建立适应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2015年1月12日，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介绍卫生计生工作2015年重点任务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符合医药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将于今年发布，医生工资将会提高。”
究竟具体会出台什么样的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我们还无从得知。然而，在我国建立适应医生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绝非易事。
医生收入现状“几家欢乐几家愁”
用“几家欢乐几家愁”来形容当下医生的生活和收入一点也不为过。医生群体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是业内公开的秘密。恪守良知与“规矩”者，生活就很“清淡”；而那些有“门道”者，则把日子经营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有的甚至迈入了“富豪”行列。
一、恪守良知与“规矩”的好医生穷困潦倒
“不为别的，只为梦想。尽管我家也不富裕，也需要钱，但我绝不会为了钱改行或者是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个人利益。”北京某知名医院李医生说，自己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医生，因为小的时候曾得过一场大病，是一位德技双馨的医生将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的，所以深知身染疾病的痛苦和绝望，也明白了医生职业的伟大与崇高。在他十多年的行医生涯中，他做到了“三不”：不收红包，不拿回扣，不接受宴请。但是，这样的好医生，仅仅靠医院一个月几千元的收入很难养家糊口。
家在西北偏僻农村的王医生，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全靠一亩三分地过活。他上医学院的学费，大部分都是借的外债。父母希望他当医生后能改变一下家庭的窘迫境况，但到现在还处在“一穷二白”的地步。尽管现在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当主治医生，但他说起自己的收入还是显得欲说还“羞”。他说自己现在一个月能拿5000多，与老家那边相比好似天文数字，但在繁华的首都却不值一提，入不敷出的日子常常出现。有一次，王医生与医院建筑工地上的一名电工聊天，得知电工一个月拿7000多元，他内心还是有些失落：起得比鸡早，挣得比民工还少，这就是自己的生存状态。
二、 不守“规矩”的医生富贵腾达
许多人表示，如果单从工资收入来看，医生的付出与收入确实落差很大，但是加上灰色收入，不仅高，而且高得离谱!“收红包、拿回扣、串场子接私活，是现在人们贴在不守“规矩”医生头上的标签，其也正是这些医生的“发家致富”之道。
首先，“收受药品回扣可以说是医疗行业人尽皆知的潜规则，而且好多人都在按这个潜规则办事，别人我不敢说，但我认识的医生中90%都拿过药品回扣。”西南地区一家三甲医院的普通外科李医生直言不讳地说。在他的医生朋友圈子里，不少人是处方越开越大，各种新药越开越多，化验等检验越来越复杂，完全违背了医生在抗生素使用上的规定和职责。比如对患有炎症的患者，做一两项必要的检查就行了，却常常是检验单一开就是十几种，多的达三四十种。由于检验都有不同程度的提成，医生开的项目多，回扣就多。
李医生告诉记者，他一个朋友当了5年科主任，现在已开上了宝马，住上了别墅。其次关于红包这个话题，记者采访得更多的是患者和曾经接受过手术治疗的朋友。90%的手术患者给医务人员送过红包，接收的有40%，拒收的有50%。当然，送红包跟自己的病情轻重有直接关系，病情重的就送“厚”些，病情轻的就送“轻”些。手术天天做，红包天天有，这样 “细水长流”的日子就会“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不想“发”都难了。
最后，关于“走穴”，据了解在国内收入最高的医生是神经外科、脊柱外科和心脏外科医生，院外请其去“会诊”的频率也是最高的。知名三甲医院外科主任如果受邀外出做手术，邀请方就会早早将来回机票订好，做一台手术就能进帐五千或一万。
一个体制内的医生，获得高收入，合法的途径被限制堵死，而那些不合法得途径却在诱惑你，一切只取决于你的胆量。这种畸形分配机制是当下医生们的不能承受之重。改变这一状态，让医生从自己付出的技术劳动中获得应得的、能够维持其有尊严生活的合理合法收入，需要立即行动起来!
薪酬改革该往哪“开刀”？
薪酬制度改革，关系到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切身利益，如果改得不合适，不能获得全国800万医护人员的配合与支持，将难以成功，甚至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必须以慎之又慎的态度，集思广益，以人为本，制订出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这样必将搅活医改的“一池春水”，有效调动和激发广大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力，真正担当起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守护神”的神圣职责与使命，达到医生、患者和社会“三方满意”。
薪酬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面广，关注度高。各方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一、加大财政投入。与发达国家甚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还明显不够。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认为，如果国家补贴不足以补充医务人员的收入，就会造成医生以灰色收入来“弥补”，同时，医生待遇得不到改善，还会导致不少医生改行，造成“医生荒”。国家只有加大财政投入，提高医务人员的收入，才能让他们有尊严、有医德的工作。
二、破除“以药养医”。刘延东副总理在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电视电话会上强调，公立医院改革的这几项目标，比如取消以药补医、完善医务人员的待遇等，不是选做题，而是必答题。如果我们在这次公立医院改革的过程中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很难说公立医院改革取得了成功。但是，如果公立医院改革过程中绩效考核把医务人员的待遇与一些收费、处方、检查挂钩，改革的结果恐怕很难令老百姓满意，也很难令医务人员满意。“
三、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在公立医院系统，影响力不是取决于你对患者的影响，而是你在学术圈的地位。这些对我来说很虚，我更喜欢给病人看病。”北京某医院急诊科张医生说，当前医生薪酬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称高低，其中SCI论文是跻身专家资格的必要条件。以课题、科研论文为导向的传统医疗人才评价制度，造就了“高职称、低能力”的畸形现实。这被许多专业人士诟病。“有的外科主任医师甚至连手术都不会做。”张医生还结合自身实际说，他在急诊科工作，更需要的是临床工作能力，过度强调论文指标没有意义。他认为国家应该出台一种标准，不同科室区分对待。
四、打破“大锅饭”。心内科王医生说，现在的奖金制度基本还是大锅饭，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排队队吃果果，人手一个，就算有差距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小的差距。这是长期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前任就是那样分配的，到自己这一任上如果要“改革”一下，就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惯性状态”和人们习以为常的心态，那么就会有矛盾产生。奖金拉开距离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这种事情需要国家从体制上制订出来，医院才能有规可循，这样管理上比较容易一些。
五、让患者参与到绩效考核中来。绩效工资作为一种市场化的手段，自然是有其可取之处。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多会根据自己的收益状况来调整自己的行动，于是均等分配的大锅饭势必造成慵懒，而多劳多得的分配方法必然会激励人们努力工作，通过“劳”来换取更多“得”。但是以什么作为绩效考核的标准，即将工资与什么挂钩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有医生认为，可以将患者的康复情况作为绩效考核的标准，防微杜渐，让医疗体系回归秩序之轨。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200年前所著的《国富论》中曾写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医生……像这样重大的信任应该安然委托于那些人，他们得到的报酬必须与这种信任所需要的社会地位相符，再加上他们之前必须接受的长期教育与巨额费用，势必使他们的劳动价格更加高昂。”
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医生确实都是社会地位和薪酬收入最高的职业之一，医生凭医术赚钱，凭医术获得社会的尊重。但在我们国家，医生的“阳光收入”普遍偏低，“与其高强度、高风险的付出相去甚远；而非“阳光下的收入”又引发了公众对医生的质疑，甚至“口诛笔伐”。但将于今年发布的符合医药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给我们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医生工资将会提高，将对医生进行高薪养廉，或许我国医生薪酬体制改革的春天也即将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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