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听诊器 你不得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2016/1/18 医学生

    

     美国费城的医学教授巴雷特专门制作了一张模拟六种心脏疾病的异常声音的CD，分发给医学生，医学生们传输到自己的苹果iPod上，在经过两小时及多达3000次的听觉训练之后，这些医学生借助听诊器诊断心脏疾病的能力大大提高，病理性杂音的辨别率由30%提高到80%。这是来自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

     听诊器与白大褂一道，曾经是、如今依然是医生的职业标志，这个发明于1819年的医疗器械，算得上是一件有历史沧桑感的现代诊疗工具了，它最初的发明灵感来自于卷个纸筒听胎音，逐渐发展成今天模仿耳膜震动传递病人躯体局部声音分辨病理变化的诊察方法与专门工具。

     近200年来，就是这么一件由三根乳胶管连接两端听筒的简单器械，不仅帮助医生诊察心肺及内腔的疾病信号，也将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拖得更近，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听心肺成为物理诊断的常规，一个反应医疗关怀与医患融洽的标志性动作是冬日里医生刻意用手搓热听筒才深进患者的前胸。

     因此，在医学人文的视野中，听诊器是机器时代里最后一件有情之物，可惜，就是这样一件温暖医患关系的器械，它的应用功能近年来大打折扣，许多佩带它的医学生们已经不会熟练使用听诊器了，而逐步转向依赖高科技同时也是高成本的诊断扫描仪。

     巴雷特老师的努力固然值得钦佩，但已经很难挽回听诊器临床应用的颓势，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使劲拖拽着医生们，让他们冷落这件没有多少现实收益的工具。不过，它也激起人们对机器过度替代以及技术主义蚕食医疗全过程的警醒。

    

     如果有一天，突然发现挂在医生脖子上的听诊器成为一件可有可无的职业道具，那么，医学就不再是一门手艺了，而彻底工艺化、机器化了，结果不仅仅只是医疗帐单上数字的飙升，也将彻底改变医生临床思维与疾病体验的径路，无须视触叩听，无须坚守现场采集原始的病况信息，它将意味着医生们集体脱离“现场”，成为现代医学异化的拐点。

     在经验医学时代，医生针对病人躯体的实时接触性诊察几乎是唯一的探查方法，西医讲视、触、叩、听，中医讲望、闻、问、切，基本上都是凭着医生的感官敏锐与现场技能来驾御，当时的临床诊断模式几乎是“一个人的诊断学”，诊察与诊断系于接诊大夫一人身上，这种模式问题也不少，譬如说某大夫老眼昏花，耳闭重听，或职业训练不足，经验贫乏，岂不耽误大事。再说全凭个体的感官去体察，客观性也会大打折扣。

     因此，实验医学的进步表现在诊断学上的意义是革命性的，一是用声、光、电、磁等新技术大大延长了个体感官的精度与深度，二是出现“一群人的诊断学”，分工更加精细，指标体系愈加庞大，收集资料、整理资料、综合判断的职能与流程也逐渐离散开来，不仅带来信息、知识、技术的分割，也带来非知识因素如诊疗流程中情感认知、人文关怀的断裂。

     也许，面对一系列技术成果与“进步”趋势造就的过程“分隔”，医患双方都没有意识到什么不正常，这里隐含着一个超越诊断学的命题，我们更应该相信人的感官还是机器的探头？从临床指标的客观、精准程度而言，机器常常要比人的感官得分高，于是，没有更多的人文与哲学审视与反思，人与机器很快达成妥协，以机器的判断为准、为先。传统的“人的诊断学”演变成了现代的“机器诊断学”，人的感官，包括以听诊器为标志的相对简单的辅助诊断器械，必然会日益淡出诊断学领域。

     就像旧时宫廷里屈从于“男女授受不亲”伦理戒律的“吊线诊脉”，医生离开疾病现场。不过，这一次的理由是技术指标至上的专业信条与傲慢，还有消费主义的贪婪在默默蛊惑，在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听诊器在苦苦地挣扎，也引发医学人文角度的反思。

     毫无疑问，在现代医学的价值映照下，听诊器现场价值的彻底“复归”与技术功能的全面“复辟”看来有些困难，尽管有巴雷特老师的努力，说不准还会被人扣上“守旧”的大帽子。其实，在这份“守旧”的背后，保存着人文主义的基本立场。

     在医学人文看来，诊疗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处置的过程，也是一个医患之间人与人相互认识、理解、交流的仪式，听诊器的出场不仅有技术诊察的意义，还兼具人文慰籍的意义，医生的耳朵，病人的心肺，聆听的是病人躯体的“倾诉”，如果把探头连接到冷冰冰的某编号的机器上，诊疗过程将失去莫名的“温暖”。即使是综合各种技术指标来做判断，也不应该完全放弃听诊器与大体诊断学的诸多手艺。在地域广袤、人口广大的乡村，适宜技术与适宜消费也是留住听诊器的绝好理由。

     选自《中国人的病与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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