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公函维权背后是患者对医院强烈的不信任感
2016/1/21 医学生

     文/中国日报 杜晓

     在构建更加完善的医患纠纷调处化解机制的同时,还应该开辟更多更公开透明的医患沟通渠道,才能最大限度消弭医患专业壁垒的负面影响

     1月18日,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公开回应“北医三院一产妇经抢救无效死亡”引发的这起医疗纠纷事件。北京市卫计委新闻发言人高小俊表示,个别地方发现医患纠纷也是客观存在的,也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由于信息和知识的不对称,特别是医学发展有许多未知和不确定,因此,处理医患纠纷,医患双方都必须依法合规的维护自己的权益(1月19日澎湃新闻网)。

     这一事件之所以引发社会关注,是因为在产妇死亡之后,其所在单位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曾向北医三院发公函,要求对杨女士离世的原因“作出公正、透明、翔实的调查,给出一份真实、完整的结论”。这被网友称为“中国科学院大战北医三院”。随后,中国医师协会官网也发布了相关声明,对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发函行为提出指责。

     北京市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公开表示:“我国已进入全面依法治国时代,医闹追责已写入刑法,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医闹。”应该说,通过公函的形式要求医院对患者的死亡作出客观结论是不妥当的。如果患者都想着通过这样的形式去维权,只会让医患纠纷更加无解,同时还会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绝不仅限于医患领域。但是透过这份公函,人们仍然感受一种深层次的焦虑,那就是在医学专业壁垒较高、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前提下,患者对于医院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以致要求助于公函来获得一个可信的结论。

     专业壁垒本来是一种客观存在,患者再怎么久病成良医也不可能知道得和医生一样多,但是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下,由于医院具备了逐利冲动,专业壁垒的负面作用被不断放大,成为许多利益驱使下不合理诊疗行为的挡箭牌,严重影响患者正常维权。关于如何消除医患专业壁垒,人们曾经呼吁引入权威的第三方,然而这其中有一个必须要跨过的障碍:所谓的权威第三方必然也是在医学领域非常专业的人或者机构,这样一来就难免会和医院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制度、机制再出现一些漏洞,引入第三方之后对于患者甚至可能更为不利。

     “医者父母心”,医患之间的诊疗行为不仅是一项专业领域里的活动,而且也需要带有一定的情感色彩。在构建更加完善的医患纠纷调处化解机制的同时,还应该开辟更多更公开透明的医患沟通渠道,才能最大限度消弭医患专业壁垒的负面影响。当前,互联网医疗产业化发展势头迅猛,对于传统医疗资源的整合和盘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尽管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整体发展前景也不明朗,但是在方便医患沟通、促进专业信息公开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随着客户端、大数据、移动诊疗等陆续被应用于互联网医疗,在某种程度上正逐步重构医患关系,在医患矛盾频发的当下让人们看到了一些希望。

     现在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作为一个产业,互联网医疗的商业色彩太重,基本上都是商业利益驱使,在化解医患矛盾的道路上究竟能走多远令人生疑。有鉴于此,有关部门在强化对互联网医疗监管的同时,也应该选择合适的方式介入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建设,从化解医患矛盾、消除专业壁垒、便于监督管理的层面出发,强化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公益性,让互联网医疗平台扮演好第三方的角色,避免再犯那些曾经犯过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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