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尊严
2016/3/7 医学生

     周国平先生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读他的书，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原来自己的感受，早已被世界上的某个人说的清清楚楚，这种共鸣，总是让我又兴奋又感动。

     目前在神内科轮转，遇到的病人大多是脑血管病后遗留肢体偏瘫、CO中毒迟发性脑病和脑外伤后植物状态的。

     对于家庭情况尚可的，这一切或许没什么，但我见到的多是贫苦的打工者：蓬头垢面、肮脏的衣服、拖拉着鞋子、脚踩着裤脚，满面愁容的给自己CO中毒的妻子喂饭，女儿一旁边哭边喊：“妈，你看看我，你还认识我吗？”，妻子目光呆滞，怎会知道这一切，这个家庭的顶梁柱，这个早已承受不住的男人终于捂着脸哽咽着。

     我终究是个多愁善感的姑娘，我受不了这样的场面，老师在一旁问病史，我却看着这不幸的一家，红了眼眶，忍不住想哭。

     还有一个年轻男性，脑外伤后植物状态，大好的年华啊!本应在最灿烂年纪有更匹配的人生。我悄悄问老师：

     “老师，你见到过植物状态的人醒过来吗？”

     “没有”

     “那迟发性脑病呢？”

     “可能性也比较小了”。

     我更诧异的是她怎么可以这么平静。

     你没有经历失去至亲，你便不知道无能为力时的绝望，不知道那些听到你“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的无助，当然更无以感受数着指头算2000元还能坚持几天住院费人的窘迫与焦急。

     一切，你仅是个旁观者。你为他们对症用药，治病救人，但对这个家庭的拮据无能为力。

     慢慢的，我有了更多的疑问，徒劳的救治，有必要吗？活生生的一个人，像一台机器一样浑身插着管子维持生命，现代医学回答是肯定的，他们的问题是尽一切努力来延长生命，哪怕一分一秒。

     是否当死亡已明显不可抵御时，我们应该停止这场搏斗，同病人共同面对死亡。让他们在拥有做人的尊严的情况下，用医学手段帮助他们提前结束生命？

     写至此，我满是不忍，可我们更应该关注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意义，让病人在临终前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在亲人的爱护下走向安息。

     周国平先生曾提到山崎章朗的《最后的尊严》，该书讨论了临终病人的死亡问题，涉及“死亡学”的某些课题。

     周国平先生说：“在西方和日本，‘死亡学’研究十分兴旺，内容包括安宁照顾、安乐死、医疗伦理学、医疗体制改革、末期患者的心理、濒死体验、精神解脱等，死亡是生命的重要阶段我期望更多人关注这一问题”。

     最后我想用高晓松的一句话告诫广大医学生“多少孩子在鄙视大人的青春里挣扎成长，后来却也成为他们看不起的大人，现在我们要对10年后的自己投下一张信任票，绝对不要成为我们不想成为的那种人”。

     成为一个有医学人文情怀的局内人，不要成为自己鄙视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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