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尊严
2016/3/7 医学生

     周国平先生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读他的书,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原来自己的感受,早已被世界上的某个人说的清清楚楚,这种共鸣,总是让我又兴奋又感动。

     目前在神内科轮转,遇到的病人大多是脑血管病后遗留肢体偏瘫、CO中毒迟发性脑病和脑外伤后植物状态的。

     对于家庭情况尚可的,这一切或许没什么,但我见到的多是贫苦的打工者:蓬头垢面、肮脏的衣服、拖拉着鞋子、脚踩着裤脚,满面愁容的给自己CO中毒的妻子喂饭,女儿一旁边哭边喊:“妈,你看看我,你还认识我吗?”,妻子目光呆滞,怎会知道这一切,这个家庭的顶梁柱,这个早已承受不住的男人终于捂着脸哽咽着。

     我终究是个多愁善感的姑娘,我受不了这样的场面,老师在一旁问病史,我却看着这不幸的一家,红了眼眶,忍不住想哭。

     还有一个年轻男性,脑外伤后植物状态,大好的年华啊!本应在最灿烂年纪有更匹配的人生。我悄悄问老师:

     “老师,你见到过植物状态的人醒过来吗?”

     “没有”

     “那迟发性脑病呢?”

     “可能性也比较小了”。

     我更诧异的是她怎么可以这么平静。

     你没有经历失去至亲,你便不知道无能为力时的绝望,不知道那些听到你“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的无助,当然更无以感受数着指头算2000元还能坚持几天住院费人的窘迫与焦急。

     一切,你仅是个旁观者。你为他们对症用药,治病救人,但对这个家庭的拮据无能为力。

     慢慢的,我有了更多的疑问,徒劳的救治,有必要吗?活生生的一个人,像一台机器一样浑身插着管子维持生命,现代医学回答是肯定的,他们的问题是尽一切努力来延长生命,哪怕一分一秒。

     是否当死亡已明显不可抵御时,我们应该停止这场搏斗,同病人共同面对死亡。让他们在拥有做人的尊严的情况下,用医学手段帮助他们提前结束生命?

     写至此,我满是不忍,可我们更应该关注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意义,让病人在临终前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在亲人的爱护下走向安息。

     周国平先生曾提到山崎章朗的《最后的尊严》,该书讨论了临终病人的死亡问题,涉及“死亡学”的某些课题。

     周国平先生说:“在西方和日本,‘死亡学’研究十分兴旺,内容包括安宁照顾、安乐死、医疗伦理学、医疗体制改革、末期患者的心理、濒死体验、精神解脱等,死亡是生命的重要阶段我期望更多人关注这一问题”。

     最后我想用高晓松的一句话告诫广大医学生“多少孩子在鄙视大人的青春里挣扎成长,后来却也成为他们看不起的大人,现在我们要对10年后的自己投下一张信任票,绝对不要成为我们不想成为的那种人”。

     成为一个有医学人文情怀的局内人,不要成为自己鄙视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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