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怎样被蒙古帝国连结成了世界史?
2016/5/19 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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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史的诞生

     ——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

     作者: 冈田英弘

     译者: 陈心慧

     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2

     定价: 38.00元

     在冈田英弘看来,历史分别于公元前五世纪与公元前100年,诞生于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而创造历史这项文化的是两位天才。一位是东方中国,以汉文写下《史记》的司马迁,另一位则是在西方地中海世界,以希腊语写下《历史》的希罗多德。

     司马迁的《史记》是皇帝制度的历史,叙述的是王朝更迭、皇帝变迁。在他所确立的历史叙述中,无论现实世界发生了多大变化,记述时都会尽量规避“正统”的变化。希罗多德所“创造”出的地中海型历史,记叙的是强国变弱、小国变强等命运的转换,确立了“欧洲战胜亚洲是历史的宿命”这样的历史观。

     就这样,拥有历史的两大文明——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各自在创造出固有的历史观之后,在各自的地区里以各自的历史架构书写历史,直到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帝国的出现打通了东西藩篱。随着蒙古军队四处征战吞没大半欧亚大陆,让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得以连接,两大历史文化首度接触。覆盖整个欧亚大陆的世界史从此变得可能,至此,人类文明方才真正进入世界史的时代。而这,也正是蒙古史的文明意义。

     ? 前 言 ?

     十九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名为《世界史是否成立》的文章(《历史与地理》211,1973年4月)。文章中指出,“世界史一词在我们心中所唤起的是两个近乎矛盾的观念相互重叠,整体的轮廓模糊不清,很难掌握”。这两个观念其一是明治时期以来的“万国史”。“万国史”是在明治初期,面对同一时间突然大量来袭的各国西洋人,为了与他们交涉,日本人急需知道对手的背景。因此,从希腊、罗马开始,一直到明治维新前后在日本互争长短的法国、英国为止,万国史叙述了西洋各国的兴亡盛衰。“万国史”改编自欧洲人的“原书”,但由于改编的是日本人,因此在选择记述的事项时,是根据日本人所持有的传统历史观,也就是从汉文书典中所学到的中国“正史”观。

     对于接受中国文化熏陶超过千年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历史的重点在于哪一个政权被授予“天命”,属于“正统”。为此,“万国史”记载的对象实质上仅限于从希腊、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日耳曼分支出来的英国、法国以及德国。这说明了“天命”传递的顺序,也代表承认明治时期三大列强的“正统”。这个中国型的“万国史”属于“西洋史”,与源自中国史的“东洋史”并列,这就是日本历史学的现状。

     无论是“东洋史”或是“西洋史”,两者皆以中国型的“天命”与“正统”史观的理论为基础。而两者是各自独立撰写完成的历史,基本上无法相提并论。日本人想尽办法修改“东洋史”,希望能够更接近“西洋史”。这些方法或是将“东洋史”以时代区分,或是另外撰写东西文化交流史、塞外史、社会经济史。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都在不自觉地将日本人的历史观根于中国型历史的情况之下,将“西洋史”的用语表面上套用在“东洋史”上,最后都招致失败,更遑论历史学的统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学制改革,将东洋史与西洋史合并,出现了“世界史”这个科目。

     但事实上,将东西洋史合并是一个无理的要求。就算两者都是建立在中国型的“正统”思想上,但东西方的“天命”相互对立,就好像水和油无法相容一般。在日本高中世界史的教材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将东西洋各自呈现纵向的脉络横切之后相互堆叠,无论对教学的人或是学习的人而言,都是不合逻辑的事情。我听说很多日本高中老师在教西洋史的时候,会从世界史的教科书中取西洋史的部分,等到教东洋史的时候再取东洋史的部分,将东西洋史分开教授。这样一来,“世界史”和过去完全没有分别。

     另外,合并东洋史与西洋史的“世界史”,当中竟然没有包含属于“国史”的日本史。这样的做法导致在日本的学校里,日本人所学的是将日本排除在外的世界史。就好像日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一般,日本的历史与世界史毫无关系,日本也没有对世界有任何的影响。如此一来,应该学习的“世界史”大事选项当中完全没有与日本相关的观点,学的大事愈多,逻辑愈混乱。想当然地,世界史的知识只会愈来愈杂乱无章。

     《世界史是否成立》一文的最后我以“最起码在现在的日本,真正的世界史并不成立。但就算如此,学校却不得不教授世界史。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大学联考中废除世界史这个科目”当作总结。但我并不满意这个悲观的结论。正如同明治时期的日本人需要“万国史”一般,姑且不论大学联考,现代的日本人还是需要世界史,需要重新创造出符合逻辑的世界史。

     为此,我们必须重新认知,历史属于地域性,并不具有普遍性。是属于创造出东洋史的中国世界与创造出西洋史的地中海世界两者的特有文化。在这样的认知之下,知道从中央欧亚大陆的草原分别向东西发展的势力创造出了中国世界和地中海世界,经过不断地变化,演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沿着这样的逻辑,才有可能记述单一的世界史。

     冈田英弘,“东京文献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专攻日本古代史、中国史、蒙古史,在蒙古史领域成就尤受瞩目。193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5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系,因参与“满文老档”译注工作,年仅26岁便获得日本学士院会员的殊荣,成为日本学界史上最年轻的学士院会员。从1966年到1993年这二十余年间,任教于东京外国语大学,直到退休。主要作品有《康熙帝的信件》《成吉思汗》《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兴亡》《从蒙古帝国到大清帝国》等。

     冈田英弘对于世界史的推广,与追求超越民族主义的新清史学派,同样强调消解传统历史书写中的东西界限,并试图从全球史的视野重新诠释东亚文明。美国新清史领军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是他的入室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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