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仨”又在一起了｜怀念杨绛先生
2016/5/26 凤凰读书
“2016年5月25日凌晨，著名文学家、翻译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105岁。”
杨绛(杨季康)
191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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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25
杨绛全集
杨绛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14
1911年7月17日(辛亥年阴历六月二十二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杨荫杭(字补塘，笔名老圃)当时在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书，并应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之请，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按说杨先生出生时，上面已有寿康、同康、闰康三个姐姐，不会受到太多重视，没想到父亲老圃先生竟对这第四个女儿从小特别钟爱，宝贝得不知怎么宝贝才好。也许因为这是他逃亡海外留学美国归来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也许因为婴儿初生就透着一股灵性，招人喜欢。老圃先生为女儿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1912年，杨绛一岁
“季康”被兄弟姐妹们嘴懒叫得吞了音，变成了减缩版的“绛”，这也是她剧本上演时自己取的笔名。
1928年，杨绛毕业于苏州振华女中。17岁的杨绛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1932年杨绛在苏州东吴大学毕业，之后入读北京清华研究院做外国语研究生，并认识钱锺书。钱杨二人互相爱慕，于1935年夏天在无锡老家结成夫妇，并一同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后转往法国巴黎大学进修。
从此，他们便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传奇伉俪。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 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二〇一四年六月四日，杨绛在上海《文汇报》发表《“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文章写道：
我原是父母生命中的女儿，只为我出嫁了，就成了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其实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他家是旧式人家，重男轻女。女儿虽宝贝，却不如男儿重要。女儿闺中待字，知书识礼就行。我家是新式人家，男女并重，女儿和男儿一般培养，婚姻自主，职业自主。而钱锺书家呢，他两个弟弟，婚姻都由父亲做主，职业也由父亲选择。钱锺书的父亲认为这个儿子的大毛病，是孩子气，没正经。他准会为他娶一房严肃的媳妇，经常管制，这个儿子可成模范丈夫；他生性憨厚，也必是慈祥的父亲。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锺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锺书。他的痴气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但是这个钱锺书成了他父亲一辈子担心的儿子，而我这种“洋盘媳妇”，在钱家是不合适的。
但是在日寇侵华，钱家整个大家庭挤居上海时，我们夫妇在钱家同甘苦、共患难的岁月，使我这“洋盘媳妇”赢得我公公称赞“安贫乐道”；而他问我婆婆，他身后她愿跟谁同住，答：“季康。”这是我婆婆给我的莫大荣誉，值得我吹个大牛啊!
我1938年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都已沦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还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锺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锺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实话实说，我不仅对钱锺书个人，我对全世界所有喜读他作品的人，功莫大焉!
阿季
青年时期的杨绛
据说阿季生性爱笑，出生时哭完以后，眼睛滴溜溜四处看。尽管家里因时局动荡、各地骚乱而极度不安和苦恼，她笑得非常开心。她出生那年，家里买了一只制冰淇淋的桶，因为老圃先生爱吃冰淇淋，经常家里自制。阿季出生那天，恰巧家中做了一桶冰淇淋。二姑妈荫扮给她尝点冰淇淋，小嘴都冻紫了，吧嗒吧嗒地舔，品味呢!
阿季的三个姐姐，都生耷无锡，接生的稳婆(亦称“老娘”)每次接生，只需一百铜钱，即十个铜板，合一角大洋。阿季生在北京，而北京的“老娘”以力大粗暴著称，南方太太受不了。所以阿季是日本产科医生接生的，接生费是十五两银子。姐妹间说笑着跟阿季算账，说他们姊妹兄弟的全部接生费，加在一起，也不及十五两银子的一个零头(因一两银子比一枚银元贵)。
爸爸曾对阿季说：“阿季，你一生出来就被人讨厌。”当时，她家和她的景苏叔公(即胡适《四十自述》中的杨志洵老师)比邻。他们家的女佣过来问：“生了？小子还是姑娘？”答：“姑娘。”那女佣说：“讨厌死了!”老圃先生听见了，赌气给她一元银币“报喜钱”。阿季事后听爸爸说了，很不服气。爸爸说那女佣“欢天喜地，出乎意外的称心满意，哪还讨厌呢？”
虽说家有四女，大女二女在上海启明女校住读，三女依祖母和大伯母留在无锡老家，所以阿季一时成为家里的“独养女儿”，欢乐的中心。
妈妈告诉阿季，她出生后，有时哭闹，爸爸就抱着她来回踱步，口中噢依哈噢依咳地哼唱日本催眠曲，这是各姐妹弟弟中阿季唯独享有的“殊荣”。
阿季姊妹身材高低呈元宝形：大姐和八妹长得较高，三姐和七妹其次，阿季居中，最矮(二姐早天，所以不算在内了)。据二姑妈荫卡分说，阿季初生的时候，抱她要两手凑近了托住，分得太远就掉下去了。阿季长大后身材短小，爱猫的老圃先生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
只是阿季当“独女”的时间不长：辛亥革命前夕，老圃先生辞职回南照顾祖母等，随即偕妻携阿季到上海避难，与大姐、二姐会合。再后来，大弟宝昌、小弟保傲、七妹杨黍、八妹杨必相继出生，阿季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弟两妹，复为众多姐弟中的老四。
阿季在家从不争宠，但她天资聪慧，善解人意，与父母特亲，对父母有声的教诲，无言的榜样，感悟深、吸收快，点滴人心。
阿季的父亲有点与众不同，这固然源于他率真豁达的天性，更与他的学养有关。他为人处世刚正磊落；对家人平等，尊重；他不重男轻女，男孩女孩一概平等。他从不打骂孩子，也不宠他们。他认为，孩子不能宠，不能每个要求每件事都takeforgranted，他(从孩子的角度说)“视为应得”；只要宠，将来孩子一定自私。
阿季说父亲“凝重有威”，孩子们都怕他；不过怕归怕，却和父亲很亲近。大家知道，他心底里是喜欢孩子的。钱锺书先生初次见到老圃先生，也有点怕，后来他对阿季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
父亲用无锡话称孩子们“老小”。当老小们放肆淘气影响他工作时，他不动手也不训斥，只是请母亲把老小引到别处去调教。
父亲喜欢饭后孩子们围绕着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放焰口”这个从孟兰盆会借来的辞儿，在杨家意思就是爸爸请客，被孩子们用来要求爸爸，吃的，用的，玩的，都行。“放焰口”的时候，老小欢喜，爸爸高兴，天伦之乐无穷。所以，许多年过去，老小们已长大成人，甚至有了自己的老小，还要求爸爸“放焰口”，吃什么已不重要，大家看重的是那种亲情交融的温馨。
阿季手巧，父亲饭后吃水果，她管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善脱壳去衣。总之，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准保收拾得千干净净。
老小们懂事，往往中午饭后“放完焰口”，大家自动散去，好让父亲午休。父亲有一次却叫住阿季，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阿季从此就乖乖地陪在一旁看书，行步做事，蹑手蹑脚，没有一点声响。冬天家里只父亲屋里生个火炉，孩子们都用煨炭的手炉、脚炉取暖。火炉需不时加煤，阿季动作轻巧，姐姐和弟弟妹妹全佩服她加煤能不出声。
父亲对母亲尊重爱护，母亲对父亲的特立独行全都理解，全都支持，这种平等相待的夫妻关系，在夫权为主的旧社会是少有的，也是旧式夫妇间不多见的。
阿季的母亲唐须嫈，也是无锡人。据杨先生说，妈妈这个古里古董的名字，肯定是爸爸给改的。因为在北京任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时，每年元旦，爸爸需穿西式礼服，戴大礼帽，到怀仁堂贺节；晚上改穿夜礼服，携夫人同往。夫人需要有名片。杨先生外家是生意人家，妈妈小名细宝，不知大名叫什么。爸爸改得古雅些，嫈字是古字。杨先生还记起一个笑话。每年元旦前夜，妈妈说，“大礼帽得拿出来”，她大弟必大哭一场，说“大狸猫不要拿出来”。
阿季母亲与老圃同年，二十岁结婚时，老圃还是学生。母亲读书识字(因唐家是富商，家里延聘女先生教女儿们读书认字)，通情达理。曾在上海务本女校随班听课，爱看小说，新旧都读。结婚两年，父亲由上海南洋公学官费派送日本留学，抵达日本不久，得知妻子临产，特向官方请准事假回国探视，刚好在长女寿康出生前夕赶到家里。虽然来去匆匆，在家逗留不过一周；母亲心上快慰，为老圃的情意深受感动，视为生平得意之事。
父亲留日归国后因鼓吹革命，遭到清廷通缉，母亲为父亲特制一条假辫，钉在瓜皮帽上。有一晚自外归来将抵家门，觉背后有人拉住假辫掩两下。父亲知道已有人盯梢，急忙逃亡。他由阿季外祖父帮助筹款，潜逃至日本母校早稻田大学，考入大学研究科，专研法律。次年7月，通过论文，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士。即到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
父亲一去四年多，母亲在无锡老家与婆婆和妯娌及侄儿女一同生活，抚养三个女儿。1910年父亲回国先在北京工作，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当律师，旋被先后任命为江苏、浙江高等审判厅长。他因杭州恶霸杀人案，坚持司法独立，同浙江督军、省长意见不合，被调任京师高等检察长。
父亲回国以来，不论南下北上，母亲总归携儿带女同行，与父亲相伴，家务操持得有条不紊，以致孩子们都深信母亲能干，无所不能!
阿季从记事起，从小到大，没有听父母吵过一次架。她回忆说：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她的父母却好像老朋友，无话不谈。他们谈的话真多：有过去的，当前的；自家的，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共同分析父亲办理的一些案件，也不时议论一些伦理道德问题。他们认为损人利己不好，于己无益而损人更坏。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反思，有时总结经验。
阿季形容父亲和母亲：“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ndelaBruyere)《人性与世态》(LesCaracteres)。”可惜阿季当时年幼无知，对父母那时断时续的谈话，听了也不甚经心，如今的领会，乃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所得。我曾问杨绛先生，她父亲和母亲那种畅开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关系，对她们姊妹的影响。杨先生答：“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我想，这也许是杨先生过于自谦，否则“我们仨”那种不寻常的遇合，相互关系怎会处得如此自然和谐，而钱杨式的“人性与世态”又演绎得如此精彩!
阿季四岁那年随父母重返北京，开始她“北京女孩”的生活。这次北上，大姐二姐没有同来，仍留在上海启明女校住读。三姐依祖母和大伯母住无锡。后来父亲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迁居杭州。母亲生小弟弟时，大伯母到杭外州照顾母亲坐月子，携着三姐同到杭外州。
那时阿季三岁，是家里的宠儿，很浑，第一次见到三姐，命她“叫声季康官嘛”。三姐说“我为啥叫你？”那时，大姐、二姐也从启明回来全家团聚。阿季最喜欢二姐，唯有她能哄得阿季乖。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姊妹中最聪明的二姐同康，自此次一别后再也没能与父母弟妹团聚。她因患副伤寒于1917年死于上海，还不到十五岁，这是父母一生中的大伤心事。赶去探望的母亲随即带了大姐同回北京，大姐就在北京圣心学校上学，但她不久又回上海启明住读了。
阿季一家初抵北京，住东城。房东是满族，阿季因此得见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她们的高底不在鞋根而在鞋底正中，木制，圆形，用整块木头刻成，所以不易折断，穿上能稳步健行。老圃先生曾问阿季要不要穿高底鞋。阿季认真思索了一下，很认真地说：“要!”
阿季进了贝满幼儿院上幼儿班。后来全家迁居西城东斜街25号，阿季就随三姐闰康到西单牌楼第一蒙养院上学，阿季上学前班。
阿季六岁，在第一蒙养院学前班毕业，改入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仍与三姐同校，每天乘黄包车往返。父亲上班乘马车，三叔上班坐包车。三叔病重回无锡老家，包车归阿季家所有，车夫也由她家专用，她们就改乘包车。
她们中午在学校包饭。那时在女高师任“学监”的三姑母荫榆，有次在小学生进餐时陪来宾到饭厅参观，整个饭厅顿时肃然，大家专心吃饭。阿季背门而坐，碗前掉了好多饭粒。三姑母过来附耳说了一句，阿季赶紧把饭粒捡到嘴里吃了。旁的小学生看样也赶快把自己掉在桌上的饭粒捡来吃了。三姑母向老圃先生形容这一群背后看去和阿季相像的女孩，“一个白脖子，两根牛角辫”，一个个忙不迭捡饭粒往嘴里送，有趣极了。三姑母说时笑出了她的细酒涡儿，她显然很喜欢这些小女孩。
也许是三姑母的缘故，阿季不时被女高师的学生带到大学部去玩，演戏的时候被借去当“花神”，运动会上和大学生一同表演跳绳。
1917年春夏，正当阿季无忧无虑地享受她童年的快活时，家里却遭到巨大的冲击，经受了严重的挑战。作为一名刚入初小的学生，她弄不明白怎么一向勤勉奉公的父亲忽然不上班了，和一位爱做诗的植物学家、早稻田同学王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制作植物标本了，个把星期才晒得黑黑的回来。不久，家里的马车卖了，两匹马也卖了，大马夫、小马夫全走了。家里只剩包车了。
又过了两年，阿季升入初小三年级。从不出游的母亲接连游览了颐和园、香山等京郊名胜，还买了好些梅花点舌丹、紫金锭之类的北京名药，宫制绢花等北京特产，准备带回家乡送人。随后，又收拾行李准备回南。秋季开学不久的一天清晨，阿季就跟着父母一家人登上火车回南方去了。
这已是阿季第二次“回南”。上次是她出生不久，辛亥革命前夕，局势动荡，地方骚乱，父亲辞职回南侍奉祖母，又到上海避难；可这次回南，虽然听三姐说过好多次，却糊里糊涂全没放在心上。直到突然离家时才想到她还没向要好的同学告别，“心上很惆怅”。
久后才知道，原来父亲主持工作的京师高等检察厅，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违犯了官场的惯例：该厅开始侦查后，尽管传唤、讯问、搜查证据及交地方厅继续侦查，一切严格依法进行，本无丝毫不合，只是这位有犯罪嫌疑的交通部总长，曾担任过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司法部总长、内务部总长诸多要职，非一般等闲人物，许多上级官员，纷纷为他说情。传唤当晚，杨家电话一夜不断。天亮之后，父亲就被司法总长停止职务了。司法总长张耀曾事先就出面干预，不顾媒体揭发、议会质询，意欲停止侦查此案。父亲不理会上司默示，反“亲诘司法总长，是否总长个人意见认为许世英道德高尚，绝无嫌疑之余地？司法总长回答说：‘交情甚浅，并不能保。’”司法总长话虽如此说，但当京师高等检察官于1917年5月4日传唤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并搜查证据时，司法部竟立即呈文大总统，以检察官“违背职务”为名，将京师高检厅检察长杨荫杭、检察官张汝霖停止职务，交司法官惩戒委员会议处。
阿季以后据当时的事实推断，父亲停职的时间不长，大概就是上山采集植物标本那个把星期。停职后虽未恢复原职，仍在司法部任职。但精研法律、热衷法治的父亲，经此事件，很是心灰，对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已看透了，无意继续做官。他和上司顶牛了。两年之后，辞职南归，没等辞呈照准就带了全家动身南下了。
给阿季留下印象至深的是离开北京那天，火车站上来为父亲送行的人异乎寻常的多，“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
出自吴学昭 《听杨绛谈往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听杨绛谈往事
作者: 吴学昭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8-10
只有死别 不再生离
“我们仨”
转眼到了一九四一年夏天，钱锺书由陆路改乘轮船，辗转返回到上海探亲。当时辣斐德路钱家的人口还在增加。一年前，杨绛曾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到一间房，住了一个月，退了。这回却哪里也找不到房子，只好挤居钱家楼下客堂里。
杨绛和圆圆在钱锺书到达之前，已在辣斐德路住下等他。钱锺书面目黧黑，头发也太长了，穿一件夏布长衫，式样很土，布也很粗糙。他从船上为女儿带回一把外国椅子。圆圆见过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边观看。她接过椅子，就交给了妈妈，只注目看着这个陌生人。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爸爸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钱锺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杨绛只把无锡话改为普通话。杨绛当时非常惊奇，所以把女儿的话一字字记住了。钱锺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被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
至于钱锺书到底说的什么话，杨绛当时没问，后来也没想到问。他是否说“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是否说“你是我的女儿”？是否说“我是你的爸爸”？但是钱锺书究竟说了什么话并不重要，反正一下子就赢得了女儿的友情，他们两个立即成了好朋友。
从此钱锺书父女俩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从前，钱瑗在辣斐德路乖得出奇，自从爸爸回来，圆圆她不乖了，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简直变了个样儿。她那时虚岁五岁，实足年龄是四岁零两三个月。她向来只有人疼她，有人管她、教她，却从来没有一个一同淘气玩耍的伴儿。
钱瑗去世前一两个月，躺在病床上还在写东西，其中有一节就是《爸爸逗我玩》。现在可以读一下：“一九四五年父亲由内地辗转回到上海，我当时大约五岁。他天天逗我玩，我非常高兴，撒娇、‘人来疯’，变得相当讨厌。奶奶说他和我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大的也要打一顿，小的也要打一顿。”“爸爸不仅用墨笔在我脸上画胡子，还在肚子上画鬼脸。只不过他的拿手戏是编顺口溜，起绰号。有一天我午睡后在大床上跳来跳去，他马上形容我的样子是：‘身是穿件火黄背心，面孔像只屁股猢狲。’我知道把我的脸比作猴子的红屁股不是好话，就噘嘴撞头表示抗议。他立即把我又比作猪噘嘴、牛撞头、蟹吐沫、蛙凸肚。我一下子得了那么多的绰号，其实心里还是很得意的。”
钱锺书这次回上海，只准备度个暑假。他已获悉清华决议聘他回校。消息也许是吴宓传的。所以钱锺书已辞去蓝田的职务，准备再回西南联大。他像“痴汉等婆娘”似的一等再等，而清华方面却杳无音讯。一直到这年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部沦陷。钱锺书再想离开也出不去了，只好与夫人厮守在一起，苦度上海的沦陷生活。
刚开始钱锺书没有工作，后来，杨绛父亲杨荫杭就将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女婿，使他有了一份工作，这样生活才有些着落。
杨绛说过，上海全部沦陷后，她任校长的振华分校被迫解散。她就当起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这里先回顾一下她的教学生涯，特别是其中堪称“惊险”的遭遇。
杨绛上课的小学起初还未被日军管辖，这所学校是半日制的小学，只在下午上半天，虽然课程多、路远，但因生活所迫，她也只好接受做了代课老师。学校每月发三斗米，虽然不是什么好米，却比当局配给的细沙混合的米强得多。为了糊口，她“乐此不疲”。杨绛在《我们仨》中曾写道：“……校址离家很远，我饭后赶去上课，困得在公交车上直打盹儿。我业余编写剧本。《称心如意》上演，我还在做小学教师呢。”
杨绛一家挤居在辣斐德路钱家，一住就是八年。法租界与位于公共租界上课的学校，相距颇远。她每天都得乘车坐到法租界的边缘，然后步行穿过不属租界的好一段路，再改乘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那时电车过黄浦江上的大桥，只许过空车，乘客得步行过桥。桥上有日本鬼子把守，车上乘客排队过桥，走过日本兵面前，得向他们鞠躬。杨绛不愿行这个礼，便低着头过去了。后来改变办法，电车载着乘客停在桥下，由日本兵上车检查一遍，就开过去。不过日本兵上车时，全体乘客都要起立，听候他们的检查。
有一次，杨绛在车上站得比别人晚了一些，被日本兵觉察到了，日本兵走到她面前，用食指在她颔下猛一抬。杨绛顿时大怒，咬牙切齿地吐着一字字大声道：
“岂有此理？!”
车上原本就十分安静，杨绛的怒骂发作，更使车上的静默立即上升到最高度，大家不知如何是好。只见日本兵与杨绛对视，杨绛也毫不示弱，啊唷!圆睁地瞪着前面的车窗……国难家仇使她愤怒异常。两人相持了一会儿，那个日本兵才转过身去，蹬着笨重的军靴，一步步地走出去。
电车这时又开动了，同车厢的乘客吓得惊魂失措，大气都不敢出，半晌才缓过神来，恰似冰冻的人一个个融化过来，闹哄哄地纷纷议论，有人喘了口气说：
“啊唷!啊唷!侬吓杀吾来!侬哪能格？侬发痴啦？”
杨绛没有搭理，一肚子没好气。车开过了好一段路，她才庆幸自己没闯大祸，躲过灾难。为了不受此罪，杨绛从第二天起，情愿步行，再也不乘这一趟电车了。
直到那所半日制的小学也被日寇接管，杨绛才不再当“孩子王”。
其时，钱锺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方凳妈妈”见面以后，校方为他增加了几个钟点。他随后收了一名拜门的学生，酬金随着物价一起上涨。沦陷区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总能自给自足。在杨绛心里，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钱锺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
“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出自罗银胜《杨绛传》，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
本文内容，来源于如下两书：
本文选自《杨绛传》
作者：罗银胜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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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发布过，关于杨绛的文章
钱锺书与杨绛：清华园里月老系下的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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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严彬(微信号：larfure)责编：Ch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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