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很多书，有书就不孤独｜我们如何阅读杨绛？
2016/5/26 凤凰读书
2016年5月25日凌晨，著名文学家、翻译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105岁。
杨绛仙逝，无数读者哀思，并怀念他们曾读过的钱杨作品，怀念那些文字曾带给人的抚慰和振奋。我们摘选了《与杨绛有关的25问》(请读今日微信第二条)，一同与读者回味杨绛笔下走过的年华。
斯人已逝。致哀过后，纪念杨绛的方式，也许就是仍然去读她的作品，并且顺着这种阅读的路标指引，找寻更高的精神家园。杨绛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而外界又如何从专业的角度去分析她的创作，我们可以从这篇文章获得一些线索。 杨绛曾言她“什么家都不是”，那我们能以怎样的方式去读她的作品呢。
2002年7月18日，刚刚过完91岁生日的杨绛心情显然不错。一向谨言慎行的她不仅对一个越洋电话有问必答，也似乎并不以如下的敏感提问为忤：
刘(梅竹)：您有没有感到孤独的时候？
杨(绛)：不孤独，因为我有很多书，有书就不孤独。当然，我现在是一个人，在热闹的场合会感到孤独，越热闹越孤独，因为我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可是我并不感到孤独，我的亲戚朋友对我都很好，我和阿姨相处得也很好。而且我看很多书，就像到处旅行一样。
作为一位一辈子手不释卷、以书为伴的遐龄作家，杨绛容或已不再以写作为重心，但起码仍然终日以读书、写字以及整理她自己尤其是钱锺书的文字来醒脑、白娱，“……作其鲲鹏式的逍遥游，自感乐趣无穷”，本质上白是不会感到孤独。特别是，曾发出过“获得人间智慧必须身经目击吗？”质疑的她把读很多书当成“像到处旅行一样”，让人由不得想起同样不以实地旅游出行为乐、为必要的台湾学人李敖——后者曾将明朝书画家董其昌( 1555-1636)的名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戏改为“读两万卷书，行零里路”。当然，对于这位自感已“走到人生边上”的文学老人来说，不管孤独与否，无法适应“热闹的场合”“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终究会是一个问题，会是一种困扰。
无论如何，杨绛毕生散淡、一辈子在野一一按剧作家夏衍( 1900-1995)生前对她的善意调侃，是所谓“无官无位，活得自在”，却能时刻不忘以笔把脉人情世态、倾注人文关怀，可谓难能可贵。或者说，杨绛一向处身边缘、以业余为立场，却能始终恪守专业精神，殊为不易。
虽然杨绛对写作特别是小说的写作一往情深、始终不渝，虽然她其实早在1953年，即已加入官方的中国作家协会，但她却仍是一以贯之、斩钉截铁地屡屡宣称，自己绝不是什么作家：
刘(梅竹)：您和当代作家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杨(绛)：他们是作家，我不是。
尽管杨绛称得上一个货真价实的文学多面手——不惟在散文、戏剧和小说诸方面都能有所成就，连文学翻译也能做到独树一帜、蔚成一家，尽管她的创作成果虽并不如何丰硕却早已为世人所瞩目，尽管连中国作家协会现任主席铁凝也以将她引为忘年交为荣，但她却还是依然故我地一直认定，自己只不过是在从事毫无功利性的业余写作而已，最多只是一名普通的业余作者，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家：
刘(梅竹)：您是什么？学者，作家？
杨(绛)：什么家都不是，一个无名小卒!我也不求名不求利，所以不求加入他们的行列。
杨绛的出发点却是以我笔写我心一一也即是为作家余华所敬佩的“永远用心写作”，是对文学本身的极端在乎乃至敬畏：“写文章，对我来说，既不为名，也不为利。这些都是副产品。我写是因为我有心上的话要说，写到纸上，印出来就可以传下去。以后有可能找到知音。”
对杨绛的这样一种为文态度，有的论者也曾有过比较翔实、到位的归纳与总结： “……她坚持写作是心灵的自由表达，既不诉诸个人功利，也没有文学启蒙的救世主情结，而是抒发自我、关注个体，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与文学的时代潮流始终保持距离。这种创作态度代表着一类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清高孤傲和明哲保身。他们往往鄙视功利创作行为，写作只为吐一己之快，以灵魂独立和心灵高洁为创作根本，有一种以文白娱或以文养身的贵族气。这类知识分子往往容易为主流话语所遮蔽。”
在《将饮茶·隐身衣(废话，代后记)》一文里，杨绛这样写道：
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
《杨绛，走在小说边上》
作者: 于慈江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版年: 2014-10-1
对杨绛小说经验的细读、感悟与阐释
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绛是一位独特的作家。
她写剧本，写小说，写散文，也做翻译。她是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撰写研究论文又是她的“专职”。她是小说家？散文家？还是学者？翻译家？她自己否认是学者，又说写小说还停留在“试笔学写阶段”。如果你要确定她的身份，还真有点拿不准主意。杨绛另一个独特的地方是，从事写作已经几十年，作品数量却不多。就拿她最看重的小说创作来说，加在一起也不过八种：七个短篇和一个不长的长篇。论文、译作和散文集数目也有限。然而，这并不妨碍许多读者对她的喜爱和敬重。据我了解，不少人有这样的看法：无论是翻译，还是小说、散文创作，杨绛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和贡献。比起有的多产作家来，可以说是以少许胜多多了。
不过，杨绛的魅力不是色调斑斓，一眼可以看出的那种。作品透露的人生体验，看似无意其实用心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委实需要用心琢磨才能深味。20世纪80年代，我在课堂上讲她的小说、散文，曾为学生读过《干校六记》写“学部”(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下放”五七干校出发情景的一个段落。当读到“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的时候，学生都笑了。但似乎有某种苦涩袭来，大家顷刻又寂静下来。情绪的这一转换，应该是学生体味到了杨绛接着写的感触：眼见俞平伯先生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看着心中不忍”。这样节制、朴素平实、略带揶揄的文字究竟“有什么好”？这是当时留给学生，也留给我的问题。
因此便想到，要讨论杨绛这样的作家，最好是寻找到和她的风格相适应的方法。读了《杨绛，走在小说边上》这本书，猜测作者也可能有这样的考虑。于慈江对杨绛的文论和创作风格有这样的判断：虽不乏“十足的实验性”，但基本上是沿着“经典的清晰脚踪规行矩步”，有着某种“保守”的、非时兴的性质。相应地，他的《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一书也在努力拉开与时兴的、八股式论说的距离。虽然开头部分仍留有当前学位论文的套子的嫌疑，但这本书既然本来就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知道，面对时下如此强势的学术体制，有时你要不“就范”也不大可能。
于慈江这本书的展开方式，也许可以称为就事论事的方式。“就事论事”在这里没有贬抑的意思，指的是不预设理论框架，不生硬挂钩时髦话题，也没有频繁地对时尚理论引经据典。它以对象的性质为依据，平实地选择合适的论说态度和方法。这种态度、方法，一是表现了足够的耐心来倾听、理解对象的言说，而后决定是否接受、呼应或质疑、辩驳；二是在相应的知识、理论准备之外，也开放心情、境遇、悟性等感性经验的加入。还有一点是因为杨绛的写作涉及多个领域，故而将文论、翻译、小说创作等各个方面加以勾连、比照，让它们互证互释，也是这部书论述方法的一个基点。这样做，有助于杨绛艺术创造奥秘的深入揭示，也补足以往研究大多侧重她的小说、散文创作，对小说翻译和小说理论关注不够的缺憾。
这种耐心的细读和感悟为我们显现了杨绛理论、创作中值得珍视的点滴。比如，小说既可娱目快心更堪阅世启智的主张，艺术虚构的重要性的强调，“艺术是克服困难”命题的提出……说杨绛的翻译是采取选字、造句、成章的“工序”，她的译文“将书卷气的文雅、精致和口语化的随和、自然这两个貌似对立的因素相当理想地交融于一体”；说杨绛笔下的知识分子“不乏良知却又终是肉眼凡胎”，“每思振作却又免不了和常人一样食五谷杂粮、得过且过”，“一旦有临危受命、挺身而出的机会，往往会畏葸不前、妥协退缩”；说她的小说描摹和透析人性与世态，但结尾仓促并不见佳，值得称道的似乎不在念兹在兹的人物塑造(“虽然尚称丰满，但前承后继个性雷同明显有类型化痕迹”)，而是场面的安排和烘托……凡此种种，都给我们很多启发。
在《杨绛，走在小说边上》这部书中，比较突出而又论述充分的当是讨论小说翻译的部分。在这里，作者打开他的细读和感悟，将杨绛的小说翻译放置在近现代翻译理念争执的背景上，并在与其他翻译家、与其他版本的比照中，有说服力地彰显杨绛的翻译理念和译作的优长--也不为贤者讳地指出存在的缺失。这样深入的讨论，全书中还有许多。比如，在论及杨绛的菲尔丁研究(1957)和《事实-故事-真实--读小说漫论之一》(1980)这篇论文时，该书就用不少的篇幅，重点讨论了“虚构”的问题。于慈江注意到，杨绛有关“虚构”的强调，既是立足于小说的艺术方法、规律，也可能是在表明与人的存在相关的叙事伦理。因此，才会引入批评家克默德、诗人斯蒂文斯关于虚构的论述：“终极信仰一定是在一种虚构之中”；“如果没有一种至高无上的虚构，或者如果连它的存在的可能性也都没有的话，那么命运就会变得非常残酷”。
当然，这个问题(包括杨绛有关典型、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的讨论)也还可以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语境中来观察。在20世纪50-70年代，对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的那场争论，文论家--也包括这个时期大学文学系出身的人--大都耳熟能详。我们明白，马、恩针对拉萨尔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的批评涉及的是作品中人物真实性的判断，以及对济金根这一16世纪初农民战争中的“叛乱骑士”的政治评价。但是，如佛克马所说，“从文学观点看”，当拉萨尔“声称他的济金根不能用历史学家的标准来评价，只能作为诗歌创作来衡量时”，他“提出了文学修辞的问题”，“强调文学的虚构性”的合法地位(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陈圣生等译，三联书店1988)。在一个径直将艺术等同于现实，将画像等同于画中人物，将“生活难道是这样的吗”作为艺术评判最高标准的年代，“虚构”、独立解释世界是写作者需要争取的，但也难以获取的“权利”。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这种“难以获取”得到了证明--在理据、逻辑上，这一批判也就是马、恩与拉萨尔冲突的当代中国版本。
谈到杨绛的时候，不少人都会触及“隐身衣”、边缘人的话题；《杨绛，走在小说边上》的作者于慈江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这本小册子里，也把杨绛和巴金放在一起，讨论当代作家的生活位置，他们在处理社会、历史问题以及艺术方法上的不同选择。我也讲到杨绛为“我不是堂·吉诃德”，甘愿“身处卑微”，“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的生活态度辩护的情况。之所以要做这样的辩护，这个辩护之所以得到普遍关注，是由于社会情势和思想传统，近现代中国存在着文人、作家必须介入政治，承担预言和拯救的社会责任的强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境下，才产生了杨绛式的对潮流边上、之外的生活方式合法性，以及他们精神上也可能高贵的申述或辩白。《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一书在最后一章里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做了拓展和转移。它借助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述，将杨绛式“适情任性”生活态度的个体选择，替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含义的“业余性”，而后以“业余立场与专业精神”的描述，将它看作在专业化潮流中“抵抗知识分子的堕落”的、可供借鉴的生活与精神取向。在对杨绛经验的阐释中，这一替换、转移确实进一步发掘、提升了她理论和实践中最具价值的那些部分。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如果涉及个体的人生选择，在重视如上所述的这一经验的同时，也必须警惕它的同质化--作为一种精神态度，它不应成为个体多样选择的阻碍。其实，所谓“英雄”和“普通人”、“边缘”和“中心”、“业余”和“专业”，之间的边界并不一定那么分明和稳固。时势的变更，被重视之物不可避免的“本质化”进程，都可能让位置互换的事情发生。这正如诗人柏桦所言：“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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