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为什么高级、优雅的人还理直气壮说看不懂艺术电影？
2016/5/27 凤凰读书
有人知道雕刻时光是因为塔可夫斯基，而还有很多人知道雕刻时光是因为一家咖啡馆。雕刻时光与这家咖啡馆的命名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雕刻时光在电影人心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结？
2016年是塔可夫斯基逝世30周年，新经典文化出版凝聚塔可夫斯基一生艺术思想的著作《雕刻时光》。5月11日，在雕刻时光咖啡馆，两位与塔可夫斯基，与“雕刻时光”极为有缘的嘉宾，与读者一起谈电影，谈“老塔”，也非常严肃地讨论了一回国内电影观众的问题与疑惑。
现场嘉宾
戴锦华北京大学教授，美国俄亥俄州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
庄崧冽雕刻时光咖啡店创始人，是全国开了几十家连锁咖啡馆的“台商庄崧冽”，也是北京电影学院科班毕业却从没拍过电影的庄导演。
主持人：雕刻时光的诞生还要从一个电影导演说起。它就是塔可夫斯基，他和伯格曼、费里尼一起，被誉为西方艺术电影圣三位一体，他也被称为电影界的贝多芬，一生中只拍过七部长片和两部短片，部部经典。
其实在中国塔可夫斯基有个亲切的名字叫老塔，在上一届的电影节塔可夫斯基的每一场都一票难求，老塔现在并没有被大家遗忘，反而成为了明星中的一个经典。
现场视频：戴锦华谈为什么人们会说看不懂艺术电影，文字版请看本文后半部分
塔可夫斯基电影的主题，就是“封存时间”
请问戴锦华老师，您什么时候读塔可夫斯基的，对他有什么样的印象？
戴锦华：问题问得我好老啊。我初到电影学院的时候，最早看到了《伊万的童年》，和《生命之歌》、《雁南飞》这样的电影一起看的，我心目中他从来都不是老塔，因为当时遇到的是年轻导演，看到是他的处女作，感觉到作品当中的那种隐隐的痛感还是有青春洋溢的气息，那个时候这就是中国所有塔可夫斯基老塔的电影。此后，他的成熟时期的作品是很晚才出现的，我看到这些作品的时间就没有那么早了。
主持人：当时其它的作品没有被引进吗？
戴锦华：那个时候我们拥有的影片每个的来路都有一个故事，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开场的正常的渠道和西方世界、和苏联，都处在非常紧张，甚至军事对峙的状态。
主持人：您当时看《伊万的童年》对塔可夫斯基又怎样的印象呢？
戴锦华：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当时对于我来说，非中国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体验，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又是另外一个震惊的体验。当我感受电影是一个触摸、勾勒心灵的东西，而且我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战争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那些电影，我看到那些电影的时候，那些电影已经来到中国很久了，它成为塑造第四代的电影想象，他们内心的基本情调、情感。
主持人：庄总，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您什么时候看塔可夫斯基的？有什么的印象。
庄崧冽：我是69年出生的人，在台湾出生，我是1993年我20岁在电影学院读本科，1993年读到1997年，这段时间刚好《雕刻时光》那本书就是李涌泉老师翻译的绿色封面的那本《雕刻时光》正好在台湾的万象出版社出版，我初次接触到李老师的翻译还是挺震惊的。刚好我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写毕业论文也是属于写塔可夫斯基的《雕刻时光》，七部电影，我研究塔可夫斯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一方面把台湾出版这本书，翻过来给同学们、老师们，因为里面的翻译还是挺优美的。
我每一次回去台湾都带很多书回来送人，大概是这样的。我毕业论文写的是夹缝中的抒情境遇，就是说比如我是从台湾过来的，我相对而言在社会的什么地方和社会主义的一个地方在夹缝之中，在个人的情感和社会的夹缝之中，写这种，写得乱七八糟的。老师也看不懂，我自己也看不懂，大概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把《雕刻时光》这本书算是有一种传播的方式翻过来带给国人，现在我班上的同学他们都能收到我的书，结果在那个时候开始接触《雕刻时光》。这是在台湾的背景，其实他很难接触到俄罗斯或者所谓苏联系统的电影，所以我来电影学院读书，每天在拉片的过程中发现他的馆藏里面有那么多苏联电影，我还是有点受惊了、震惊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研究苏联电影应该是个好玩儿的事，但是我的脑袋来不及研究苏联电影，我脑袋没那么好，但是我还是有点渴望和追求到塔可夫斯基或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托尔斯泰的产品，台湾基本上不搞这一套，所以我还是有点异国情调想了解这套系统。
这是那时候的背景。谢谢。
主持人：还想问您一个问题，《雕刻时光》这本书为什么如此触动您，让您把咖啡馆命名为雕刻时光。
庄崧冽：大三大四写论文的时候除了写塔可夫斯基的内容以外，当时我准备大学一毕业没事干，本来想我被放进北京电影制片厂，很可惜他们不要我，这是他们的失误。我们同学都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广西、云南电影制片厂，我想进北京电影制片厂，但是他们不要我。我当时就说，他们不要我的话，就把我骗我妈妈的那笔钱，大概是20万人民币左右，本来是用于拍毕业制作的，就想在北大小东门外成府街觅得一块小地，很便宜，有小小的四合院，开始在那里做起第一家雕刻时光了。当时我取名以后还取了一些文学作品，比如海明威的白象山，或者是长岛之类的产品。后来发现长岛咖啡馆或者白象山咖啡馆比较俗一点，雕刻时光说比较好一些，所以就取名叫雕刻时光。现在回头看雕刻时光咖啡馆这个词语会觉得用来作为消费型的产品，雕刻时光这个词语有那么一点偏重，有那么一点沉重，就不像其它咖啡馆那么轻，比如漫咖啡、星巴克等等，回忆起来、反省一点会觉得有点沉重。戴老师会不会有想法？
戴锦华：他说得让我好伤心，我以为他是矢志不渝的要做一个咖啡馆，或者是电影主题咖啡馆，但是可以做一点回忆。那个时候非常有意思，你们很难想象北大东门外面就是肮脏破败的小胡同。但是其中以公共厕所作为入口的里面诞生了第一家雕刻时光和万圣书园，那个时候也没有小资或者中产这样的词，全北京的文青那个时候都蜂拥在那条小街里。他的咖啡馆不光叫雕刻时光，不光非常有情调，不光咖啡还可以喝，同时有所有的台湾电影馆的书籍。他会有一个放录像机，放他从台湾带来的原版录像带，那简直是一个圣殿，非常奢侈的地方。还有他创造了或者开风气之先，他在门口养了一只猫。所以我们可以在里面可以抚摸猫，可以看到你很难看到的欧洲艺术电影，可以翻书，可以喝咖啡。但是他很可恨的是他已经忘记了他开张的时候我送了好大的一个花篮。
庄崧冽：做生意的人有时候脑子会集中在某些焦点上，忘记了很多细节，这些细节需要靠像戴老师，或者靠什么人去多做一些补充。我们的焦点非常明确，我们就在钱上面，或者在什么上面，对不起。
戴锦华：如此爱钱好像是后来的事，当年很文艺的。
主持人：连接二位的缘分的东西就是今天这本《雕刻时光》了。
庄崧冽：我上戴老师的课是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大教室，有一次戴老师谈起阿莫多瓦的电影，戴老师在阶梯教师里面口沫横飞的在赞美阿莫多瓦的所有的细节。当分析到阿莫多瓦片子有一个人面对电视机“打手枪”的人，就是有一个男生，现在去好莱坞发展的演员班德拉斯，他正在电视机“打手枪”，戴锦华老师说，她看不懂他在面对电视机做什么。这时候我在阶梯教师底下，我非常自告奋勇地说，他这是“打手枪”。这段细节我一直非常深刻。
戴锦华：这段历史完全是杜撰的，我比他年长得多。我估计那个画面不是不懂，只是不懂台湾叫打手枪的这个表述。
庄崧冽：这段小细节挺有意思的。
戴锦华：刚刚创造出来的历史。
主持人：我们还是回到这本书上。刚才二位嘉宾聊聊《雕刻时光》在中国的传播史，想问一下二位老师，你们认为塔可夫斯基为什么将他的著作命名为《雕刻时光》呢，或者时间在他的概念中是什么样的历程？
戴锦华：好深刻的问题，一时回答不出来。因为我想，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全部主题是时间，并不是某一个事件或者故事，甚至不是一个可以翻译成文字语言的事。他再处理这个时间，更重要的是这个时间不是人从生到死生命的一个有限的时间，如果按照我们刚刚获得的知识，如果是封存时间或者是雕刻时光的话，我觉得非常自然，不过雕刻时光最早由台湾译者也许是由英语翻译的名字本身就很诗意，或者说强化了我们的诗意，但是确实在塔可夫斯基那里，时间这个主题，当他成为影像的时候，它同时是空间的。所以我想雕刻时光很直接的话这样一种空间的时间，或者时间的空间以及你如何试图留住时间，冻结时间，或者在时间上留下痕迹，我想是一个问题。
庄崧冽：当我们在阅读像乡愁这样的影片的过程中，塔可夫斯基最擅长惯用的做法是一个镜头不断的去叙述它想要表达的内容。如果你用小电视屏幕来看，这是非常冗长的过程。但是如果完全全身心沉浸在电影屏幕，或者电影的黑暗的空间里面，你会觉得时间是非常完整的，就像老师说的，是封存时间的做法。但是今天这本书叫封存时间的话是卖不动的，我们阅读《乡愁》这个镜头是一整条不断的，塔可夫斯基非常排斥好莱坞，相对而言，靠剪接完成所有的任务他都很排斥。所以他的电影如今在中国放映的话，应该能获得200万不到的票房，就是一部片子，对他有这种可能。所以我要表达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雕刻时光》的用意在于他坚持着他认为电影这件事情应该是用胶片来记录时间和封存时间的一种工具，并且除了封存时间这个大标题，底下应该是感情，应该是故事，应该是细节，应该是更多类似我感觉如果用日本语的说法应该是……(日语)的产品，就是带有灰尘的心情的感受，而不是故意用玩弄的手段去玩弄电影。但是很不幸现在我们重新去看他的电影，我其实有点看不下去的，我小时候同时接受好莱坞的电影，也接受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但是我们小时候深受好莱坞的影响，但是如果到真正能够感同身受的电影来说，老塔的电影《镜子》、《乡愁》、《牺牲》影响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更大，就是一下会获得你的心情和灵魂的东西，我不排斥好莱坞，我不会那么极端，我同事从小也受《远离非洲》诸如此类很愚蠢的电影的影响，大概是这样。
戴锦华：我排斥好莱坞。
为什么高级、优雅的人还理直气壮的说看不懂？
主持人：您是很优秀的观者。前端时间北京电影节期间，我的朋友去看了《镜子》，他看完之后身边有很多人都在刷影评，其中有一个朋友说他刷了很多影评，存在这么一个现象，很多人看不懂塔可夫斯基。
庄崧冽：中国的电影教育非常汇聚集中在电影学院。但是如果就反过来说电影是一个教育，这个教育从小在这里学习看电影和分享电影、分析电影和如何试图去制作电影，法国作为一个电影大国现在有点没落了，他们的电影教育是非常发达的，而且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发现新生代的家庭里面，如何带小孩子去电影院一起分享电影和观看电影和学习电影这件事，渐渐居然成为只是娱乐而已，真是挺了不起的，这件事情是可耻的。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要记住这一点，特别是在以法国为代表的电影教育非常发达，这点非常重要，但是中国并不重视，只是把它当成另外的一种工具，不知道戴老师怎么想。
戴锦华：中国每个大学都有电影系吧？电影学院的only one的地位早被终结了，但是电影学院毫无疑问代表了中国电影教育的最高成就。电影学院更关注的是电影的生产技巧，教育的是将来的业界的从业人员。这个是电影教育是作为人文教育的一部分，作为一般的艺术教养和艺术修养，中国远远不够，我完全同意。甚至会很差，我也完全同意。中国在长久的公共领域没有电影之后，我们突然出现电影，是庄总说的钱，对钱的考量。什么最好卖？当然是娱乐工业，当然是低幼化，当然是不用脑子。艺术电影不是这样。我觉得好玩儿的是，这个东西好有历史，叫我看不懂，我说你看不懂就回去惭愧，回去学习。有什么脸在这儿喊看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在告诉你全世界你的低能、弱智和愚蠢吗？怎么叫做你做影院刷影评，告诉别人你应该怎么看懂？这个应该是一个关于我看不懂可以成为一个理直气壮的否认艺术、否认思想的理由，这个历史太久了，因为我们中国，我年轻的时候这是非常强有力的声音，因为那个时候号称说我们应该朝向受教育低的群体，让他们看懂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不是这样的社会了，为什么高级、优雅的人还理直气壮的说看不懂？
第二，什么叫看懂？首先对于塔可夫斯基所表达的东西来说，恐怕能看懂的人确实不多。但是其次来说，当你面对一部电影，当你面对一个影像的原创性的影像所构成的影片的时候，先要用你的心去体会的，而不是要用你所谓的即刻要翻译成一种所谓理性的逻辑。塔可夫斯基的作品伟大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理性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他也是相当理性的，但是他用影像表达了巨大的反思力量，你要用你可怜、卑微的理性来勾勒这种反思，或者迎接这个反思的力量本身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你看不懂塔可夫斯基不用焦虑，不用惭愧，多看两遍就好了。
张晓东：刚才记者问到《镜子》这部电影，我可以补充一下。学生问我说为什么看不懂《镜子》，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对于塔可夫斯基来说是非常好懂的，因为每个镜头都非常明白。回忆一下的话，他的开头是一个孩子治愈他的口吃、结疤，鼓励他说一句…(俄文)，我能说话了。他记录这个电影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克服，其实是我们大多数中国家庭也都有相同的一种状况，就是我们面对的我们的亲人，我们跟最亲的人反而建立不起情感的沟通，这种跟他们的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我们会觉得沟通起来非常的费劲。比方说跟你的父母，你很难去说我爱你，或者跟你的亲属，跟你其他的亲戚是有这样一种感觉。那个电影一个强烈的动机就是要克服他无法表达这种爱的巨大的困惑，他通过这个电影释放这种痛苦。所以大部分镜头你都可以找到，包括因为他的发展命运，从小生活在和父亲分离的一个状态，他的家庭是不完整的，他对他的父母是既爱又恨的，在他成人之后，他有一段很长的叛逆期，也就是跟他的母亲也是有很大的隔阂的。我想，如果同学们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是不是可以看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主持人：我们说高冷，很多人觉得塔可夫斯基是个很高冷的导演。其实并不是，他在这个书里面也写到，他当时收到很多电影观众的来信，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来信。有很多非常犀利的读者观影人给他来信，当然有很多其他读书的观众是在表扬他，表达他的电影。他在书里面说，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来信，他说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责怪、批评他这些读者，也不会限制读者的热情。戴老师，我们其实很好奇，在那个时候的苏联，塔可夫斯基这样的电影为什么会有那么不计其数的观影人，我们当代大家把他的电影称为一种高冷的电影。
戴锦华：时代不同了，我们的时代倒退了，时光的流逝下我们变得更愚蠢了。但是我们不光更愚蠢，同时我们更自以为是了。不光是塔可夫斯基，就是我们说伯格曼、费里尼、安东里奥尼，那一代电影的作者时代，电影大师的时代是没有我们今天的影院的，所有的都是在四五百人的大影院放映的，每一部新片的放映都是节日，都到一票难求的程度。六七十年代，你看全球票房前50，一半以上是这些大师的电影。换句话说，那帮观众不光知道自己是花钱买乐的，而是去学习的，跟艺术相遇的，跟他进入歌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是一样的状态和心情。
我想另外一个东西是那个时候人们相信电影，电影不光是艺术，电影也塑造着我们的社会和未来。所以大家也分享着我们可能重塑我们信念的未来。
另外一个东西，我们有一个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又残暴、又愚昧、又野蛮的胜利者的叙述，苏联每一个家庭当中都拥有托尔斯泰全集，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塔可夫斯基可以这样拍摄他的电影，因为他是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国家投资某种程度上可以考虑。政治的压力肯定存在的，审查制度，思想控制这些都是真的，但是同时有普通的教育，高度的人文修养，极其非商业的体制的保护。所以塔可夫斯基成为可能是塔可夫斯基的观众成为可能。但是同时那个时代的伯格曼的电影是很多蓝领工人的。关于伯格曼的很多笑话，有个工人跟他讲，应该是《假面》，这部最晦涩的，也是很多很多不用假装、打手枪也罢或者打什么也罢那种赤裸性爱的场景的，充满脏话和怪诞场景的，这也是非常上座的电影，一个工人在那儿说我看完这部电影就好高兴，那天晚上整夜和我的女友做爱。伯格曼说，我当然不知道这部电影怎么会造成这样的效果，我觉得你看完这部电影可能性冷淡了。他说我非常高兴，一个观众说，我的电影对他的生命发生了作用。误读永远存在，看不懂永远存在，批评永远存在，但是那时候是走进电影去看的。我们今天就根本拒绝，说艺术电影。拒绝也就罢了，你有你选择的权力，可怕是转回头，从来没有看过艺术电影的人说是在装，或者精神手淫，或者精神俯卧撑。我觉得这是时代的悲哀。
庄崧冽：我认同戴老师的说法。相比较，八几年、九几年读书的时代，2000年以后我觉得是一种倒退，包括各方面。大概是这样的。
我分享一下我在19岁在台湾中南部的乡下当空军的故事，我当时政治作战室，就是专门辅导阿兵哥心理的，辅导阿兵哥每天写日记的。当时是国民党统治台湾的时代，我有机会每个礼拜进到嘉义市买一些奇怪的文具，因为我们在乡下的空军基地，我会偷溜进电影院看电影。我看了好几部，基本以好莱坞为主，比如《天生好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我看完《阿飞正传》，就黄昏的时候，从一家非常破败的里面的空气都充满着槟榔和香烟味和其它的音档的味道的电影院，看完《阿飞正传》，我整个身心和灵魂，黄昏的夕阳从大概四五楼的那个角度，从那个电影院后面的楼梯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处在心神荡漾的状态，阿飞正传的影片也可以把你搞得整个人都飞了，魂飘魄散，张国荣去菲律宾的乡下找母亲。然后母亲拒绝见他，他也狠心的要甩掉母亲抽离的状态。这时候我记得王家卫用了非常高速的慢动作，使阿飞整个人走在热带的丛林里头的经林。烟绿色的色调。戴老师所说的看电影跟整个人的身心能够交流我是认同的，电影也应该起到这个作用，现在可能只是钱了。
现在进入现场读者提问环节。
我们只创造一种单一的娱乐型、消费型电影
提问：两位老师好，我也是一个电影从业者，两位提到一个概念，您说的电影的教育，可不可以麻烦您帮助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电影的教育。因为我们回顾以前很穷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电影，现在的小朋友有机会看电影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到底什么叫做电影的教育呢？
第二，我们真的需要电影的教育吗？刚才两位老师说，不管是艺术的东西还是电影也好，你自己用心去感受是最基础的东西，如果真的像上学、教育有一套方法的话会是最好的办法吗？
第三，如果我们真的需要电影的教育，如何做好电影的教育，是从业者还是从观众、受众来讲，是大家怎样配合做这个电影的教育。谢谢。
戴锦华：对我来说，电影的教育就是一个多元的电影生态。孩子们去看电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电影。是一个有选择的电影观影环境，这是最好，最直接、最本意的电影教育。你说以前穷，不容易看到电影，其实错了，我们最穷的时候很容易看到电影，所有的电影院放映、所有的礼堂放映、露天放映，有电影放映队到农村、草原，那个时候中国的电影观众不是今天这个400亿的中国电影观众可以比拟的，我们不是因为穷看不到电影，是因为一度整个中国开始富起来，但是我们在文化上越来越贫困造成的。现在我们的钱多到流入到文化当中来了，可是我们只创造的是一种单一的电影，就是娱乐型的、消费型的电影，不是多元的、丰富的、世界各国的。像我们说来说去的导演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包括塔可夫斯基这种好莱坞体制内的大师。但是比如说台湾的侯孝贤，刚刚起步的第五代电影，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我们不需要外在于电影观影环境的电影教育。或者说那个时候相关的电影教育不是作为教育就随之而产生的，人们对它的讨论、研究，人们可能渴望说我们在一起谈谈这个电影，或者请你给我们谈谈这个电影，那是在一个多元、丰富的观影环境当中的一个自然生存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外在的，我们设了电影系，同样是为了培养电影从业人员，跟我们刚才说的电影教育是没有太多的相关。人们由于看电影，由于观影而形成了自己对于电影的美学，电影的艺术，和电影所表达的人生的东西。这个教育是在一个非教育的形态当中完成的，这是我心目中的电影教育。
庄崧冽：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去欧洲旅行的时候，比如在巴黎，比如在左岸走进电影院，可能有几个小厅正在放映来自世界各国不同的电影，我们满了一部意大利的片子，描写联合国的小士兵快到中东维和而受伤的故事，你发现整个社会的状态其实是支持、热爱电影这件事情的，他让你进去一分享，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角度，他们所呈现的世界。这点在中国目前来说，在北京来说是相对而言欠缺的，就是你随便走进一家影院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东西在等着你去聆听，去学习、欣赏，去沉浸里面。
比如像我1993年、1994年刚来北京读书的时候，除了电影学院本身的周二还是周三放电影，大家会在电影院大呼小叫，遇到电影不好看就开始站起来开始开骂，电影学院有这个传统，电影学院是很流氓的学校。我经常时不时从电影学院骑着子车跑到法国文化处看法国电影，当时晚上会放两部左右，从头到尾没有字幕，你只能享受法国电影所带给你的氛围和时光。这就是一个电影教育，你回来以后跟同学分享，跟见到的人聊电影是什么东西，因为你爱这个玩意儿。其实这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具体说怎么把教育体系把电影牵入进去做得更好，这点我不太专业了，电影的确是一个教育，法国的教育系统不知道怎么样就能把电影文化这件事情带得那么深刻，在得那么好，这点我也没有太研究。
戴锦华：我有一些经验，比如一次在法国的小厅里面看电影，那个父亲一直告诉他的孩子说，你看不懂没关系，声音，你听不懂对白没关系，声音本身是艺术。所以你要把它作为声音来听，而不是说要他讲的是外语我听不懂。也可能这是特例，但是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刚才说的，你领着孩子看电影，这件事本身是教育，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他对电影形成完全不同的渴望，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想象。
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好玩儿的经验也是小厅影院看一个讲二战期间法国的法西斯主义的一部影片，那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经验，当电影放完，字幕开始升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安安静静坐着，直接到最后一行字幕走完，灯亮了我非常惊讶的发现，大家十来个观众，除了我之外他们都穿的是像晚礼服一样的衣服，这样来看电影的。所以我第一次感觉电影真的是艺术，是人们对它的态度。这个是教育的结果，但同时是一种教育，比如教育我们。我产生一个错觉，法国真优雅，你看法国人真有文化，当天晚上我被朋友拉去在香榭里舍大家看了一部好莱坞，发现跟全世界的人一样，吃爆米花、把腿翘起来，字幕刚一出现一哄而散，这就是两种不同的电影，两种不同的电影教育，但是也召唤着不同的人群。我认为良好的电影教育就是有不同的空间，多厅影院是为此而设的。我每次走近我们很多的重要的影院看到多厅影院，四五个厅放的是一个电影，另外四五个厅放的是另外一个电影的时候，我总觉得非常的荒诞，和我们很多电影叫做一日游，很多我喜欢的电影，很多小电影，很多我喜欢的年轻导演的也许幼稚、也许有缺憾的电影，就所谓一日游，一个电影院当中给他一个小厅，一个星期全天的排片，不是早上十点之前或者是晚上十垫支后，中国有这么多热爱艺术的人和电影观众，我们哪种艺术都有足够的观众。这样多元的影院和多元的电影艺术自身，会成为一个真正有力的民族教育，一个文化教育自身。
所以对我来说，电影教育不是外在的，是内在的。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多层次的影院选择
提问：戴锦华老师您谈谈最近排片量极低的《百鸟朝凤》。
戴锦华：首映式我发生一些情况没能去，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这部片子，这是吴天明未完成的一部作品。和吴天明导演某种意义来说他是我年长的朋友，我对他的电影和艺术风格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也会去看《百鸟朝凤》，我希望大家也去看。我知道经历了80年代终结、90年代中国剧烈变化，经历了吴天明在美国的流浪的几年之后，他确实可能当时面对中国的现实不像当年他执掌新影厂和他成为中国最有力的第四代导演那么自如和元气勃发，我对这部片子有非常高的期待，而且他有我们今天很难获得的也许有点朴素，也许有点简单，但是极端饱满的力量。
提问：电影是一种教育？2009年有两部片子，一个是俞飞鸿拍过《爱有来生》，投了4000万，票房有200万，这个针对票房怎么发展？
戴锦华：你把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放在一起，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先回答下一个问题，简单。1996年还是1997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有机会和哥伦比亚公司的副总裁谈过一两个小时。那个时候他说那个话，我印象非常深，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说出了在商业和工业层面上电影的本质，他说电影的投资就是风险投资，电影的制作，电影公司是在赌博。当时好莱坞的几家大公司，他们每年都大概赌一到三部电影营利，只要有1-3部电影大赚，公司一年可突破。后来我说你能撑多不久？他说三年没有一部大赚我就完蛋了，撑不到三年。电影是在投资，电影业是在赌博，赔钱是常理，赚钱是偶然。这个赚钱跟你的艺术、商业，对观众心理的揣摩，好莱坞作为全世界最成熟的电影工业，每一个制作者都极端敏感，政治的敏感、经济的敏感、社会的敏感。每一部影片都是经过敏感的测算被制作的，但是仍然是都赔。所以一个影片赔了什么都不说明。如果赚得很多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说，为什么这部影片这么赚，如果输了的话，很难说这个影片如何就不赚。我们不用举例子了，太多的后来认为是伟大的和充满商业的启示和潜能的影片当时都是破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回答，我们在这儿没办法讨论说高投入、低票房，但是我们可以需要提醒一句，今天中国认为钱是万能的。我们以为高投入、高产出，就是这个商品的基本逻辑和电影，首先电影这种商品本身这个逻辑就不通，其次就是电影同时还是艺术，还是文化，还是社会心理载体，还是现代世俗神话。还是用那句话，没有钱是不能的，但是钱绝不是万能的。
第一个问题我已经回答了，我不觉得需要特殊的电影教育，如果全民都爱电影，电影会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才如美国，每个人一个星期大概会看一次电影，多数的城市会看一次电影。但是很可悲的是，美国纽约、旧金山这样的大城市，他们有艺术影院，有小众影院，所以我热爱纽约，我在纽约只热爱格林梅威治的原因就在那儿，你在方圆几十米有七种类型的电影院，最大的和最小的，就是不是尺寸，是会放那种最大众的，在我看来就是大滥片和放最小众的相关电影，不同的影院，你可以自己寻找。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成了世界第二点电影大国，世界第二大电影经济体，中国应该有多层次的影院选择，有世界各民族的电影可以在中国看到，如果这样的环境成立，我们中国就有足够的电影教育，不需要别的。
本文来自现场活动实录，因篇幅有限，有所删节。
雕刻时光
作者: [苏]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译者: 张晓东
出版年: 2016-5
2016年是塔可夫斯基逝世30周年，值此之际，新经典文化出版凝聚塔可夫斯基一生艺术思想的著作《雕刻时光》，它同时也是新经典文化电影人书系的开端。我们精选了一系列优秀电影人的文字作品，编成这套电影人书系。关于人生，关于电影，关于我们这个世界，深刻之见，深厚之情，在他们笔下随处可见。“电影人”书系献给每一位热爱电影，热爱文学，关注人生，关注世界的人。
此次出版《雕刻时光》，我们邀请了俄罗斯文学文化研究者、电影编剧、策划人张晓东博士担任译者，第一次将《雕刻时光》从俄语版翻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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