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人的红灯区，中国人的浇愁处｜柴春芽《边境线·走向荒甸》?
2016/5/30 凤凰读书
凤凰网主笔柴春芽远赴滇西南和缅北，在那个“黑暗之地”写就《走向荒甸：从滇西南到缅北高地》，凤凰读书正在连载推送中。
◎第一章于是，有了光连载
滇西南和缅北，果真是黑暗之心里的黑暗之地吗？｜柴春芽《边境线·走向荒甸》?
贫穷、酒精、毒品和艾滋病｜柴春芽《边境线·走向荒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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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边缘性生活的两种况味
丘陵背后的山洼，田地随山势起伏，收割后的玉米断秸，到处散落。一条红土路在田地间的杂草中蜿蜒穿过。三三两两登山健身的回族中年男女，脸上洋溢富足生活养育的惬意。两个玩山地摩托车的骑手在陡坡上极为嚣张地横冲直闯。一群爱好山地自行车运动的少年，在一片树林里炫耀车技。就在这一幅超越了小康生活的图景后面，散落几个破败木棚，如果你稍微靠近，便有长相凶恶的狗狂吠扑来。
“那是彝族人家，”和我一同登山的赛俩目先生说。“这里的田地属于沙甸回民，他们无偿提供给彝族人耕种。《圣训》里讲过，对于穆斯林而言，如果自己富足而邻人挨饿，那是一种耻辱。”
是的，先知穆罕默德曾经如此命令圣门弟子：“阿布·迪哈尔啊，每当你准备熬肉汤时，多放点水，然后分一些给你的邻居。”
我准备挡开愤怒狗群，沿一条顺坡而下的小路，去接近彝族人。赛俩目先生阻止了我。“我们跟他们语言不通，”他说。“他们像游牧族一样，今年在这个山谷，明年则搬到另一个山谷。”
登山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念想那几家彝族人。临近镇子的山坳里，又有几个小窝棚，树木支撑，覆以铁皮，四面漏风，地铺干草，权当卧具，野炊过的铁锅沾满污黑的油垢。又是一家彝族人？可他们踪影全无，不知去了哪里。赛俩目先生对如此悲惨的生活抱以啧啧不断的怜悯。
这些彝族人果真受回族穆斯林援助而无偿耕种吗？他们来自哪里？
第二天下午，马俯、赛俩目先生和我，同去登山。这一次，在丘陵背后，我看见一个中年女人，铺晒金黄的玉米。一位佝偻的老年妇女，打扫木棚前面的空地。一个矮小的中年男子，蹲在地上抽着长筒水烟。夕阳西下，给他们每个人的身影镀上一圈金边。我们向他们走去。狂吠而来的狗被男主人喝止。他搬过凳子，让我们就坐。他的汉语说得磕磕绊绊。经过马俯解释，我才明白，他们从临近越南的山区迁来，租种这里回族人的土地。我似乎记得他们每年要付的租金相对微薄的收入，还是相当沉重。“我们在老家山区几乎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他说。“我的祖先凭靠打猎，可是现在，动物都灭绝了。我和老婆也去过工厂打工，都是化工厂，容易得病，一年到头，挣的钱还不够去医院治病。”
日将落山。山下镇子里响起一阵底格勒(晡礼)的邦达(呼拜)。马俯催我离开。我把这一家彝族人撇在身后，沿红土小路，走下山去，心中一阵悲凉。一个月以后，我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一个寨子里的山背后，见到了和这一户彝族人一样贫寒的一家独龙族人。他们从怒江来当伐木工。很多汉族老板承包景颇族的山岭。原始森林被砍伐，改种经济作物：莎木和橡树。他们住在避风山坡上一间竹篾编墙铁皮覆顶的小棚子里。那个仅比我年长五岁的独龙族男人，指指他形容木讷的妻子说：“我们生了十个娃娃，死了一个，还剩九个……”离他不远，两个十三四岁的女孩表情漠然地望着我们。她们刚从森林里背一篓木柴回来。两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身体强壮，在棚屋前晃荡。“还有三个大的，去打工了，两个小的在上学。”独龙族男人补充说。“他们以后嘛，至少也得生四五个，要是像你们汉人，只生一个，死了咋办？”
日落西山，夜气从大地上悄然升起。临近镇子时，我们走过昨天看见的那几个棚屋，两个脏兮兮的小孩追逐嬉闹，一群鸡在他们脚下惊慌逃窜。
“这也是一户彝族人家吗？”我问马俯。
“唉，这是我们镇上一个回族老人的家。他都已儿孙满堂，竟然在老婆死后爱上一个彝族，或者哈尼族女人。儿子们觉得太丢人，就赶他出门。镇子上的人也觉得太丢人，就不给他房子住。他带这彝族，或者哈尼族女人，住在山沟里……”
暮然回首，山沟里的小窝棚已被几户人家的围墙挡住。我竟然未能一瞥那回族老人的身影和容颜。该有多么强烈的情欲和爱，让一个回族老人如此决绝地反叛那个道德训诫极为严厉的伊斯兰社区。
农村的彝族女人。云南思茅，2005年。
八 哪里还有安全的河流与土地？
一个阴天的上午，我们驱车，行走中越边境线。法国殖民者在19世纪从越南到中国铺设的窄轨铁路和建造的欧式火车站，时隐时现。沿着旧公路，援山盘旋，如鹰攀气流，从海拔2000多米的云贵高原地带，渐次跌落海拔76米的河口市。一路行旅，路旁及远山植被渐次葳蕤，渐次显示热带特有的蓬郁生机。有一段较为平坦的公路，右临红河。红河对岸，便是越南土地。高压电线，凌河而过。开车的马俯说：“输送到越南的电费比中国便宜。”吊诡之事，俯拾即是。几年前，中国政府规定，铅块交易，必须征税，若是铅板则否。这是什么逻辑？马俯所属铅业公司便派他去越南老街市考察，租地建造一个加工厂，先把免税的铅板出口越南，改成铅块后，利用免税互惠协定，再进口中国。
“我到了越南才发现，越南政府对重金属加工厂的建造非常谨慎，担心土地遭受污染，”马俯说，“但是，中国土地遭受重金属污染特别严重。你知道吗，我们云南是从越南和柬埔寨进口大米。中国出口的只是水稻种子。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大面积干净的土地种出不受重金属污染的水稻。”
好一阵子，我们在车厢里陷入沉默。汽车缓缓而行。红河沉沉流动。阳光破云而出，照得水面碎银铺撒一般闪闪发光。我暮然想起去年西部还乡之旅，数次跨越的那条黄河，中国御用文人矫情歌颂的中华民族之摇篮的“母亲河”--一座巨大的母亲抱婴石雕矗立南岸，已经变成讽刺性的画面--沿岸化工厂肆无忌惮的排污，让这尊贵的“母亲河”，堕落成臭气熏渲“娼妓河”。这条 “娼妓河”，人尽可夫，流过中原，流过胶东半岛，一路受污，最终疲倦至极，不堪重负，坠落渤海。而我暂居的威海市，入冬不久，水库干涸，政府便引净化后的黄河水进入千家万户。某日洗澡，一股刺鼻臭味，喷溅我身。
哪里还有安全的河流与土地？
就在我匆匆行旅的中越边境，不久前，一次大规模排雷行动刚刚展开。官方媒体报道，这是中国组织的第三次排雷行动。中越之战，爆发于1979年，虽于当年结束，但两国边境冲突仍然持续，直到1989年。无人质询，到底是谁，在中国境内长达一千四百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布下可能多达几万枚的地雷。在麻栗坡县八里河村，距我此次行旅路线不远，200多人的小村庄，竟有100多人在田野劳作时踩雷致残。他们有没有获得国家赔偿？不知道。我只看见官方媒体用一种不知是讽刺还是同情的笔调如此写到：“云南文山州富宁县的沙仁寨也是一个‘地雷村’，曾经有87名村民被地雷炸得只剩78条腿……”
马俯的朋友，一位政府官员，接待我们。在国门前的广场上，我们车一停稳，便有头戴纱布遮阳帽的矮个子中年妇女走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偷渡边境，去对岸越南老街市。“一个人多少钱？”我们问。“两百块……”我们不再搭理，一个女人赶紧说：“一人一百，一百啦……”河道狭窄，不知哪国的采沙船突突鸣响，停在河中，一个皮划艇，便可渡河而过。那位政府官员告诫我们：“最近两岸联防，管得很紧，你们千万不要偷渡。”我们只好去旅行社打听。越南一日游，价格不菲。旅行社女老板紧盯Ruslan Yusopov说：“公安局规定，维吾尔族和藏族人不能办理赴越旅游签证。”她把这位俄罗斯的塔塔尔人当成了新疆的维吾尔人，而且还加上藏族人 ，或许因为我这个甘肃人看起来不像汉人。
午饭是在一家清真餐厅吃的。官员穿深色西服，有些松垮，但这刚好搭配他那一身松软的肌肉。他的话语带有明显南方口音。“实际上，我父亲是河南人，1950年代南下的解放军。”他讲起话来字斟句酌，有一种开会发言的腔调。他曾作为知识青年，在乡下呆过，后来又在基层工作多年。为表现他对瑶族的熟悉，他讲了一个关于瑶语的黄色段子，或许是个真实故事，或许是虚构的情节，虽然粗俗，却也反映出汉族与少数民族、城市与乡村、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之间的隔膜。
“1960年代，我们一群知识青年下乡，来到瑶族的寨子。那时候，我们劳动一天挣到的公分只有一毛五分钱。女生干不了重体力活，将让她们打杂。有一天，我们打发一个女生去瑶族老乡家借一把犁。她去了，很快就哭着跑回来。我们问她：‘出什么事了？’她说：‘瑶族老乡耍流氓。我问他借犁，他说：摸奶。我说我只借犁，他说：摸奶屄……”
我们只好用哈哈大笑来回应他宣讲的热情。
“实际上，这是瑶族人的问候语，我们汉族人一听，以为是猥亵。”
接下来，他开始发表政论，认为西方多党纷争太乱，议会决策过于缓慢。“那能比得上我们，总书记一声令下，大伙儿埋头苦干，稳准狠……”总结完政论，他的大汉族主义情绪高涨。“越南人，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一支，我们大中华的一支啊……”
我早已失去聆听的兴趣，但他提供的一则关于发现丛林原始人的信息，吸引我随他去了一个酒店大堂的咖啡吧。他当我是一个对风土人情感兴趣的游记作家。邻座几个面目不善的男人翘起二郎腿，一边喷吐烟雾，一边大声喧哗。我不得不挪动椅子，靠近官员，才能听清他的言谈。
“在邻县--金屏--的森林里，生活着一支原始人，赤身裸体，仅有皮裙遮羞，住在树巢里。我们叫他们蛮人。没人听懂他们的语言。县政协递交一份提案，中央便拨款四千万元，为他们盖房子。但是呢，他们不喜欢。他们嫌床太硬，尝试几次，又回到树上。我们想强制他们定居，可是一赶，他们就跑到越南那边的森林里。他们像一群蜂猴……”
“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浓厚兴趣。
“好吧，我跟金屏县管这事的朋友协调协调。”
两个月后，我已走完滇西南和缅北高地，在此期间，中越边境丛林里的那群原始人，让我一直念念不忘。我以为那位官员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他竟然遵守承诺，说是可以带我们去看原始人。
一个被地雷炸断腿的男子。广西凭祥，2004年。
九 渴望重返之类之源
我一直想跟原始人生活一段时日，以便重返人类之源，站在一切文明坐标的原点上，俯瞰人类文明的各条涓涓支流，或许会有一次心灵的觉醒。可我，却不想打扰那群原始人的宁静。他们拒绝现代人的援助，说明他们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生存法则。我宁愿一边观看1980年代流亡欧洲的格鲁吉亚导演奥塔·埃索里亚尼(otar iosseliani，1934-)编剧并导演的电影《于是，有了光》(Et la lumière fut，1989)，一边想象中越边境丛林里那群原始人的生活场景。影片展现了非洲原始部落一个母系社会族群的超现实故事。一个女人骑乘鳄鱼渡河而来，一个巫师用土和咒语弥合一具男尸的头颅和躯体，使之复活，一个懒惰的丈夫失去愤怒的妻子……可是，史前巨兽般的电锯和轰隆隆搬运木头的卡车，消灭了森林。这群原始人突然暴露在现代化的城镇里，茫然无所归依。
曾经，南美洲亚马逊密林里散落很多印第安人的原始部落，基督教传教士过度的热情和欧洲殖民者野蛮的掠夺，毁坏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被暴露无遗，接着便迷失了自己。如今，欧洲的人类学家不会再像20世纪的人类学家那样，以科学研究的名义，粗暴进入原始人领地。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显示，人类学家只在直升飞机上观察一个仍然生活在丛林里的原始部落。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 Lévi-Strauss 1908-2009)一生致力于南美洲印第安原始部落的研究。在他的随笔集《忧郁热带》(Tristes Tropiques)里，附有原始人照片。戴着阳具护套的图比克瓦希普族年轻男子正在给一只倒挂树枝的猴子剥皮、拔掉眉毛的蒙蝶族妇女，一个弓箭手嘴插硬树脂做成的唇塞，穿鼻针的南比克瓦剌族少年，两名裸体聊天的女巫，鼻孔里插一支尾翎的男觋，为一对兄弟共妻的项链缠颈的少女，一名男子和围他而坐的五个妻子……
仿佛时间遽然凝固，将一个文明的断片截留于某个空间的镜面。这些奇观异景，足以满足我们的猎奇心理，并让我们对自己充满顿挫无奈的人生--资本主义的挟持并威权政治的胁迫--油然而生一种畸形自恋甚至变态傲慢的安慰。如果你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共产主义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悬崖峭壁上跃向种族主义之法西斯极端的政治表现形式--你会挟自己的社会文明为傲，认定原始部落的野蛮，如此一来你就会丧失批判社会以便促其更为公平公正的勇气；如果你是个反感独裁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你极有可能在复古主义的返祖幻想中，把原始生活当做理想乌托邦，与此同时，你也就忽视了另一群人在贫困、疾病和蒙昧中的自生自灭而难以对其援之以手，你也就极其冷漠地丢弃关切人类普遍正义的道德良心。一个两难处境。这是我作为作家在观察他民族/异社会时不得不遭遇的困局。这也是作为人类学家的列维·施特劳斯同样面临的哲学悖谬。
施特劳斯摆脱困境的方式，就是以基督教原罪式的自责与救赎为出发点，追踪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思想路径，经由《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Discours sur l'origine de l'inégalite)，克服对自然状态的理想化想象，避免对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的混淆，进入“社会契约”(Contrat Social)，以此构建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人类社会，进入充满无条件之爱的《爱弥儿》(Emile)所揭示的理想状态，最终形成一种自我批判与对他包容两相兼蓄的人文精神。
值得警惕的是，施特劳斯的思想容易滑向佛教式的无限虚无主义。因为他认为任何社会都不完美，有好有坏，只是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分量的罪恶”。我们有必要鼓起信心，借助他文明的经验--甚至是原始部落的经验，或许那是我们人类业已遗落的祖先智慧--反观他社会和自己社会那“一定分量的罪恶”，使之减轻，尽量避免对人造成过度伤害。那“一定分量的罪恶”，往往会是一个人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
残破的城市街巷。越南谅山，2004年。
十 越南人的红灯区，中国人的浇愁处
我们最终还是没敢偷渡边境，前往越南一观，那个备受他人和自我过度作践的国家。法国殖民，日本入侵，法国第二次入侵，南北对立，美国操纵的内战，入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的共产主义式法西斯暴政，控制老挝，大规模排华暴乱，中越战争……
对于秉持信仰的民族而言，战争会坚固信仰，因为能在摧毁一切的战争中存活下来，如果不是源于上帝的恩典，还会是因为什么呢？但是，对于物质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民族而言，经由战争的摧残，人们往往会无以复加地厌弃信仰，因为人们相信，惟有残暴、投机和灭绝人性，才能在丛林法则的竞争中获得逃生的机会。一旦绝缘于信仰，攫取权力的政治人物--撒旦的化身--便会走向神坛，假扮上帝，而群氓沉昧，以人为神。精神的黑夜随之降临。诚然，撒旦式的宗教也会给人短暂迷幻的心灵安慰，可是，人神这有限必死的肉体，不似上帝那般永恒。人神之死，随之而来的，便是撒旦式信仰殿堂的轰然坍塌，从而引发群氓的价值虚无：什么也不值得相信，除了金钱拜物教。不幸的是，越南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属后者，人们因此变得既不愿相信自己，也不敢信赖别人。
我对越南的印象停留在大学时代，那是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给我的，炎热而潮湿的气候，情欲勃发的季节，殖民者疲惫的乡愁，频频受伤的土地……她在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描述一个法国混血少女的缅甸母亲如何艰难地保护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她在小说《情人》里详尽展示一个留居西贡的法国未成年少女与一个华裔公子的床笫之欢……奇怪是，当我如今写到越南，想要翻阅杜拉斯的小说，以便重温她笔下的殖民地风情，竟然在书架上找不到一本她的著作。我这才惊奇地发现，这个性格诡戾、被一生不断出现的艳遇之火炙烤成精的女作家，已经遭我放逐，永远退出我的文学版图。她被放逐的原因，可能是情感过于丰沛而智性总嫌不足。我讨厌那种青春期无限延长而更年期迟迟不到的变态写作。恰恰在中国，遍地皆是吸食海洛因一样沉迷于抒情狂欢的作家。我一路行程，总有人问我对某某作家如何看待。我只能愤怒回应，他们不在我这个四十岁男人的文学版图之内。他们的抒情狂欢提供惟一的证明：一种智性上的厌食状态已然病入膏肓，同时也证明了他们对一个不义时代表现出何等低俗的谄媚。
大概是2004年，我从广西凭祥进入越南谅山，再从广西东兴进入越南芒街。越南人的市场上，几乎全是从中国涌入的劣质商品。人们毫无热情，对于异国他乡的游客，表现冷漠。沿街的发廊妹显出慵懒的神情。越南男人没有给撰写社会调查报告《中国广西壮族与越南民族的交流》一文的日本学者塚田诚之留下好印象。他们懒惰，虐待女性，而且普遍比中国男性嗜酒。喧嚣城镇的幽暗处，偶然显现一座优雅古朴的中国式木结构佛教寺庙，佛殿大门两边对联用苍劲繁体汉字写成。越南人废弃汉字已经多年。他们如今使用的，是法国人借用拉丁字母为其创造的越南文。而你一旦乘坐摩托车去一处景区，骑手一定会要价很低最后却欺骗与横暴并加，敲诈钱财。不过，我对越南存有一丝温柔回忆。那是在谅山，一个不懂中文的越南姑娘，有着明亮的黄棕色皮肤，和我这个不懂越南语的摄影师用眼神和手语认识。她招呼几个男女青年，骑电动摩托车，带我去她家吃粥。我一直担心那粥里暗放麻醉药。多年之后，在昆明，这个温柔回忆受到沉重打击。一个因为一场持续两年的灵性体验，而“改邪归正”开始投入财富和精力去做公益事业的商人朋友对我说：“她在‘钓鱼’。如果你当晚留在越南，会被洗劫一空，留不留得住性命，也很难说。”但我还是想再去越南，看看这个国家人们的生存状态。十多年过去了，应该会有一些变化。况且，我人到中年，看待世界的眼光早已不再单一，不再二元对立。我更愿意相信人的善良。
“那个国家有什么可看的，除了泛滥无序的色情业，还是泛滥无序的色情业，当然，顾客都是中国人。”我的商人朋友说。
几年前，也就是2014年5月份，因南海主权争端而起的越南人反华骚乱没有爆发之前，云南红河州河口市游客如潮。如今，大概不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激发而起的勇武抵触，而是因为怯懦，游客潮退去。
“那时候，可说是嫖客如潮吧……”另一个朋友以讽刺的语气如此强调。
有一次，我的商人朋友带领一个生意上的合伙人，从河口市偷渡到对岸老街市。“带我们过去的那个家伙一眨眼就不见了，”他说。“我们只好随便逛逛。”
我能想象越南老街市的店铺是什么样子，因为在河口市，越南人复制他们的商业模式：沿街是两层楼的建筑，一楼店铺，商品则千篇一律，无非是塑胶拖鞋、越南咖啡、绿色圆边遮阳帽、虎骨壮阳油、浸泡眼镜蛇的药酒、小刀，走私香烟、木制鳄鱼玩具……二楼红灯区是成排发廊屋和按摩房，透出粉红幽暗的甜腻灯光。身材粗短面相丑陋的中年女人会在一楼商铺间徘徊，一看见中国男人就立马凑过来，用熟练的汉语问你：“要不要越南妹？”
“以前，更夸张，越南妹子直接在大街上扯着你不放，”马俯用他不断咂嘴的啧啧惊叹式语气说。“她们学会的唯一一句汉语是：老板，要不要打炮。”我想起一个作家的长篇小说《四十一炮》，但我只记住书名，没看过正文。
“我的合伙人禁不住掮客怂恿，大概也有好奇心作祟，便上楼观望。突然，从四面八方涌来一群女人，将他拖入一个房间，连打带踢……几分钟后，他狼狈不堪地走下楼，腰间皮带被扯断，兜里的钱包也不见了……”
“他到底干没干啊？”我们焦急地问道。
“没干……”我那商人朋友呷一口茶，先是哑然一笑，接着便不紧不慢地说，“但是，被干了。”
我们全席愕然。
“这样就算嫖娼，你就不好意思控告她们抢劫，更不好意思告她们强奸啊。”
朋友一经解释，我们恍然大悟，禁不住哄堂大笑。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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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于你而言是怎样的存在？
边境与新疆，在空间与意识上都是远离于大部分人的。但边境却是回答“我们是谁”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凤凰网主笔柴春芽2015年在新疆游访数月，以一个并非完全局外人的身份，写下了7万字的《新疆：锡纸包裹的幽暗之火》。今年他则远赴滇西南和缅北，再次开启边境探索。这也是凤凰网专栏“行走与深读”之《边境线》的第二季主题，我们将从今天起推送柴春芽在那个“黑暗之地”写就的《走向荒甸：从滇西南到缅北高地》。
——编者按
中国的边境线蜿蜒漫长，贯穿众多族群，牵扯着一部又一部悸动的历史。这么多年，我听闻太多因边境而生的故事，有传奇，有悲剧，从而致我开始思考边境的意义。实际上，相较于人类漫长的自由迁徙和长途征战，边境是个只在近代随着西欧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论坐实之后才逐渐厘定的概念。最为久远的边界，顶多有三百多年历史，目前地球上的大半边界，晚到十九至二十世纪才得以确立。曾经自由的大地，因边境而被切割成隔离的区块。
——柴春芽
作者?柴春芽
凤凰网主笔，作家，导演，静照摄影师；编剧并导演独立剧情长片《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第32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龙虎奖评审团特别提名奖)。著有《西藏流浪记》、《西藏红羊皮书》、《祖母阿依玛第七伏藏书》、《寂静玛尼歌》和《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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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严彬(微信号：larfure)责编：Ch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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