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科的故事】医患之间的信赖
2015/1/13 中国医学论坛报

肿瘤患者是一个特殊的患者群体,他们对生与死有着更深一层的理解与感悟,而肿瘤科医生则同患者一起体会着对生的渴望。在第一次医患沟通与交往过程中,无形间医生与患者就建立起一种信赖,一种超越了生与死的依赖,它可能只是一次有力的握手或是一个凝望的眼神,但却给了医生与患者更为执着的信念与敢于面对生命的勇气,希望也即从这里开始。
本期关键词:信赖
约定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涂巍

我想做为一名医生,特别是年资较高的医生,面对癌症,有时真的很无奈,当我们战胜不了肿瘤,我只想让我的病人减少痛苦,体面地离世。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今天我彻底理解了。
就在20分钟前,我的手机响了,是高颖大姐的电话,接起来一听,是他的儿子用她手机打来的。电话中他告诉我,10点15分妈妈走了,带着微笑走了。
高颖在10多年前得的乳腺癌,在原铁路医院手术,那时还没有规范治疗。6年前肿瘤对侧复发,我为她做了手术,然后进行了规范化治疗。她的依从性非常好,还经常帮我们开导那些想不开的新病人。近两年前出现肝转移,我们从一线、二线、三线药全用到,肿瘤缩小又进展。此后, 我又把她介绍到全国最好的肿瘤科主任那里,当得知也没有好的办法后,高颖大姐回到医院告诉我:“就死在你这里了”。
2014年元旦后,高颖大姐出现了肺及全身骨转移、胸水、腹水,无奈住进了医院,阴历28日出现应激性溃疡,呕血,抢救一夜过来了,她与工作在上海的儿子在病房过了最后一个年,病情平稳,年后放走了儿子。
上周病情恶化,周身剧痛,上周四我让她把儿子找回来,她非常明白。
当晚儿子就回到身边,高颖大姐和儿子几乎谈了一夜,昨天早上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告诉我,她已经把想办的、想说的都办完了,不要再用支持用药了,想停一切点滴,要求给人工冬眠,这是我以前答应她的,不让她遭罪。
下午三点开始冬眠,下班时本想再看她一眼,我知道周一上班就可能再见不到她了。可到病房见她睡得很安详,就没忍心打扰她。今天到底还是知道她走了,走得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她说过,我走时别吓到别人,别让她们失去治疗信心。她做到了,没有打扰任何人,就这样静静地走了。
高姐,你答应我的你做到了,我答应你的我也做到了。正如你生前说的那样,“医生不是万能的,只要尽力,我就把命交给你”。
谢谢你为其他病人做出的榜样,谢谢你的坚强,更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高姐,一路走好!
编者注:在高大姐走后,涂巍教授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写了这封告别信(2014年3月8日),引起了圈内好友的强烈共鸣。这样的硬汉柔情让我们体会到的是医生的仁心仁术和患者对医生的高度信赖。
握手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科 陈暑波

一天,在浏览网页时,发现了美国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一瞬间,我终于明白了和老顾之间的握手和他最后一刻微笑的深意。
叮铃铃...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我下意识地提起床边的电话听筒。“喂,你好,是肿瘤科值班医生吗?这里是内科急诊,有个病人请您来会诊下。”急诊医生的声音从电话那头清晰地传来。“好的,我马上就到。”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我利索地穿好白大褂,看了看表——凌晨一点,匆匆地直奔急诊室而去。
这是我第一次遇见老顾,只见他穿着一件领口有点磨破的蓝布夹克,弓着背端坐在急诊床上,呼吸很费力,嘴唇有点发绀。“急诊胸片结果已经出来了,右侧大量胸腔积液… …”急诊医生简要地介绍了一下病情。于是,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一串串专业术语:痰中带血、胸闷气急、支气管肺癌、恶性胸腔积液、CT、胸腔穿刺、化疗……,它们像看似零乱的音符,又迅速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专业的“曲谱”。走到老顾身边,我轻声地问道:“你好,我是陈医生。您这次来医院,主要是什么地方不舒服啊?”接下来的问诊、查体、了解相关检查报告,一步步按照“曲谱”,我忙而不乱地为老顾看着病。渐渐地,老顾原先低垂的头抬了起来,从他的眼神中,我察觉到了不安。
他用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右手,急切地问道:“陈医生,我这病还可以治吗?”我略微迟疑了一下,“可以。”我想收回被握紧的右手,但最终没有那样做。
像大多数病人一样,老顾住进了我们肿瘤病房,经过几个月系统的检查和治疗,病情逐渐得到了缓解。一天午后,又是轮到我值班,背对着门坐在电脑前,我认真地写着病历。咚咚咚,有人站在办公室门口敲门,我回头一看,是老顾。他满脸微笑,还是穿着那件蓝布夹克,虽然旧,但是明显比上次急诊时要干净许多,右肩还扛着一个鼓鼓的麻布袋。“老顾!来来来,快请坐。你不是刚出院吗?今天怎么有空来医院啊?”看见老顾现在的状态,我有种莫名的成就感。原来,老顾今晚是专门从家里赶来看我的,还带来了自己种的南瓜。谈话间,我知道他原本就孤身一人,养了只小狗作伴,生病前在村子里的工厂做工,闲暇时自己也下地做做农活。这一阵子,身体状态有好转,他觉得这医院没白住,钱也花得值,等将来身体真正好了,还要回到厂里去干活,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天。临行前,我把老顾送到病房电梯口,他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这一次更紧更有力,眼神里充满了希望。没有迟疑,我也紧握住老顾的手,直到电梯门“叮”的一声打开。
记得那年的冬天好像来得特别的早,凛冽的北风吹得病房的窗户都在微微的颤动。老顾无力地躺在病床上,戴着鼻导管吸着氧气,心电监护仪在一旁不合时宜地“叮叮”地叫着,输液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地缓缓地进入他早已有点发黑的血管。此时此刻,想必小狗还趴在家门口等着他,但老顾心里明白,这一次,回家的距离已经变得十分遥远。
再一次的夜班,走廊里护士匆匆地将急救车推到老顾床前,没有家属,只有我和值班护士站在床边。按照老顾的意愿,他想平静地走完最后一段“回家”的路程。我伸出双手,紧握着老顾有点凉的右手,想要把他拉住。这时候,老顾感觉到了,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们俩通过这种最最简单的方式,进行了心与心的交流。
本文原文刊登于2015年1月8日《中国医学论坛报》B8版,编辑张二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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