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云关(一):血色战场上的生命绿洲
2015/9/2 中国医学论坛报

    

     十数年来耐苦征,风霜久已历边城;

     龙韬虎略惭怀抱,战马萧萧功未成。

     劫运使然奈若何,随征将士阵亡多;

     可怜白骨浑无定,涕泪交流逐逝波。

     苍山白雪作儿孙,邓氏将军题句存;

     正气由来天不昧,慈云今又护忠魂。

     闻鸡起舞剑光明,壮志常怀百万兵;

     扫尽称枪开丽日,升沉何必问君平。

     ——赵德昌题于图云关

    

     在这里,成千上万名伤病员得到良好的医疗和护理;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吨援华医药物资经此源源运往抗日前线;无数经过培训的战时医护人员从这里奔赴抗日战场;所属的100余个医疗队、手术队、诊疗所,遍布陕西、山西、四川、云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浙江、福建等省(市),昼夜不停地在炮火纷飞的抗日前线抢救负伤官兵……

    

     救护总队人员在图云关

     这就是贵阳图云关,在古代就是贵阳通往湖南、广西的必经关隘,抗战期间成为全国最大的战时医疗救护中心和军医培训基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和战时人员训练所便坐落在这里。如今的图云关已不再是交通要道,而成了贵阳市民休闲健身的森林公园,园内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纪念碑和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见证了抗日战争那段峥嵘岁月。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纪念碑

    

     庄严而肃穆的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

     1939年中国红十会救护总队迁至贵阳,连同举世闻名的中国医疗卫生中心和军医培训基地等都以它为中心基地。当时,由波兰、奥地利、美国、捷克等多个国家组成的一支国际援华医疗队也来到了生活艰苦的贵阳市图云关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他们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离开昆明前往图云关、行进在山路中的红十字会卡车

     救护总队成长历程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积极整合社会医疗资源,参与平津战场、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战地救护,派遣救护队深入前线,广设医院,救治受伤官兵。后因战局变化,总会为应对长期战争救护的需要,于1937年12月6日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并筹组救护总队,专负战时军事救护之责,林可胜任临时救护委员会总干事兼救护总队总队长。

     1938年春,救护总队正式成立,1939年2月迁至贵阳图云关。救护总队由组建初期的37队开始,陆续扩充至178队,医护工作人员曾达3420人,同时拥有救护车200辆,卫生材料分库11个,规模之盛达于极点。救护总队工作时间基本横跨整个抗战期间,工作区域遍及整个中国战区。

     救护总队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组织体系,由战地救护指挥、医务执行、业务派出、业务培训及后勤保障等机构组成。组建初期的工作以技术为主,辅助各战区兵站及后方医院卫生机关工作,如实施手术、骨折矫治、X光检查、细菌检验、特别营养等。后来由于传染病逐渐流行,病兵人数多于伤兵,便综合医疗、医护、医防、急救各队性能,一律改为医务队,推进至野战区,协助军师卫生机关,从事手术、扎绷带、急救,并指导灭虱、治疥、抗疟,改进环境卫生及兵食营养等军阵卫生工作。

    

     《图云关》话剧剧照

     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

     同时,这里也是医护人员培训基地。在长沙成立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于1938年12月落户贵阳,更名为战时卫生人员联合训练所。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于1939年秋奉命在陕西汉中成立分所,后根据战地救护需要,陆续在江西弋阳、湖北老河口、四川黔江、湖南东安等地设立训练分所。

     据统计,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组建初期训练医护人员1432名,至抗战胜利时,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连同5个分所在抗战期间共训练医护人员达2万余人,近半服务于前线,为培养军中医护人员作出了贡献。

     国际援华医疗队

     抗日战争得到许多国际友好人士的同情,他们在道义、政治和物质上给予中国无私援助,其中参与救护总队工作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外籍医护人员,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西班牙大夫”。这些医生其实并非西班牙籍,他们当中有波兰人、德国人、奥地利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苏联人,偏偏没有一个西班牙人,但由于这些医生大多曾作为志愿者在“西班牙国际纵队”服务,参与过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因此通常被称为“西班牙大夫”。

    

     外籍援华医生在贵阳图云关的合影

     虽然有“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名誉,但外籍医生们实际并没有建立正式组织,而是在英国“国际医药援华会”的组织和资助下,分多批从不同地点来到贵阳图云关,这些外籍医护人员大部分是在1939年前后到达中国,坚持到抗战胜利。

     尽管外籍医护人员在中国遇到了诸多困难,但他们不忘初心,秉承人道主义理念,在红十字旗帜下坚持救护工作。他们与中国人民一起,经受了战争的煎熬和磨炼,在艰苦的环境中度过了6年血与火的岁月,为中国抗战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救死扶伤的战士

     林可胜

     林可胜,著名生理学家,祖籍福建澄海,出生于新加坡。其父林文庆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随身医生和机要秘书,1921年在爱国华侨陈嘉庚资助下创办厦门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姨父伍连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医学教育家之一。1913年,林可胜进入英国著名学府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1919年毕业时,他的导师谢佛教授对他十分看重,留下他担任生理学讲师。

     还在爱丁堡大学就读时,林可胜就参加了英军的救护工作,为一战时期驻法国的新兵实施战地救护,这也为他日后在中国的救护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九一八”事变后,战火很快蔓延到华北。时任协和医学院教授的林可胜在协和发起并组织学生成立救护队,开赴古北口、喜峰口等前线战场进行救护。他敏锐地预见到战争的长期性和持久性,在协和组建了一支全套装备的救护训练队。在课余时间,除实习医生外,一至四年级同学一律参加,主要科目是战地急救和担架搬运。林可胜还亲自制定标准手术器械箱和急救药箱示范。

     由于当时中国的占地救护体系有比较大的缺陷,林可胜建议放弃建立大型后方医院、集中治疗的做法,改为派遣独立的医疗队进行流动作业。不仅如此,林可胜出任总干事后还着手于现有医疗队的改编。实践证明,林可胜对战地医疗体系的改造是成功的。1938年春,救护委员会正式改称为救护总队部,林可胜任总队长。

    

     中国现代生理学奠基人、医学教育家林可胜

     林可胜为人公正,心胸坦荡,以医疗救护、救死扶伤为最高职志,对伤员官兵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精力充沛、体力过人,凡事亲力亲为,处处以身作则,赢得军民一致赞扬。

     尽管救护总队部在部队的医疗救护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但毕竟无法替代军医体系。为了满足部队对合格军医的急需,林可胜建议征调在职的军队医护人员加以训练,提高业务水平。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就这样在汉口应运而生。到图云关后,又改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此后称卫训总所),同样由林可胜担任主任。利用救护总队较为充裕的人才和医疗资源,卫训总所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军队医护人员,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救护人员训练基地。

     林可胜出身华侨,又是海内外知名学者,在海外侨胞以及英美国家中有很高的名望和信誉。因而海外援华的医疗物资、运输器材以及捐款等,往往直接指定交给林可胜,这引起了一些上层人物的不满。此外,林可胜曾派遣救护队前往延安,并向八路军、新四军运送过大量药品器材,同时,林可胜公开赞同抗日统一战线,救护总队内不分国、共,团结抗日。因而救护总队被国民党政工人员重点“关照”,他本人则被认为“左倾颇甚”。在这种情形下,林可胜愤然提出辞职。虽然一度被挽留,但最终于1942年离开救护总队,并被派往海外负责中国远征军的救护工作。

     1944年底,功勋卓著的林可胜被任命为军医署署长。他以救护总队、卫训总所和安顺军医学校等机构为基础改组合并后建立了国防医学院,也就是后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前身。

     (未完待续)

     编辑艾琳根据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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