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辅周之子谈父亲轶事几则
2015/2/13 中医书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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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右一为蒲辅周

     作者/蒲志孝 ⊙ 编辑/王超 ⊙ 校对/霜石

     导读:图中的四位大胡子老人,是当年准备从四川调到北京的四位老中医(据我们小彬彬语,后来只有蒲老真正被调),虽然现在我们认识的也只有最右边的蒲辅舟老,但是小编相信这几位老先生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文中是蒲老的故事,他用中药戒毒,他不畏强权,他让儿子办公事用私钱,大医精诚,见文如面,缅怀。

     蒲辅周轶事

     勇于实践

     父亲早年对中药书上的“十八反”就产生了疑问,他曾用半斤蜂蜜加葱四两,把葱捣如泥和蜜拌匀,放半天后,每小时给狗喂三分之一,狗吃下后毫无异样。他自己又亲口服下,仍安然无恙。

     他还自己将海藻、甘草同服,经多次实验,得出“海藻可与甘草同用,只是服后心中稍感难受而已”。用于临床,发现其软坚消结之力更强。

     他也曾亲尝甘遂配甘草,服后虽然反应剧烈,但发现祛疾逐浊的效果极好。

     解放前,梓潼保安队找他设法戒烟。当时由于政治腐败,上下贩毒,保安队的队丁不抽大烟者,寥寥无几。染上鸦片烟瘾后,微薄的薪饷到手就光,队丁们偷、抢、赌、骗,无所不为,保安队便成了“保烟队”,在群众中名声极坏。保安队的官员们迫于社会舆论,求家父想个良方,把队丁们的烟瘾戒掉。父亲根据“怪癖多由痰作祟”的理论,想到了他自己,认为非奇兵不能胜怪癖。于是就将“温白丸”配以微量的甘草甘遂末,令队丁们服下。服后有的半小时,有的一小时,一个个都呕吐狼藉,不仅吐倾盆痰涎,有的还吐出不少蛔虫。呕吐之后,一提起烟,队丁们就谈虎色变,如此再不敢去烟馆问津了。

     马家女孩十四、五岁了,见了人只知痴笑,特专程来请先父诊治。

     父亲仔细诊脉察舌,据脉滑苔腻,肯定女孩病属“痰迷心窍”,一般的祛痰药对此病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连服开窍逐痰药数十剂无效。必须遣猛将方能拔除“元凶巨孳”。经过反复推敲,决定用甘草、甘遂等分,研末为丸。

     嘱女孩早晨空心服梧子大七粒,服后平卧半时许。一服后即有恶心感。下午三时再服七粒,半小时后女孩开始呕吐,先是清水,继为痰涎,再则如胶水样物,粘稠难出。初吐时不甚痛苦,久之不能自持,从床上翻滚在地下边滚边吐,满地皆是痰涎,气息逐渐微弱,以致昏迷不醒。病家十分惊恐。父亲诊得女孩脉象虽弱但平稳,气息虽微但均匀,断定是大吐之后,正气必伤,便安慰其父母说:“脉息安和,不会有什么危险,只需调养一、二日,即可恢复”。

     果如父亲所料,第二天女孩就苏醒过来了,只是异常疲惫,调养几天后完全恢复了健康。从此,再也不痴呆傻笑了。

     父亲常说,读古人书,但不要迷信古人,不要盲从,要多在实践中体验和检验,《伤寒论》谓栀子豉汤有催吐作用,一般注家认为是淡豆豉可致吐,为了弄清淡豆豉是否涌吐,他追访了百余例服银翘散的病者,绝大多数服后都没吐,他自己用淡豆豉一两熬水服,亦未吐。他于是得出结论:淡豆豉与普通豆豉的作法基本相同,所不同者,所浸药汁而已。用麻黄浸者其性偏温,用青蒿浸者其性偏寒。豆豉本性甘淡,微温,本身并无催吐作用,亦无发表之力,它是以宣发胃气为发表,更靠所浸药汁之力发表。其本身能助胃气运转,平日豆豉加佐料能开胃增进食欲即是明证。《伤寒论》谓“栀子豉汤服后得吐,止后服”,似乎是栀子苦寒太过致吐,或为胸中阳气得香豉之力相助,与邪相争致吐。并非栀子豉汤本身有催吐作用。临床上用于心中懊侬欲吐者,服后反而不吐,更足以证明。

     为了弄清生、熟石膏作用的差异,他查阅了各家本草,其说不一,他从日常用石膏点豆花中得到启发,便作了这样的实践观察:他系上围腰,亲自下厨房点起豆花来,先将一样的豆浆平分为二锅,分别用熟石膏水和生石膏水同时开点,用熟石膏水点的一锅,点两次不到十分钟即成豆花。用生石膏水点的一锅,点了十数次,半个小时过去了仍未成花。他认为这充分说明生熟之性不同。

     在极简陋的条件下,他一丝不苟地从实践中去认识、去总结,正如他自己经常说的:“司命之士,不可不慎!”

     高风亮节

     父亲早年,正是地方军阀连年混战的年代,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常常见到贫病交集的患者。虽然自己倾囊相助,但毕竟力量有限,他和祖父商量说:“仅一家之力,如杯水车薪,难救一方之苦,不如集大家之力”。一九三一年底,由父亲出面,邀集了医界同人、仕绅共议,大家同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果真是众擎易举,梓潼县“同济施医药社”就这样成立了。

     施医药社把愿意参加免费诊断的医生排成班,按一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为病人诊病,这就叫“施医”。所谓“施药”,就是由施医药社印出特定的处方,患者拿了这样的处方,到特定的地点免费抓药。这个慈善机构,解决了不少贫苦百姓无钱请医买药的困难,很受劳苦大众欢迎。

     在这段时间,他还创办了平民教养工厂、“施棺会”,西河义渡等多项慈善事业。当时人们有口皆碑,都称赞他说:“蒲老师医道高,仁道更高,真正做到了‘活人济世’啊!”

     在成都行医时,他没有忘记帮助贫苦病人,他和泰山堂订好合同,由穷苦病人拿上专门的处方去抓药,帐记在他头上,定期由他前去结帐。几十年来,解决了不少病者无钱吃药的问题。

     父亲对劳苦大众是那样的热爱,而对豪门权贵却非常蔑视。一九三四年夏天,他拒绝留在大地主张某家治病。张某在黎雅无恶不作,欺压善良,父亲对此人深恶痛绝。到张家草草处了一方,并附语“宜清心寡欲”便立即准备返回。谁知张某却强行挽留说:“蒲老师您不能走!反正您在城里看病也是为了挣钱,住在这里,只为我一人看病,每天三个硬洋,住多少天算多少天”。毎天三个硬洋,在那个时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张某满以为父亲一定会十分满意地留下来。

     谁知父亲却回答说:“我生平在钱上面就不留意,城里很多病人来自四面八方,我不愿为你一人安乐而叫众人受苦!”张某再三强留,父亲坚持要走。最后叫人放出话来:“蒲某如果坚决要走,我在半路派几支枪把他赶回来!”唯懦怯者最残暴。在疾病面前丧魂落魄的张某,这时却暴露迅他那卑鄙凶残的面目。父亲冷笑一声对传话人说:“请转告张老爷,蒲某立即动身回城!”说罢拂袖而去。色厉内荏的张某,摄于社会舆论未敢贸然蠢动。

     梓潼城西周家大院的周某,仗恃有钱,横行一方。一九三三年秋患疟疾,请父亲诊治。父亲提了个条件:来去都要轿子迎送。其实,对穷苦人,再远他也是步行出诊。他说:“周某自恃有钱,骄横跋扈,一方为之侧目,我偏要煞煞他的威风!”周某出于无奈,只好用轿接送。

     —九五五年,先父奉调中医研究院工作,在去北京之前特地回到梓潼扫墓。其实,他并不相信人死后有什么在天之灵,而是说作为一个人,不能忘本,不能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就在他离开梓潼的前夕,县委宣传部长问他:“蒲老师,您走之后,家里还需要什么样照顾?”他回答说:“我一个普通医生,受到党的如此关怀信任,我感激不已,家里还需要什么照顾呢。”事后特地告诫我说:“你留在家里,要发奋攻读,自食其力,决不能要国家照顾。”

     临走前,他还想为家乡人民再尽点力,送诊三日。就诊者塞门堵路。每天早饭后一直到午饭,午饭后稍事休息诊断到上灯,有时给他送开水都难于近身。病人再多,他始终耐心诊治,毫不马虎。有个病人对他说:“蒲老师,你真是个神医呀!除了你,任何人都治不好我的病。”父亲正色说:“我是一个普通医生,并非神人,即是名医偶而诊治—两次,不一定切中病情,我不是名医,请你也不要迷信什么名医”。梓潼的同道至今谈及此事,尚称颂不已。

     到研究院后,评定工资级别,给我父亲评的是二等一级,当时杜自明老先生说:“蒲老师以技术而论,应该是一等一级”。父亲立即止住杜老师,并说:“二等一级,我已感到受之有愧,千万不能再评高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他在治疗石家庄和北京市的乙型脑炎中,成绩显著,领导上硬给他提了级。六二年我到北京,父亲对我谈及此事,他说:“我们不能动不动就向国家要地位、要待遇。我只有小小的一点成绩,领导就关怀备至,我只有尽力报效国家。”

     父亲对我们作子女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受组织上的安排,护送我县盲人按摩医生任子安去北京开会,完成任务后于十二月份返川。在离京前我把所有的车票装在一起,以防遗失。父亲在屋内踱步,他突然走到桌边问:“你把这些保存起来做啥?”

     “回去报帐。”

     “你自己坐车,怎么还要报帐?”

     “这是因公出差,应该报帐的。有的人出差,还向别人要车票报帐呢!”

     父亲听了这话,脸上蒙上一层阴影,立即说:“千万不能作这些损公肥私的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应当自爱。”

     先父去世已经九年了,回首往事,音容宛在。他的作风、思想,时时鞭策着我,使我不敢懈怠,我一定遵照他“勤能补拙”的遗训,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为“四化”竭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刘正才张斯特协助整理)

     【本文摘自1985年第二期《山东中医杂志》,由中医书友会(微信号zhongyishuyou)编校发表,尊重知识与劳动,转载请保留版权声明。投稿邮箱:tg@linglanshu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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