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西名医轶事(那时候的诊金很丰厚)
2015/7/19 中医书友会

    

    中医书友会第674期

     每天一期,陪伴中医人成长

     口述/赵珩⊙采写/李昶伟

     主播/曹易伦⊙编辑/王超

     I导读:亲爱的小伙伴们,中医书友会电台的节目你们有按时收听吗?(本文最底部有收听方式说明)今天给大家分享第5期节目——民国时期的中西名医轶事。收听点击下面的小喇叭啊~

    

     民国名医诊金够穷人家庭用半月

     京城四大名医

     民国北京城有“四大名医”,指的是中医。按一般说法是指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汪逢春四位。还有一种说法是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杨浩如。这五个名医除了孔伯华是山东曲阜人,其他四个都是南方人。汪逢春是江苏苏州人,施今墨是浙江萧山人,萧龙友是四川三台人,杨浩如是江苏淮阴人。不管四大也好,五大也好,民国时期北京中医最有名的就是这五个人。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取缔中医的政策遭到强烈抵制和反对,只得收回成命,但是提出了一点,就是必须对中医师的资质进行考核,用今天的话说,必须持证上岗。于是北平成立了一个考评委员会,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汪逢春四个人正是考评委员会的成员,其中没有杨浩如,因为那时杨浩如的身体已经不大好了。但杨浩如是北平第一个中医医院的创始人,该医院是按现代医院的形式创立的中医院。

     北平最早的中医教育是北平国医学院,孔伯华等人也都有参与,但是没有开办下去,倒是后来施今墨又开办了华北国医学院,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才。这个学院不能拿今天的概念去理解,他们一年招收的学生只有几十人,少的时候也就二十人,但华北国医学院后来确实出了不少人才。

     虽然北京的中医很多,但无论是就诊的人数,还是医生的生活状态,中医和中医之间是大相径庭的。有的混不上饭吃只能到药店坐堂,或者自己开个小诊所,仅能维持生活。但是这五大名医家里却是门庭若市,每天应诊要排队,而且他们轻易不出诊。诊金也很贵,上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初,看一次病诊金一般是一块银元。

     一块银元什么概念?我们以前讲过,一块银元在20年代末,差不多够过年置办一三轮车的年货。我家抗战期间支出的日常全部费用不过是一天一块银元,一般穷苦人家一块银元可能用十天半个月,这费用就相当高了。不过那些胡同里头不太知名的中医费用就远到不了这么高。

     另外说到药材,当时的药材不贵,丸散膏丹也不贵,一般饮片就更便宜了。除了用贵重药材,都是比较便宜的。小儿高烧不退要用一种药——紫雪丹,里面要用羚羊角,这就要贵些。我小时候平时消化不良什么的吃至宝锭,只要几分钱,我们住东四的时候,胡同里穷苦人家的小孩生病了,也不去看什么医生,自己买点药吃吃也就好了。

     四大名医各有各的特长。比如说孔伯华擅治温热病,他最爱用石膏,因为石膏是凉性的,孔伯华开方子石膏用得很多,能用一两到二两,所以孔伯华有个绰号叫“孔石膏”。汪逢春是善治温病的,他的很多著作也是讲治温病的。这四人里活得最久的是施今墨,活到1980年,其他几位,萧龙友活到1960年,杨浩如活到1940年,孔伯华活到1955年,汪逢春活到1949年。

     我家人生病虽也看中医,但不是太多,找中医看病时找孔伯华最多。据说我小时候也找萧龙友看过病。那时候看病很少到医院,一般是请医生到家里来,但找萧龙友就要去他家了,他是轻易不出诊的。后来因为气管炎也到施今墨家看过病。

     除了这几位,北平还有一些非常棒的专科医生,比如说皮肤科——那时也叫疡科,疡科最有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哈锐川,还有一个是赵炳南,他们都是回民。赵炳南也受聘于华北国医学院,是那儿的教授。哈锐川在八面槽开业。另外还有针灸大夫,例如金针王乐亭,从前将针灸叫金针,这些都是专科大夫。

     药铺与仿单

     同仁堂的传说现在已经有很多了,对同仁堂的信誉和药品质量都有许多的了解。北京当时的药铺除了同仁堂,还有乐仁堂、鹤年堂、永安堂等,药铺一般就是卖药的,无论丸散膏丹还是饮片都有。但是这就有是不是货真价实的问题,一般好的大夫都对自己的处方有指定的药铺。

     有一个小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说某位大夫喜欢用麻黄,一般来说麻黄在一剂药中只能使用几分,最多不过一钱。这位大夫开始开了一钱麻黄,病人吃了以后还是不发汗,大夫加大到两钱,依然不发汗,开到三钱,已经到极限,还是不行。这大夫觉得病人必须发汗,就把麻黄开到五钱,这已经超乎用量了,过去在医院这样加大剂量用药是要双签字的。于是吃了这副药就出了医疗事故,病人出大汗不止,乃至虚脱而死。后来家属告到官府,法院就对此进行了调查,问他这药是哪儿抓的,病人家属说一钱到三钱是在某某小药铺抓的,最后五钱的方子是到同仁堂抓的药。麻黄这药,就像一根根小草棍似的,在小药铺抓的是伪的,他们是将炕席绞成了小段,看上去和麻黄一样,像这种“麻黄”就是吃一两都不会发汗。而同仁堂货真价实,抓药的不愿意抓,觉得麻黄量太大了,但大夫开的方子在那儿,又有大夫的双签字,也就给抓了真的麻黄,才致病人死亡。所以这不怪同仁堂,也不怪那位大夫,最后法院把那卖假药的药铺老板抓进了大牢。

     同仁堂是药铺中最有名的,也给清宫供药,主要供宫里的太医院,宫里有医药局,但有的丸散膏丹和饮片也要到同仁堂药铺采买,尤其是一些贵重药品如参茸犀角等,结账一般是一两年结一次。一入民国,清室退位,清宫的预算也大大缩减了,所以后来有一笔账,大概是一万两白银的药费,主要是人参、鹿茸、羚羊角这些贵重药品,退位小朝廷无钱偿付,民国政府也不给偿还,因此同仁堂赔了一大笔钱。

     那时候抓药很好玩儿,都有仿单,比方说一剂药里用了22味药,其中每一味药都有一张小方片纸,一般是白底红字,上面有药用植物的小图,画着根、茎、叶,文字说明有药性温凉寒热与升降浮沉,还标明用途功效,你如果吃药多了,能攒很多仿单,就像一部小“本草”,服药间也能长很多医药知识。

     我小时候攒很多仿单玩儿,一摞一摞的,都是药铺给的。仿单什么作用呢?第一有普及作用,第二知道里面开了什么药,全不全,有没有漏几味药。比如说大夫开了22味药,回来你数这单子,看是不是有22张仿单,一直到甘草这种有它不多、无它不少的药,都有仿单,一核对就知道了。当然也不见得你能核对出来,但药工是能检验出来的。这种仿单今天都成为文物了,那时候一些大药铺像永安堂、鹤年堂、乐仁堂等都有自己印的仿单。

     “出马’’的西医

     当时北京有名的中医和西医,基本上都自己家里有开业的诊所,因此20世纪50年代初给医生定的成分是“自由职业者”,那时候的医生和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既可以应聘于一两家医院,还可以自己开着私人诊所,同时还履行着出诊的义务。

     那时候医生这个职业特别体面,收入也相当高。

     西医有很多私人开业的医生。从我个人记忆来说,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没上过医院,那时候医生出诊叫“出马”,出马有出马金,这比医院的收费要贵得多。许多有名的西医大夫都有私人汽车,我印象中50年代到我家来的大夫很多都有私人汽车。比如说印象很深的,有当时小儿科的大夫吴瑞平(协和名医吴阶平的哥哥,吴阶平学医也是受哥哥影响),他们家兄弟四人都是学医的,老大吴瑞平,吴阶平在家中是老二,吴蔚然是老三。吴瑞平人很漂亮,气宇轩昂。这些西医大夫有个特点,都西装革履,西服穿得非常讲究,领带打得极为得体。有的有助手,有的不带助手,拎着个大皮包,大皮包有两个扣,上部椭圆,底下是方的,一看就是西医大夫。出诊大夫的包里装了什么?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小时候对这个很好奇,包里都有什么呢?有血压表、听诊器、压舌板、诊查锤、体温表等,一般大夫都会打针,我印象中也有一两位是带私人护士的,所以也有腰形盒:里面有消毒好的针头、棉签儿、酒精这类东西,还有随身带的常用药。那箱子真是万宝囊,其实常用药就是阿司匹林、黄连素、阿托品之类,没什么新鲜的。一些常用的抗生素之类的也有,成人看病还有治心脏病的药。

     那时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钱人家的太太们都要保养,医生常开什么呢,就是用荷尔蒙和维生素B12,他会建议你用,到药房买,像我祖母她们都经常打这个,一个红色的,一个白色的,两个混合在一起打。

     我们家谁打呢?是我父亲打。我从小就会打针,包括怎么消毒针头,消毒棉球怎么用一要从里往外擦,越画圈越大。怎么打针?打针的时候先挤出来一点,把气泡排出来,这些从小都会。这些医生也会教你一点,但用什么药他们不会说,很神秘。比方说失眠,用鲁米那(lumina),这是商品名,化学名是苯巴比妥。每个西药都有化学名称和商品名称,但是医生只跟你说是鲁米那,不跟你说是苯巴比妥,实际上到西药房买要便宜很多。西医一般都是满嘴英文,他告诉你是lumina,但他给你开方子的时候写的却是苯巴比妥的拉丁文。

     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个大夫是后来的儿童医院院长诸福棠,现在很多儿科泰斗都是诸福棠的门墙桃李。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诸福棠,他特别和蔼可亲,我管诸福棠叫“诸大大”。诸福棠和吴瑞平都有一个特点,他们的出诊包里都会带些巧克力糖啊,小玩具啊什么的,小孩怕打针,给颗糖啊什么的就会就范了。因为他们都是给小孩儿看病,用我老祖母的话说,他们叫“吃小孩儿的”。

     给我母亲看病的大夫叫陆观仁,陆大夫是协和的,住炒豆胡同,也有自己的诊所,我印象也很深刻。那时候协和医院的大夫一边在协和应诊,一边家里开着诊所,也出马。还有一个大夫大概叫汪国铮,50年代我母亲身体不好,这两个大夫都来我家。

     我祖母不一样了,我祖母还是对德日派念旧,她找得最多的一个大夫叫郑河先,这个郑河先是大人、小孩通吃,他在北大当过校医,当然这也是兼职。当时北大没有几个人有汽车,一个是蒋梦麟有汽车,一个是胡适,还有一个就是郑河先。郑河先是“吃宅门”的,宅门里请他他都去,一天到晚坐着汽车忙得很,要预约。我就记得郑河先谱儿很大,我们家不大喝咖啡,什么时候闻见咖啡味儿,就是郑河先要来家里看病的时候。他来之前要预先熬好咖啡,买点西点什么的。郑河先长得较矮,眉毛很长,鹰钩鼻子,西装革履,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他手很凉,一摸我肚子,我就很害怕。郑河先总是会误诊,有的人家小孩子分明是盲肠炎,他非说是消化不良,耽误了治疗时机。尽管如此,找他的人家还是不少。郑河先的诊金相当高,出马一次要5块钱,50年代5块钱什么概念?郑河先也经常给梅兰芳家看病,80年代许姬传先生生前还和我聊过他。许姬传管梅兰芳叫梅大爷,于是许姬传就说:“那时候梅大爷最喜欢找郑河先,等于梅家的私人医生。”我们家他也常跑,但我母亲却相信陆观仁。

     中医也有私人开业的,我母亲带我经常看的一个女中医叫王禄坤,王禄坤上午半天在东安市场西门内的西鹤年堂坐堂,下午在家应诊,偶尔也出诊。一家人都靠她养活,她就住在灯市口椿树胡同(今柏树胡同东口路南)。她丈夫却是一表人才,但是被称为“家庭妇男”,只在家料理家务,像教育孩子什么的都是她丈夫的事。

     有些病是无法请大夫到家出诊的,比如说口腔科的疾患、眼科的疾患、耳鼻喉科的疾患等,这就要去他们的私人诊所或家中,比如西总布胡同的牙科张辅臣,还有后来的同仁医院院长、耳鼻喉科的徐荫祥等,都要靠医疗器械诊查,是很难出诊的。

     我小时候没有去医院的印象,最后给我看病的大夫叫周济民,是东北人,一直到60年代初都是他到我家看病。同一个院子的小孩有时候生病让周济民大夫看看,周济民也给看,吃点药什么的,分文不收。周大夫这人非常好。他当时在东四联合医院,因为后来不允许私人开业了,许多私人开业的医生都聚集在那里。1966年“文革”,因为他在国军当过军医,所以满大街都是他的大字报,家里也被抄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还偷偷去他家里看过他,给他送过吃的。很多医生后来就不出马了,像诸福棠在东单三条开了儿童医院,后来也无偿捐给国家了。【本文由中医书友会(微信号zhongyishuyou)编校发表】

     I内容来源:本文源自《南方都市报》201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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