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谌予之子:我的学医之路
2015/9/7 中医书友会

    

     中医书友会第722期

     每天一期,陪伴中医人成长

     作者/祝肇刚

     编辑/张亚娟

     I导读:这篇文章是祝谌予之子祝肇刚先生的学医之路,祝肇刚先生的学医之路是家传与师承的结合,但抄方仍是重要的一步。关于抄方一事,祝老之语耐人寻味。“你们跟我学什么?如果仅仅是学方子,书里有的是,成千上万,你们要学的是我的思路一一知道针对什么病人,用什么方子,并适当加减。”所谓事发前人,重点还是“法”。

    

     家传与师承:我的学医之路

     我的父亲祝谌予是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他不但参与创立了北京中医学院,而且在中医传承及师带徒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及课徒方式。父亲“循循善诱、注重思路、严谨细致”的启发式教学模式指引我走上了中医之路。

     20世纪70年代文革中期,百业凋闭,医院也不能幸免,基本无法进行正常诊疗服务,导致大量患者求医困难。父亲因为留日学习西医的原因,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并剥夺了诊病的权利。许多患病亲友有病得不到好的医治,就在父亲下班吃完晚饭后,借口来家串门,让父亲诊病。因文革中的不公正遭遇,父亲落下了手抖的毛病,不能正常写字,只能口授处方。因此,在开方时我们子女自然而然为父亲抄写方子,我即为第一批侍诊者。以后亲友传亲友,邻居及其亲朋好友也加入看病之列,由于疗效显著,患者群日益扩大,“祝老晚上在家免费看病”的消息不胫而走。我们子女白天工作,晚上侍诊,渐渐形成惯例。

     最初由于我不熟悉中药,只好第二天按中药书一味一味地核对性味、归经、主治、用法……日积月累的熏陶使我逐渐能够顺利写出父亲口述的药名,并了解其药性。随着学习的深入,诊病时父亲说出方名,我已能迅速写出全方。在我自学方剂的基础上,通过父亲诊病时只言片语的讲解,我不但在实践中学习了经典方剂的主要用法,而且知道了父亲活用方剂、化裁方剂,一方多用的思路,通过方剂的活用,很多疾病都能应手而愈,这引起了我浓厚的学习兴趣。

     在临床实践中,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中医理论知识的不足,在“有兴趣”与“知不足”的推动下,我先后参加了协和西医学习中医班第三期的学习及实习;旁听了西苑医院方药中教授《黄帝内经》研究生班的课程参加了北京中医学院分院、北京中医学院及中国中医研究院举办的中医理论进修班学习。此后,再在父亲身边侍诊时,我逐渐能够跟上父亲的思路,心领神会,在父亲问病的同时将处方写出,父亲只在诊完病后加几味药即可。

     在我熟悉方剂、药性、归经等等基础知识的同时,父亲也教我摸脉,他每摸完患者的脉后说出脉象就让我摸,渐渐的我知道了什么是沉、浮、滑、涩……再后来父亲不再说脉象而是让我说,实际上是在考察我,也是对我的信任。一次一位父亲的老朋友来访,知道我学医很高兴。问我“你摸脉吗?”我说我父亲摸完脉就让我摸。他赞许地说;“这样才好,要知道,不摸过一千个脉,你连滑脉、弦脉都分不清。”这是千真万确的,开始摸脉只感到脉博跳动,成千上万的脉摸过后,指下能感受到患者气、血、虚、实,情绪的喜、怒、哀、乐,其间再加上恰当的问诊,就能做到医生与患者良好的沟通。所谓“心中了了,指下难明”。这种感觉只有医生自己才能感到,但难以用语言描述指下的感觉,只有师父摸完脉学生再摸,经过无数次重复后学生才能获得一些感觉。

     我在学中医辨证时,有“六经辨证”三焦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等,开始时,盲然不知所从,经常请教父亲,父亲对我说“你看用哪个合理、哪个讲得通就用那个,不必牵强附会”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以后我在临床中,外感病多选用“六经辨证”,时令病发烧、出疹子多选用“卫气营血辨证”,内伤病多从“三焦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去考虑。

     父亲对于中医理论及经典书籍,既重视又不迷信,常说:“临床实践是检验中医理论的标准。”他所教给学生的中医理论,都是经他亲自临床验证过的,确实有效的理论。

     如《金匮》有两个条文:一条是“夫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冷如手大”,此为有症无方;另一条是“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讲的是病机为饮停心下。父亲考虑其病机相似,将其合二为一“心下有水饮,背后寒凉如手大,苓桂术甘汤主之”。曾见一更年期妇女,高血压、头晕、纳差不思饮,有以下显著症状:喝水后感觉水停在心口并有振水声,与之相应在后背有手掌大一块地方冰冷不适,得暖则舒。四处求医用药,不见明显缓解。我想起父亲的教导,就用苓桂术甘汤(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治疗,患者服下后立刻感觉舒服,血压稳定,饮食正常,睡觉安稳,患者自己都不敢相信区区四味药,药价也不过数元,解决了好多年困扰。

     父亲在开方时会问我,为什么用这个方子?或者开方时说两味药让我选一个写上,让我说说为什么选这个药。他不希望我们仅仅低头写方子,而是让我们一边写方子一边动脑子,这是父亲考我们的思路和对药性的理解,让我们形成正确的诊断思路。父亲不要求我们开方与他一模一样,只要求开出的方子在定位、定性、定量方面没有大出入就可以,因为这符合中医宏观准确的治病特点。父亲采用这种循循善诱的方法启迪我的自主思维,使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诊疗思路。

     父亲常说;“你们跟我学什么?如果仅仅是学方子,书里有的是,成千上万,你们要学的是我的思路一一知道针对什么病人,用什么方子,并适当加减。”我牢牢记住父亲的教诲,看病时仔细诊治,根据患者症状及查体归纳出中医辨证思路,并常常在诊疗实践中与父亲的思路相互比较、矫正自己的思路,提高中医辨证能力。

     父亲的这种教学方法使我受益匪浅,中医临床水平迅速提高,并逐渐取得了病人们的信任。有时父亲临时开会未归,患者就说:“小祝大夫给我看看吧。”我凭借对父亲诊治思路的理解,在上回父亲开的处方上加减几味药,患者服后反应不错。以后遂成惯例,每逢父亲出差未归或开会未回家,我就替父亲看病,而患者也心悦诚服地相信我,于是顺理成章地承袭了父亲看病的衣钵。

     父亲不但要求我们“认认真真看病”,还要求我们“老老实实做人”。他常说:“做事情要严谨是一名医生的基本素质。”父亲遵从周总理要求,对患者“来者不拒”,加之疗效卓越,慕名而来的病人越来越多。诊务繁忙之际,对抄方的速度和要求也越来越高,有时不免潦草些。记得有一次父亲看到我写的处方比较潦草,并没有当众批评我,而是用颤抖的手用力描清楚我写的药名,并在处方的右下角工工整整的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一幕使我十分汗颜。诊疗结束后,他对我说:“你的字写得潦草,遇到药店店员不认真,抓错药,病人病情会加重;遇到认真的店员,让病人回来问医生,病人来回跑,既给病人添麻烦,又耽误病人吃药。其实就是仔细一些,每个字写清楚,就能减少别人不必要的麻烦。”

     回顾我的学医历程,实际是遵循了中医传承的“师带徒”的过程,是将“家传”融入了“师承”教育。父亲说过:学习中医的最佳捷径就是“师带徒”!师父每看一个病,开出每一张处方,都是师父几十年临床经验的总结,是师父研习和领会中医的精华所在。从另一角度看,每张处方也是中医文化艺术的精品。师父所引用的经典章句,是经师父在临床中检验,加以理解、提高,去粗取精,融会贯通,再用来指导临床实践的真知,使后人少走很多弯路,中医传承的精髓也正在于此。

     时光荏苒,父亲早已离我而去了,但我仍清楚地记得他的教诲,我愿意沿着父辈事业的方向走下去,仍采用启发式教育的方法去教授我的儿子祝勇和徒弟们,使中医发展后继有人。【本文由中医书友会(微信号zhongyishuyou)编校发表】

     I版权声明:本文摘自《中医药文化》2013年第6期。尊重知识与劳动,转载请保留版权信息。本平台所发布内容的版权属于相关权利人所有,如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请随时与我们联系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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