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从众？ | 晨茹日知录
2016/5/30 第一财经资讯
作者：晨茹
“人类的金融史几乎就是一部泡沫史。尽管历次的泡沫成因有所不同，但毫无例外的都获得了狂热群众的推动”——《美国金融泡沫史》
2015年7月份发生在中国股票市场巨幅波动已尘埃落定，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抑或受大众传媒所蛊惑，抑或在暴跌过程中因交易规则改变而无法脱身。但也许很少人会去真正反思，为什么自己没有注意到明显膨胀的泡沫，和像矿井瓦斯一样四处漫溢的风险。无论他是股市江湖中浸淫二十年的退休老股民，是机构中受过高等教育和经济及企业基本面分析框架严格训练的基金经理，还是国际大投行中通晓原油外汇、大宗商品、欧债美元的首席经济学家，提到最多的一句话居然是：“人民日报都说了，4000点才是牛市的起点啊。”[1]而在询问第一次入市的新股民时，这样一句回答可能更接近于真实：
“因为我看到身边的人确实赚钱了。”
的确，没有什么比你的邻居突然一夜暴富更让你困惑的。在进化心理学中，动物对身边事物的威胁和感知最为明显，也最为影响自身的判断和行为。无论是谁，在2015年春天面对高歌猛进的股票市场时，还要根据自己独立思考去做判断，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人们或者听从于大众舆论，或者被身边人所影响。当媒体、专业人士都开始认为会有一场十年难遇的牛市时，当你身边人都开始买股票且赚钱的时候，你很难不去做出追随的一致行为，尽管这个行为也许违背了你所有的投资逻辑，尽管众多指标都告诉你，目前的点位只能用“梦”来解释。
那一刻，我们忘记了独立，忘记了理性，更忘记了长期信奉的投资常识。因为，此时你只是群体中的一员，而且，你也习惯于和他人保持一致。
▲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这篇文章想说这句话：)
在许多社会心理学书籍中，都记载着美国作家James Thurber的一段文字：
“突然有人在街上开始跑起来。在这一刻，他很可能是想起了与他的妻子有一场约会，而现在赴约已经太迟了。别管什么理由，他在百老汇大街上向东跑去。另外一个人也开始跑起来，可能是心情不错的报童。又有一个人，一位仪表堂堂的公务人员，也是一路小跑。
在10分钟的时间里，从联合仓库到法院大楼，商业街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奔跑。一声嘟囔逐渐演变成一个可怕的词——“堤坝”。“堤坝决口了!”这种恐惧被人讲了出来，这个人可能是公车里的一位瘦小的老妇人，可能是一位普通警察，也可能是一个小男孩；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而且现在这一点也并不重要。两千多人一下子全都逃了起来。四下响起了“向东跑!”的喊声，向东跑就可以远离那条河，向东跑就会安全。“向东跑!向东跑!”一个目光严厉、神情坚定身材瘦削的高个子女人，沿着街心从我身边向东跑过。
尽管大家都在叫喊，但我仍然不能确定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我奋力追上，与她并行跑着，尽管她已经快60岁了，但她那轻盈优美的奔跑姿势中，看得出她身材棒极了。‘怎么回事？’我气喘吁吁地问道。她迅速瞥我一眼，又继续将目光投向前方，稍稍加快了步伐。‘别问我，问上帝去吧!’她说道。”
这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描述人们从众心理的例子。
事实上，从众的行为在生活中比比皆是，比如在电视台录制节目，编导都会安排一个负责带领大家鼓掌的“托”。当节目录制到需要鼓掌的地方，那位躲藏在舞台黑暗处的“托”就会响亮的拍起巴掌，他知道这时无论节目是否精彩，大家都会跟着鼓起一浪掌声。再比如，如果你走在大街上，突然抬起头出神的看起天空，不用你太专注，很快你会发现，周围的人也都在看天空，此时，你会体会到一种操控别人的狡黠乐趣。许多流行文化本身也是从众心理的表现，譬如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流行喇叭裤，后来又流行踩脚裤，似乎家中衣柜里不挂着一条类似的裤子，自己就会和社会脱节一样。甚至，在人生大事的重要决策面前，我们也倾向于和大众保持一致，比如90年代流行出国，本世纪初生物学科热，外企热，公务员热，以及2014年到2015年流行的创业潮。
从众，就像男士们总是喜欢20岁出头漂亮姑娘一样，写进了人类的基因。人类从猿类进化开始，就是群体性的动物。而在和自然界搏斗，获得最大生存和基因繁殖机会的过程中，群体性动物集结在一起，可以尽可能减少死亡，并成为物竞天择的最终胜出者。观察群体性动物是如何协作的，最好的对象就是蚂蚁社群。一只蚂蚁总是跟随前一只蚂蚁的脚步，“如果在蚂蚁爬行的时候把他们弄成一个圆圈，他们有时候会不停地走啊走，直到死亡为止。”[2]
存在即合理，生物进化的过程暗喻着某种哲理。人类从众的本能和行为，基于这样一个原理：行为保持一致，思想保持统一，可以减少群体生活的成本。面对复杂局面难以做出判断的时候，和别人保持一致，是最节省脑细胞的方式。
而在中国，从众心理，以及从众所导致的群体性行为似乎比其他国家更为普遍。农耕文明下的中国更鼓励个性的泯灭，单元式小农经济渴望稳定的伦理秩序和等级结构，排斥质疑精神和独立思考。在农业国家，更需要把人们锁在土地上，令其安土重迁。此时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民众接受一个统一的思想，或者没有思想。而在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繁衍生息的地域，在茫茫大海中探险，或者在天苍苍野茫茫的放牧过程中，更需要一个人面对复杂的环境做出决定，独立思考成为必要的生存技能。这种对于个性的不同态度，也体现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譬如，中国画主要凸显山水，人往往渺小地点缀在高山大川之中。而在西方绘画中，人往往是画面的主题。
▲国画，山水是主角
通过文化背景来预测人们的从众行为，罗德.邦德和彼得.斯密斯(RodBond& Peter Smith,1996)对17个国家的133个研究进行分析，证实了文化价值观确实对从众心理有显著影响。与个人主义国家相比，集体主义国家的人们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而做出反应：在这里，和谐受到赞扬，关系有助于定义自我。孙隆基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一书中认为，中国人的我，是架构在和他人的关系当中。这种关系，亦或是和个人的关系，抑或是在一个组织中的位置。譬如，自我介绍时，我们常常以我是某人的妻子、丈夫、女儿，介绍他人时，则习惯加上职务的后缀。在这种以社会关系来定义自我的环境下，中国人更希望得到别人的喜欢和赞赏，更习惯于通过他人的认可来获得自身存在感。偏离主流的高昂代价，会迫使人们支持自己不相信的东西，甚至压制自己反对性的意见。
在股票投资的从众行为方面。2010年，香港理工大学的Andy Cui、香港科技大学的John Wei和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 Sheridan Titman 曾经在Journal of Financ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发现文化背景和投资者的行为之间有关联：在文化背景趋于含蓄的国家，投资者倾向于服从大众，因此会多采用羊群效应的投资策略；而在文化背景趋于激进的国家，投资者倾向于个人表演，因此会多采取动量投资策略。
这篇文章的十八个样本国家当中，韩国、台湾、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大陆，是最为倾向于采取羊群效应策略的国家。
也许你会不理解什么是羊群效应策略，什么是动量投资策略。但不要紧，当你在中国内蒙草原上，看着一位身着黑色袄子的牧民，用一根细软的鞭子赶着上千只紧挨着的羊的时候，你能很快明白羊群效应的含义。
“群体几乎是完全受无意识动机支配的，对它的行为影响更大的是脊髓神经而非大脑”当人们形成一个群体的时候，从众的心理就会覆盖掉自身的思考能力，并赋予他们异乎寻常的勇气和冒险精神。甚至平日有独立思考的人，也会被群体性狂热所淹没。因为当面对群体狂热时，个体会更感觉到孤独，更渴望被接纳，更不希望自己被排斥。于是，群体可能会变成一只暴躁的公牛，毁掉眼前出现的一切，也可能会成为强大的力量，为了心目中的正义事业随时牺牲掉生命。历史上，十字军东征，法国大革命，纳粹德国，都是群体性狂热最好的案例。
“经济人理性”是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它假设个人是理性的，每个人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清楚地知道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需要采取什么行动，付出什么代价。人会通过计算，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
“人是理性的”这一判断也构成了资产定价理论的前提：我们证券市场中都是聪明的投资人。供求关系，以及个人对于风险的偏好，会形成他们对证券价格、预期收益率的判断，从而形成各类投资品的均衡价格。
但这一假设在20世纪遭到了猛烈的挑战。诺奖经济学家阿罗认为，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首先环境是复杂的，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
同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管理学大师西蒙也明确指出，人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人很难完全了解和预测每个措施将要产生的结果，很多时候人只能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根据主观直觉进行决策。人在决策过程中也不可能穷举所有的备选方案，人们的能力根本做不到，即使能做到，他们也不会这么做，因为那会让决策成本高到无法接受。
如果一个孤立的个人都无法做到完全理性，那么当他处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要保持理性就更难。首先，群体是冲动、易变和暴躁的。勒庞认为，群体几乎是完全受无意识动机支配的，对它的行为影响更大的是脊髓神经而非大脑。群体也没有能力进行任何长远的思考和规划。 “他们就像被最狂暴的飓风卷起的树叶，朝着各个方向飞旋。”[3]
另外，群体情绪会排斥深入的思考。一个问题，思考得越深入、越周详，结论上附加的约束条件就会越多，表述起来就会越冗长，传播、理解的成本就越高。相反，粗暴的结论、夸张的语言，更容易在一个人声嘈杂的环境中凸现出来，并打动更多的人。感动群体的语言风格必须是这样的——“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
因此，理性的声音很难被一个群体所接受。在2006年2007年中国上一轮股市泡沫时，2007年元月30号，成思危先生曾经发表过“中国股市正在形成泡沫，投资者面临投资行为不理性的危险”的预警。但这个预警引来一片反对之声。而在2015年6月初，李剑阁先生发出对于国家牛市疑问的声音，在社交媒体上也引来嘘声一片。在救市时，胡舒立女士和刘胜军先生认为救市会对中国长期政府信用和原有规则产生冲击，但许多人在下面留言称他们是汉奸。2016年初熔断机制实施后，几乎整个网络都开始对证监会口诛笔伐。此时，也鲜见有人站出来说：股市下跌的原因并非熔断。
麦独孤认为[4]，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它的集体心理也越发达。一个心理群体是由某种程度的集体心理活动来定义的。最低的条件是：(1)心理活动的某一共同目标——即群体成员专注于同一件事情；(2)对所关注的事物，所有人都会体验到同样的情绪或反应。(3)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都会受到其他人的心理过程的影响——在他们的心理活动中应该存在某种程度的互相影响或相互依赖。也就是说，一个人对某件事情如何作出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决定其他人如何做出反应；(4)某种程度上的心理同质性——即单独群体成员中心理构成的某些相似性。而心理越相似性越大，心理群体形成就越容易发生。[5]
以上分析的形成群体心理的条件中，股民群体几乎每一条都符合。他们共同关注同一件事情：股票。对所关注的事物“股票”有同样的情绪反应——涨了兴奋，跌了沮丧。每一个投资者的心理状态都几乎受到其他人的心理过程的影响，当你看到其他人赚的比你多的时候，你很难不困惑。当你看到别人悲观的时候，你也很难不受其影响。并且，股民们心理相似性也不小：喜欢投机，渴望“横财”。
于是，在一个本来容易从众的国家(中国)，一个容易形成群体心理的人群(股民)，就像一堆码好了的干柴，随时可能燃起一场熊熊大火。这种无理性的大众癫狂，才是2015年股市波动的最大真相。千股跌停，千股涨停，千股停牌，这些在证券业人士职业生涯中未必能经历第二次的事件，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不只是流动性泛滥和高杠杆。
[1]事实上，这是人民网一个普通记者发表的网络专栏，和人民日报无关，这在下部分会提及。
[2]《穷查理宝典》，第462页。
[3]《乌合之众》勒庞第19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美】威廉.麦独孤著，愈国良译：《社会心理学导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5]约翰.特纳等著：《重新发现社会群体：自我归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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