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气候峰会:气候变化里的十大新争议(上)
2014/9/22 果壳网

     (果壳翻译学习组/译)2014年9月23日,联合国气候峰会即将在纽约开幕。媒体大多依然在争辩人因气候变化到底有没有发生这个老套话题,但其实科学界对它已经达成了相当普遍的共识——也许是时候看看那些我们还不确定的领域了。

     1 核能:是许诺,还是威胁?

    

    德国米尔海姆-凯里西核电站,仅仅运行了三年就因为担心地震风险而停用。摄影:Wolkenkratzer/CC BY-SA 3.0

     大多数人都觉得应该用清洁能源取代化石燃料,但是核能在清洁能源中的角色,却是一个依然争执不休的话题。

     核熔毁的风险,长期低水平辐射对工人和周围居民的威胁,还有核废料处理问题,这些是建造新核能发电站的主要障碍。高成本、长建筑时间、政府对责任保险的评估、以及核武器扩散并被恐怖分子利用的风险,也是人们担忧的对象。

     在二十一世纪初,到处都是"核能复兴"的言论,一时间新核电站的建设有所抬头。但是到了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许多国家停止了新核电站的建设,甚至关掉了现有的反应堆。

     有趣的是,一些保守派和私企加入了支持"绿色"、反对新核电站的左派阵营中。自由主义倾向的卡托研究所告诫人们警惕核能这一“风险行业”,它认为核能会增加政府担保贷款,而且建设成本超支也会最终靠民众来买单。由于政治上反对政府大量投资,属于保守派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和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人》杂志都建议核能在能源中只能扮演次要角色。

     然而现在人们的思想开始转变,特别是很多美国、英国的知名气候学家,以及原先的反核人士、现在开始相信没有其他选择。太阳能、风能这些可再生能源,发电过于断断续续、无法接受;而水电和地热发电则受地理因素限制,规模也不能无限扩大。同时,全球经济发展每年所增加的电力需求,相当于整个巴西的供电量,这些需求必须得到满足。

     支持核能的人认为,世界顶尖设计的反应堆实际上可以靠核废料运行,也能消除核熔毁的威胁。另外,核能是所有主要能源中,每单位电力导致事故死亡人数最小的发电方式,甚至比太阳能还要低。三里岛核事故中因辐射导致死亡人数为零,福岛事故官方报告也认为没有任何人因为遭受辐射而死。

     了解更多:大型反核宣传组织有绿色和平(Greenpeace)、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也有一批知名环境主义者写过很多著作大力支持核电,比如乔治?蒙比奥特(George Monbiot)和马克?莱纳斯(Mark Lynas)。2013年纪录片《潘多拉的应许》(Pandora’s Promise)清晰直观地解释了挺核派的论点。

     2 地球工程:有用的缓和工具,还是“一切如常”的借口?

    

    这些水汽是否有助于阻碍全球变暖?摄影:Arby Reed/CC BY-NC-SA 2.0

     与不经意间向大气中排放碳的行为不同,地球工程是对地球自然系统进行的大规模、有计划的干预。地球工程被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研究日益深入,现在已有一系列技术。太阳项目可能通过化学手段提高云的反光能力,或者通过构筑太空反射镜来反射阳光。我们也许也可以通过大规模新种植森林(是真的真的很大规模),或往海洋中添加营养物质来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某些具体项目的风险,以及对整个地球工程理念的怀疑,引发了许多人的担忧。一些人担心,哪怕只是开展地球工程研究,实际上已是在将地球工程的观点合法化。我们也可能质疑地球工程的支持者们的动机何在:为什么他们对社会变革那么谨慎,对用技术修复地球则不然?就像2008年道格·帕尔(Doug Parr)所认为的,地球工程旨在修复自然而非改善社会,实际上是“表达了政治上的绝望”。

     为顾全地球工程的道德及政治性质所做的努力,已在所谓《牛津原则》和最近的《柏林宣言》中建立起来。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场学术和政治仪式,公众的讨论有限——尽管《柏林宣言》还是通过《Vice》杂志发布的。目前人们存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担忧:公众参与也许只是走个公关形式让地球工程合法化,而不开展公开讨论。按理说,要在地球工程的议题上开展健全的公共讨论,我们也需要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展开讨论才对。我们是否准备好了?还未可知。

     了解更多:皇家学会2009年的报告依然是很好的入门读物,今年年底美国国家科学院也将出具一份报告。怀疑论者的观点可以参见博客“不情愿的地球工程师”。

     3 气候金融:派对结束时,总得有人买单

    

    曼谷洪水中的小贩。摄影:Siriwat Saisoonthorn/CC BY-NC-SA 2.0

     关于气候金融的争论,最终都是围绕这两个问题:谁将为气候变化负责,以及谁会为此买单。到底要花多少钱,不同的估算给出的差异很大,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规模,比起已经承诺、已经拨款用来处理问题的金额相比,要大得多。

     “南方中心”,一家发展中国家智囊团,综合了多方面评估,并考虑到了面对气候变化的缓解和适应措施,发现气候金融的必要核心开支为一年6000亿美元到1.5万亿美元不等。

     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发达世界承诺在2010年到2012年期间投资300亿美元,以表诚信姿态,这笔钱称为“快速启动”资金,并且同意至2020年达到每年100亿美元。但是,到目前为止,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的柜子里还是几乎空空如也——除了韩国政府为该基金仁川办公室支付的4000万美元的管理费用之外。

     国际发展组织乐施会(Oxfam)公布,去年发达国家声称的气候融资捐款总计为163亿美元。然而,如果排除那些将来还要偿还的贷款,只计算无偿援助,这个数字将会降至为76亿美元。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承诺资金已经呈平缓甚至下降趋势,许多国家仅仅是将原本的发展援助贴上气候融资的标签而已。

     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将承诺的公共基金稳步转移成私人募捐,以完成1000亿美金的哥本哈根承诺。已经到位的公共基金将会促进私人的投资。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则更关注资源的“国家所有权”的缺失——所谓国家所有权,指的是在遵照国际规章的前提下,本国和当地政府应该有权决定哪些项目能够在他们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进行,以及管理资源应该如何分配。然而以此为名义让当地政府直接掌握这笔资金,或者“改良”的直接掌握——将资金管理权进一步下放到基层,已经成了整个模式的巨大障碍。美国尤其不愿意支持这种运作模式。

     发达国家也一直在对新兴经济体施压,迫使后者承诺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是金砖四国——巴西、印度、中国以及南非甚至拒绝讨论这一限额,除非发达世界先达成它们的气候融资承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认为工业化国家在导致气候危机的问题上扮演者主要的角色,他们应该为此承担经济责任。所有这一切使其更难于2015年12月在巴黎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协议。

     了解更多:请访问绿色气候基金会的网站;要讨论气候金融的地缘政治,可参看奥地利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路易·戈梅兹-埃彻沃里在《气候政策》上发表的综述。气候金融观察组织“气候市场”有一系列评论文章和视频,乐施会也从第三世界视角紧密关注这一议题。

     4 行星界限:我们应该把线画在何处?

    

    空中俯瞰安第斯山脉。图片来源:NASA

     2009年,一群地球系统科学家建议构建一个名为“行星界限”的新构架,致力于综合地考虑人类对环境方方面面的影响,从气候变化到生物多样性丧失。他们希望建立一套简单易懂的指南,告诉人们,“人类的安全操作余地”还剩下多少。一旦越过了这个界限,那就可能要面对“不可逆的、突然的环境变化”,将会让这颗行星变得大大不适合人类居住。

     来自斯德哥尔摩应变中心的约翰?罗克斯特伦(Johan Rockstr?m)和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威尔?斯特芬(Will Steffen)领导了这批研究者,他们制定了9条界限。现在的地球,似乎已经跨越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损失和氮循环(但不包括磷循环)的界限了。

     很多组织对此表示支持,然而这一方法仍引发了争论——特别是,这些界限到底是代表了硬性的、永久性的人类社会发展上限呢,还是更接近于一种模糊的经验规则。

     一些人对于这个概念所暗示的全球性管制感到不安。另一些人则担心这个概念有点马尔萨斯主义——行星界限会限制人口和资源,从而限制发展。

     有很多自命为“生态现代主义者”的人,比如位于美国环境组织“突破研究所”(Breakthrough Institute),不认为限度会对人类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毕竟历史上我们面对障碍总能找到办法解决它;他们也不认为“环境承载上限”这样的概念可以应用在人身上。

     “自从人类发现了火,而且学到了集体狩猎和社会学习等协同系统带来的好处以来,人类就不再像其他物种那样,受到经典的自然物理限制。人类独有的诸多系统,为人口增长和繁荣设下了更广泛的限定。”生态学家尔勒?埃利斯(Erle Ellis)如是说,他是突破研究所的成员。

     了解更多:《自然》有一期特别版对该话题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包括很多没有参与原论文的研究者的评论。斯德哥尔摩应变中心的网站上有相关视频和许多进一步研究的链接。另一方面,埃利斯为突破研究所写的文章《回不去的星球》中,也有一系列拓展阅读建议。

     5 补偿与交易:多种点树能救我们吗?

    

    如果碳排放也能像天主教赎罪券那么容易解决就好了……图片来源:The Sale of Indulgences, by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在气候讨论中人们普遍将碳视为一个麻烦。我们很少意识到,多年以来碳也是商品。

     你可能对家庭碳补偿计划有印象。你也许也曾通过多投点钱在诸如风力发电场或者发展中国家的节能灯泡上,来平衡某个假期的碳排放。

     这种行为不仅仅发生在家庭里。与之类似,政府和企业也通过碳交易来达到他们承诺的碳排放限额,该手段早已是政策的一部分。

     在碳补偿计划的同时,另一个热议的话题是关于生物多样性补偿:占用绿地建设,但与此同时付钱来恢复或维持另一处等价的环境。这可能会引发一大波更多争议:能否为自然定下经济学的价格,这个话题会引发很多科学、政治和伦理学的问题。

     针对此方法的批评家主张它只是短期的,并且不公平地把问题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研究院的研究员则讨论了亚非拉等地的“绿色圈地”问题 ——专为环保活动划定的土地。另一些批评家指出,补偿计划给“洗绿”——公司将环保作为营销策略而并不真正为此付出努力——制造了有利条件。他们也担心,碳交易不过是创造了新的可利用的市场,而对缓和气候变化没有多少效果。

     但是辩护方则认为碳交易提供了一套可行的系统,让我们当前的经济系统也能够为环境服务。它还有待改善,但对很多人而言,它带来了希望。

     了解更多:最近关于自然资本的一场圆桌会议提供了这个话题的多种不同观点。如果想阅读长文,可以尝试唐纳德·麦肯齐(Donald MacKenzie)的《碳交易的政治经济学》。

     扩展阅读:

     气候变化百害而无一利?未必,它对臭氧层恢复倒有点贡献:

     请戳“阅读原文”

    http://www.duyihu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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