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去世,“她被誉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2016/5/29 爱上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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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5日凌晨一时,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这一消息进行了确认。据称杨先生有遗言,火化后再发讣告。

     杨绛,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少年时代先后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读书。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当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为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同年夏季与丈夫同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49年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在中国作家榜上,她是年龄最大的上榜者,已近106岁高龄,仍精神矍铄,笔耕不辍。

     在民国才女之列,她是最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

     作为钱钟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杨绛先生已经跨越两个世纪的人生起伏。

     当那些浮于人世的尘埃落定,她与生俱来的才华与魅力却依旧闪光,在岁月的历练下烨烨生辉。

     1911年7月17日,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杨荫杭是民国著名的大律师,姑母杨荫榆亦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从小虽身材短小其貌不扬,但杨绛学业精良,乖巧聪慧,深得父亲宠爱。

     1928年,一心想报考清华外语系刻苦努力的她,却因南方没有名额,只得无奈转投苏州东吴大学。

     在校期间,她踏实进取,不仅专业拔尖在班里才冠群芳,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

     1932年初,为了能读清华外语系,她放弃出国留学机会,凭着执着的毅力,终如愿考取清华研究院外国语研究生。

    

     爱情总是不期而至。读研期间,她与钱钟书在清华相遇了。1935年,两人踏入婚姻的殿堂。

     然而婚后的柴米油盐,哪有吟诗作赋的爱情来得轻巧。加之钱家身为旧式人家,男尊女卑观念极强,为了爱情,她只得甘做钱家“灶下婢”。

     随钟书留学英国的旅程,她发现这个鼎鼎大名的才子居然分不清左右手,不会系鞋带上的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

     在生活上,他完全失去了“翩翩风度”,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处处依赖她。

    

     钱钟书吃不惯英国食物,杨绛便从自己的食物中省下钱钟书愿吃的部分,却仍然担心他吃不饱。

     他经常“拙手笨脚”的做坏事,比如陆续打翻墨水瓶,弄脏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而杨绛每次都笑咪咪地对他轻声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

     其实她哪里会做?自小被仆妇照顾大家闺秀的她,在跌跌撞撞中却也学会了过日子。

     从没做过饭的她摸索着学做菜,犯了几次把扁豆壳丢了之类的错之后,居然也做出像模像样的红烧肉。

     只是心疼女儿的父亲不免有不平地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1937年,唯一的女儿“阿圆”出世,杨绛的主要任务除了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更是叠加了带孩子。

     每当钱钟书被灯泡坏了等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依旧总是温柔地说“不要紧,有我呢”。就连钱钟书因为枯燥不喜欢而考不及格时,也是杨绛帮助他复习过关。

     不卑不亢,却勤勤恳恳,恪守本分。

     难怪原本门不当,户不对,更不被钱钟书父母看好的“洋盘媳妇”的她,也能在这段同甘苦、共患难的岁月,赢得了公公“安贫乐道”的称赞,婆婆“愿相与随”的肯定。

    

     1938年留学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相继沦陷,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

     为了补贴拮据家用,她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还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

     而能重新拾起这些,足见她婚后一边持家,一边不放弃自修的强大毅力与艰辛。

     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深受文革迫害,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却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

     被分配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能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她没事还坐在里面悠然自得地看书。

    

     1969年,他们又被下放至干校,已近六十岁的杨绛被安排种菜。她索性白天看管菜园,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

     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

     “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十年文革折磨,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

     而在此期间,杨绛不仅辅佐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自己也自学西班牙语,历尽周折,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堂吉诃德》。

     这套译本后被邓小平作为礼物送给西班牙国王。

    

     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已经八十多岁的她,独自一人悉心照料丈夫。不久,女儿钱瑗也病重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的院区,她就这样来回奔波,不辞辛劳。

     她曾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英年早逝。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

     深受失亲重创的杨绛却附他耳边轻声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在丈夫与女儿相继离世后,她在92岁高龄下,提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

     96岁仍能推出《走到人生边上》纯真至美的散文集,与世人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

     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杨绛曾借用英国诗人兰德的诗这样形容自己:“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杨绛总能“忍生活之苦,保天真之性”

     这也成就了她大智若愚的处世智慧,以及晚年佳作倍出、生活怡然自得的充沛状态。

     杨绛: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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