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研究】施仲贞:《论语》中“异端”研究史考辨
2016/3/26 经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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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作者:施仲贞

     来源:哲学中国网

     原载《人文杂志》2009年3期

     本期编辑:小高

    

     一般皆认为“异端”一词最早出自孔子,《论语·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然在先秦典籍中,它并非仅此一见。与孔子同时代的邓析就用过此词,《邓析子·无厚篇》:“故谈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谕志通意,非务相乖也。”尽管《邓析子》的真伪难定,但此言与列子所谓“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 评价相符合。另据刘向《别录》记载,比孟子稍晚的邹衍云:“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杼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史记》裴骃注)两者是属于同一段话的不同版本,疑为邹氏引用《邓析子》。至于究竟是孔子还是邓析先使用它,因文献不足,现已难以确考。

     然“异端”一词真正引起后世重视并不断引发争鸣的,毫无疑问是源自对《论语》的不同解读。纵观历代学者的“异端”研究,或据训诂,或从义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成为论语学史上一个见仁见智、异说蜂起的热门课题。目前,学术界尚未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严密的综述。本文拟通过对《论语》中“异端”研究史的回顾和思考,力求拨开其被曲解的迷雾,抹去其被追加的油彩,进而探寻其研究史背后每一时代所独特的文化思潮和价值取向。概而言之,大致有六说。

     1他技

    

     此说最早出现于东汉。何休在解诂《春秋公羊传》时,直接引用《论语》中“异端”来解释“他技”,并指出其“奇巧”的特点,云:“他技,奇巧异端也。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郑玄在注解《礼记·大学》“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句时也持此说,云:“他技,异端之技也。” 那么,此说究竟是谁先提出来的呢?《后汉书·郑玄传》:“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由此推知,郑氏曾看过何氏之书,并可能受其说启发。不管谁先谁后,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异端”即“他技”。

     何、郑为何会作此解说?这当然与他们的学术传统和时代背景分不开。此说若再往前追溯,当来自扬雄的“他道”说,《扬子法言·问道篇》:“或曰:可以适他欤?曰: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宋代吴秘注:“他,异端也。”此注颇切合荀子的原意。何、郑作为汉代著名的儒学家,自然标举“尧舜文王者”的“正道”,而批判“非尧舜文王者”的“他道”。于是“异端”就成为“他道”(“他技”)的代名词。当然,更重要的是此说迎合当时文化思潮的需要。东汉时儒学虽尚独尊,然诸儒亦滞固所禀,各守一家,互相诡激,后生皆疑而无所适从。更何况,其他诸子百家也大有复兴之态势。故何、郑所谓的“他技”不仅包括“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还包括儒学内部那些“非尧舜文王者”的学说。兹举两例,《后汉书·范升传》:“陛下愍学微缺,劳心经艺,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后汉书·延笃传》:“笃乃论之曰: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可见,后人将“异端”仅仅理解为“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实非汉儒本意。焦循对此已有所辨析,认为汉儒将“异端”理解为“异己者”,云:“汉世儒者,以异己者为异端。”实际上,“异己者”就是指“他技”,所谓“名不同而义相近”。

     到了近代,社会日趋动荡,各种思潮相互碰撞,党同伐异现象泛滥而起。于是,“他技”说又重新得到重视。王闽运云:“道不同不相为谋,若必攻去其异己者,既妨学又增敌忌,故有害也。” 尽管王氏反对攻击“异己者”与汉儒批判“他技”各自内涵有所不同,但他们对“异端”本身的解释却是相近的。在当代,此说又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李宗长云:“我们得出‘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当解释为‘攻击驳杂的技能或学术,那就有害了’的结论,这反映出孔子注重技能、博学兼收的学术思想。”朱去非云:“‘异端’应解为‘不同的意见’,才比较符合孔子原意。” 李泽厚云:“攻击不同于你的异端学说,那反而是有危害的”,“这可以表现儒家的宽容精神:主张求同存异,不搞排斥异己”。井海明等云:“孔子云:‘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是讲,学者如果向外驰求,对异己者进行排挤攻击,这是十分有害的。”吴丕云:“‘异端’一词在《论语》中只是指不同意见而已”,“孔子这句话的真正思想是:对于不同意见进行攻击,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可见,诸家虽将“异端”解作“不同学说”,或“异端学说”,而其源头仍可推溯到汉儒“他技”说。显然,这种诠释与当代人追求“和而不同”的时代精神相吻合,成为建构当代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依据。

     2小道

    

     此说最早出自魏晋何晏。在《论语集解》的注解中,他共三次提及“异端”,依次为“善道者有统,故殊途而同归。异端,不同归者也”(《为政》),“虽学或得异端,未必能之道者也”(《子罕》),“小道,谓异端也”(《子张》)。从语义上看,第一处将“异端”与“善道”相对立而言,显然加以完全否定;而第二处和第三处皆未完全否定“异端”,第三处更是将它解作“小道”,强调其“必有可观”。那么,此书为何会出现这种注解不一乃至相悖的情况?孔颖达疏解《春秋左传序》时一语中的,准确地解开了其中的奥秘,云:“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 事实上,第一处原为汉儒之说,何氏引用时却未加说明或深辩,而第三处最能代表他本人的真实观点。

     “小道”一词出自子夏,《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其源头或许来自孔子的启发,《大戴礼记·小辨》:“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义,小义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简。’”然而,何晏为何借“小道”释“异端”呢?其原因除了他欲引用《论语》中语词来达到“以孔解孔”之目的外,主要还得从他本人的学术思想和时代背景来考察。朱熹云:“晏,老氏清净之学也。”焦循云:“何晏以老庄之学说经。” 的确,何氏是著名的玄学家,且身处在玄学勃兴的魏晋时期,在解说《论语》时自然会流露出其以道释儒的习气。此处他就是借用老庄“小大之辩”的道理来诠释“异端”,强调“异端”虽“小”但也“可观”,力图对魏晋时期党同伐异的风气起到拨乱反正的效果。此说明显带有其“重大不忽小”的玄学色彩。

     在论语学史上,何氏把孔丘玄学化的做法直接开启魏晋时期以玄解儒的风气,并提出“异端即小道”的观点。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对它进行较为翔实严密的论证,终究没能自圆其说;且子夏所谓的“小道”当与“大道”相对而言,而何晏将它与“异端”相等更属无谓。正由于此,宋理学家极力反对和驳斥此说,如朱熹云:“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异端,则是邪道,虽至近亦行不得。”程勿斋(若庸)云:“百家众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说诚行戾乎王道,是曰异端。” 然“小道”说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钱坫云:“异端即他技,所谓小道也。小道必有可观,致远则泥,故夫子以为不可攻,言人务小致失大道。”戴震云:“异端,谓小道也。虽有可观而不能致远,执其一则为害。” 程树德云:“所谓索隐行怪,所谓小道,即异端也。” 可见,诸家均持此说,或稍加引申。

     3诸子百家

    

     最早明确提出此说的是梁代皇侃的《论语义疏》。对于“异端”一词,皇氏疏:“云‘善道有统,故殊途而同归’者。‘善道’,即五经正典也。‘有统’,‘统’本也,谓皆以善道为本也。‘殊途’,谓《诗》、《书》、《礼》、《乐》为教之途不同也。‘同归’,谓虽所明各异而同归于善道也。云‘异端,不同归者也’者。诸子百家并是虚妄,其理不善,无益教化,故是不同归也。”在这里,他将“异端”释为“诸子百家”,指出其特点是“并是虚妄,其理不善,无益教化”,带有很强的批判色彩。

     那么,皇氏是如何得出“异端”即“诸子百家”的结论?从论语学史上看,这是由于他善于吸收前人成果。郑玄注:“小道,如今诸子书也。”(《后汉书》李贤注)何晏注:“小道,谓异端也。”皇氏将他们两人的观点融通起来,由此得出“异端”即“小道”,而“小道”即“诸子百家”,三者原同属一义。然他作此解说的原因并非如此简单,其背后实乃由其学术立场和时代思潮双重推动所致。就学术立场而言,他是梁代著名的经学家,师事贺瑒,“尤明《三礼》、《孝经》、《论语》”。从时代思潮来看,魏正始以来世风崇尚玄虚之风日炽,为谈经说儒之声日稀,至梁代时社会已迫切需要借复兴儒学来矫正时弊,“至梁武创业,深愍其弊。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为此,皇氏深感“当仁不让”,并认真思考儒家那种经世致用的哲学,并冀望于它来改变那浮夸空谈的学风和动荡不安的环境。故他自然而然地将“儒家”归为“善道”,而将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归为“异端”。值得注意的是,他仍没有完全抹杀作为“异端”的“诸子百家”的价值,疏:“小道,谓诸子百家之书也。一往看览亦微有片理,故云必有可观者焉。” 此说得到邢昺的认可和发挥,云:“异端,谓诸子百家之书也。言人若不学正经善道而治乎异端之书,斯则为害之深也”,“小道,谓异端之说百家语也。虽曰小道,亦必有少理可观览者焉。”

     皇氏将“异端”释为“诸子百家”,这为宋理学家猛烈抨击“诸子百家”提供了学理依据。但他将“小道”释为“诸子百家”,却没被他们所接受。如朱熹已辨明“小道”非“异端”,自然也非“诸子百家”。又如黄氏(榦)云:“或曰:‘安知所谓小道者不指杨墨佛老之类而言邪?’曰:‘小道,合圣人之道而小者也。异端,违圣人之道而异者也。小者犹可以施之近,异者则不可顷刻而施也。杨墨、佛老之无父无君,又何致远而后不通哉?所谓正墙面而立跬步不可行者也。’” 殊不知他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即将“异端”释为“诸子百家”。其实,在孔子之时不闻有诸子百家之说,虽有老子然其说尚未盛行,且孔子曾学礼于老子,自不曾视老子为异端,更遑论其它诸子。

     4邪说

    

     梁武帝虽设置五经博士,但仍沉迷佛学;唐太宗虽命令孔颖达等作《五经正义》,然又极力推崇老庄。到了宋代,理学家基于对那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的社会恶习深感忧虑,企图通过提倡那重实践求功利的儒学来排斥那重空谈求清净的佛老,以达到拯弊救衰的效果。在《论语》中,他们如获至宝般地发现孔子就曾批判过“异端”。于是,被皇侃解作“必有可观”的“异端”——诸子百家,在他们眼里已渐变成一无是处的“邪说”——杨墨佛老,而备受严词抨击。范氏(祖禹)云:“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 朱熹云:“异端,不是天生出来。天下只是这一个道理,缘人心不正,则流于邪说。习于彼,必害于此;既人于邪,必害于正。异端不止是杨墨佛老,这个是异端之大者。” 从所引语句中“如”、“不止是”等语气词来看,后人认为范、朱将“异端”仅释作“杨墨”或“杨墨佛老”,实乃误解其意。对此,赵杏根有所阐发,云:“以正统儒学观之,其他学说,都是异端,如先秦的扬朱之学、墨家之学、法家之学,以及后来的佛学等。孔子认为,研究异端邪说,易受其蛊惑而堕其中,故为害甚大。”

     在宋代,理学家之所以将“异端”释为“邪说”,由泛指“诸子百家”渐变为特指“杨墨佛老”,这除了时代思潮所致外,还在于他们善于继承并发挥孟子和韩愈的观点,即孟子视“杨墨”为“邪说”,云:“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而韩愈视“佛老”为“异端”,云:“抵排异端,攘斥佛老。” 朱熹认为若欲显扬先王之道惟有深闢“杨墨佛老”此等“邪说”,非拨本不能塞源,云:“儒之不闢异端者,谓如有贼在何处,任之,不必治。” 然孔子时未有“杨墨佛老”之说,且未见孔子自言为谁而发,宋代理学家仅因“异端”之字与今义偶同而将其视为“邪说”,故不免犯了“以后世之事反上释古人之言”的弊病。对此,心学家陆九渊深表不屑,并采用“以孔解孔”的方法来明辨其非,云:“天下之理但当论是非,岂当论同异。况‘异端’之说出于孔子。今人卤莽,专指佛老为‘异端’,不知孔子时固未见佛老。虽有老子,其说亦未甚彰著。夫子之恶乡原,《论》、《孟》中皆见之,独未见排其老氏。则所谓‘异端’者非指佛老明矣。” 而朱门弟子真德秀就替理学家曲为回护,力辩其是,云:“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臣按异端之名始见于此。……或疑是时异端未作,孔子所指未知为谁。臣谓老聃、杨朱、墨翟皆与孔子同时,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说未得肆耳,孔子之言必有为而发。”

     此后,“异端”即被赋予一种新的涵义,成为“邪说”——杨墨佛老的代名词。张居正云:“非圣人之道而别为异端者,叫做异端。如杨氏、墨氏,及今道家、佛家之类,皆是害,是伤害。” 来可泓云:“在孔子看来异端是背离正道的歪门邪道。” 林觥顺云:“异端是不同于此正直之道的邪说。”诸家均秉承此说,可见其对后世学者影响之巨大。

     5两端

    

     到了清代,朴学得到极大的发展。与此同时,清儒力图以求实的精神和辩证的眼光,客观地探讨《论语》中“异端”的原始涵义。然考据学的发展终究离不开义理学的推动。

     戴震认为将“异端”解作“邪说”实非孔意,甚为不妥,于是提出“异端”即“两端”的新解,《东原集》:“端,头也。凡事有两头谓之异端。言业精于专,兼攻两头,则为害耳。”尽管朱熹早已提出“两端”即“两头”的观点,云:“两端,犹言两头。言终始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但他却没有将“两端”与“异端”等同起来。实际上,戴氏此说不仅有其训诂学的根据,而且还有其义理学的依据。从现存的文献看,孔子本人就曾两次提到“两端”,即《论语·子罕》“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和《礼记·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此处,戴氏将“攻乎异端”理解为治学要术业专攻,不可一心两用,避免庞杂混乱而无端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在《戴氏注论语》书中又将“异端”释为“小道”,但没有说明“小道”与“两端”之间的关系,其实两者有所矛盾,缺乏圆通。然其开创之功不可谓不大,后世持此说者无不受其影响。

     其后,宋翔凤就明显受到此说的启发,引用《中庸》中郑玄的“两端”注,来论证其“异端即两端”的观点,云:“《中庸》记云:‘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郑注云:‘两端,过与不及。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谓执者,度之也。执其两端而度之,斯无过不及而能用中。中则一,两则异,异端即两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仪威仪之则,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过或不及,即谓之异端。”

     真正能让“异端即两端”的观点具有深远影响的,还当归功于焦循。事实上,他对戴震推崇备至,并受其思想的影响,认为“异端犹云两端”,即互异的一端,云:“异端犹云两端,攻而摩之,以用其中而已。……《韩诗外传》云:‘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悖。’此即发明《论语》之义。盖异端者,各为一端,彼此互异;惟执持不能通则悖,悖则害矣。” 程石泉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云:“焦氏深得此章之旨矣。惟前贤每以异乎孔门之教者为异端,殊舛误。” 在此处,焦循引用《韩诗外传》中“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悖”一句作为其立论的根据,然此句疑又出自“操两可之说”的邓析之口。所谓的“序异端”就是指不执一端,相观相摩,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故他不仅反对汉儒以“异己者”为“异端”的说法,而且还指出唐宋以后学者“斥二氏为异端”未能达孔子本意,云:“唐宋以后,斥二氏为异端,闢之不遗余力,然于《论语》‘攻乎异端’之文,未之能解也。惟圣人之道至大,其言曰:‘一以贯之。’又曰:‘焉不学,无常师。’又曰:‘无可无不可。’又曰:‘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异端反是。孟子以杨子为我、墨子兼爱、子莫执中为执一而贼道。执一即为异端,贼道即‘斯害’之谓。杨墨执一,故为异端。孟子犹恐其不明也,而举一执中之子莫。然则凡执一者皆能贼道,不必杨墨也。圣人一贯,故其道大;异端执一,故其道小。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此处,他又将“异端”释为“小道”。由此可见,焦循尚未完全摆脱前人的窠臼,以致无法理清“异端”、“两端”、“小道”三者之间的关系。然他毕竟对传统说法进行摧枯拉朽式地批判,才使“异端即两端”的说法得以完全确立。对此,刘宝楠引用焦说时肯定其“尤有至理”,云:“焦氏此说,谓攻治异端,而不为举一废百之道,则善与人同,而害自止。二说(按:指宋翔凤、焦循二人之说)与《集解》不同,而焦说尤有至理,故并箸之。”

     到了近代,随着西学东渐,学术界变得更加自由活跃,显示兼容并包的良好氛围。在这种情况下,“异端即两端”的观点引起众多学者的共鸣。20世纪30年代,王缁尘对“异端即两端”说大发感慨,云:“自来学者,解释此章,都未免弄错。‘异端’都解作异道。——如杨墨佛老。——惟予兄子馀述今人马一浮之言,颇适合于本义。马氏云:‘四书言[端]者凡数见:一曰[执其两端],一曰[我叩其两端],一即[攻乎异端]。盖[端]必有两,若攻其异之一端,是有害的。专治与攻击皆非。’此说的‘端’,是一物两头都称端。今譬如一双筷,筷头是一端,筷尾也是一端。”可见,他虽极为赞同“异端即两端”说,但将其开创和奠基之功全归于马一浮,不仅有夸大失实之嫌,而且还有“盲人摸象”之陋。归根结底,其主要原因乃是他对“异端”研究史缺乏足够的了解。

     而后,钱穆做了更加严密的论证,深得孔子的思想精髓,极具说服力,云:“异端者,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及彼。若专就此端而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墨翟兼爱,杨朱为我,何尝非各得于一端,而相视如水火。旧说谓反圣人之道者为异端,因举杨、墨、佛、老以解此章。然孔子时,尚未有杨、墨、佛、老,可见本章异端,乃指孔子教人为学,不当专向一偏,戒人勿专在对反之两端坚执其一。”又云:“孔子平日言学,常兼举两端,如言仁常兼言礼,或兼言知。又如言质与文,学与思,此皆兼举两端,即《中庸》所谓执其两端。执其两端,则自见有一中道。中道在全体中见。仅治一端,则偏而不中矣。故《中庸》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可见,他认为在孔子看来治学当兼举两端,不可专向一端,否则就难以融会贯通而偏离道术。

     即使在当代,此说仍有较大影响。赵纪彬就运用唯物主义的矛盾辩证法来诠释“异端即两端”的思想,云:“所谓‘异端’与‘两端’只是字面不同,实质上皆指事物的内部矛盾,逻辑的自论相违。” 可见,赵氏将“异端”、“两端”解为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对此,谭承耕批判赵氏有拔高之嫌,并另作新解,云:“这句话的‘异端’,的确应解作‘两端’,因为‘异’与‘两’通,这正如戴震所说:‘端,头也,凡事有两头,谓之异端’。(《皇清经解续编》卷九)也正如宋祥凤所说:‘异端即两端’(《论语集释》卷四)。那么,‘两端’又是甚么呢?这里并非明确地指矛盾的两个对立面,而是指一般事物的两个方面,联系上文,就是指学与思两个方面。” 谭氏虽肯定“异端即两端”,然他用《论语》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句来阐释“两端”,其所指的内涵不免过于偏狭,似乎设想太过。近来,刘海滨释“异端”为“另一端”,宋金兰认为“孔子使用‘异端’这个概念,只是为了说明‘别为一端’与‘我为一端’之间的差异性,而不是为了表明‘别为一端’的非真理性,乃至邪恶性”。这些观点实际上仍是“两端”说的延续或变身。

     6不正确的议论

    

     持此说并有较大影响的莫过于当代杨伯峻,云:“异端:孔子之时,自然还没有诸子百家,因之很难译为‘不同的学说’,但和孔子相异的主张、言论未必没有,所以译为‘不正确的议论’。” 在这里,他将“异端”释为“不正确的议论”,其训诂依据是什么,其义理内涵指什么?对此,他均未加以展开说明。故其说难以服众。

     那么,杨氏为何有如此一说?实际上,这跟他所处的时代思潮分不开。从大跃进到20世纪80年代前基本上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当时的学者往往夸大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其“对立”的一面,而忽视其“同一”的一面。如此一来,政治斗争的现实就延伸到学术研究的层面。杨氏身处其时,也难免卷入其中。杨氏此说得到金良年的认可和引用,云:“异端,不正确的议论。” 相反,李泽厚则予以驳斥,认为历来对“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解释有三种,杨氏即为第二种,云:“第二种解释说,攻剿异端邪说,于是它们就失去危害了,如杨译本。这似乎是毛时代斗争哲学的有趣反映。传统的旧注中也有主此说的。”在这里,李氏将杨伯峻的“不正确的议论”与旧注的“异端邪说”完全混同,应该说这是他对“异端”研究史缺乏细致考辨而产生的误解。然他毕竟非等闲之辈,其目光之敏锐也非常人所能及,在这里他就准确地指出杨译本的“异端”句注“似乎是毛时代斗争哲学的有趣反映”。

     对于李氏的批判,陈红映又予以极力反驳,而高度肯定杨氏,云:“杨译本准确无误,符合孔子愿意”,“孔子是一位十分讲‘原则’、且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人,为了儒学纯而又纯并圆自己的周公梦,攻击所谓异端邪说,丝毫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同样,陈氏也误将杨伯峻的“不正确的议论”等同于旧注的“异端邪说”。

     总之,《论语》作为经典,总是让人常读常新,这由其“异端”研究史可窥一斑。“异端”研究,在论语学史上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热门课题。概而言之,“异端”主要有“他技”、“小道”、“诸子百家”、“邪说”、“两端”、“不正确的议论”等六种不同解释。这六种不同解释分别代表着汉代、魏晋、南北朝、宋代、清代、当代等六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异端”研究成果。比较而言,“两端”说更为接近孔子本意。可以说,围绕“异端”而形成的争鸣乃是各个时代文化思潮和价值取向的缩影,亦是历代研究者探索真理、改造社会和安顿自身的结果。

     因排版需要,本文删去原文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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