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恒：偏师我欲撼长城 —黄侃的为人与为学
2016/3/30 经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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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德恒(1985—)，男，河北唐山人，山西大学文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经史、魏晋南北朝及唐宋文学、民国史、古琴学。
如果说，一个人的名字可以显示其内在气质、性情，外在风貌、仪容，那么蕲春黄侃季刚这个名字，乍观之，即仿佛剑气一道直冲斗牛，又恰似崚嶒嶙峋之叠巘，拔地倚天。读黄侃之侃，会感觉厚重、踏实。诵季刚两个字，会感到棱角分明、刚拙自持。“肇锡予以嘉名”，人有如是之名，则其人之气韵、风貌，可以想见；而其人之学识、文章，亦可藉此觇窥。我读黄侃，始于对其名字的这种真切、有质地的感受。
一、性刚才拙，与物多忤
《说文解字》云：“侃，刚直也”。陶渊明《与子俨等疏》：“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归园田居》其一：“守拙归园田”。名如其人、人如其名，黄侃黄季刚，正是这样一个守刚拙之操，行万古直道的人。
黄季刚直道、刚拙的行操，极致、淋漓地表现在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之道义承担。时当满清季年，大厦将倾，风雨如磐。而黄侃“既冠，东游学日本，慨然有光复诸夏之志。尝归集孝义会于蕲春，就深山废社说种族大义及中国危急状，听者累千人，环蕲春八县皆向之，众至数万。称曰：黄十公子”。[1]以一介书生之躯，挺昂昂烈士之脊于深山废屋之中，为未来之革命播下宝贵的火种，此种行为，绝非一般酸腐、不堪用世之病儒、伪儒、小人儒所能做出。他必须有共工怒撞不周山之决绝，他必须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之挚爱，他必须有“舍我其谁”之自信与刚毅。“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黄季刚于荒山老林讲陈革命大义，和辛稼轩在“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之窘境中尚梦想“补天西北”“痛饮黄龙”如出一辙，英雄之胸怀、气度，固千载符同也。然而仅有这些尚不足以成事，他不唯有“勇”，亦更有谋，“清宣统三年武昌倡义，季刚与善化黄兴、广济居正往视。皆曰兵力薄，不足支北军，乃返蕲春集义，故谋牵制，得三千人。未成军，为降将某所袭。亡去，之九江。未几，清亡”。[2]太炎先生此节文字至简，当时的实际情形是“武昌倡义，而汉口空无一卒。先生(德按：即黄侃)急倡渡江议，因主詹大悲主汉口分府事，于是武汉克复之讯遍国中。起义者接迹起，清廷乃命冯国璋率军南下，急争汉口。先生与黄兴、居正诸人亲赴前线视察，咸以新集之军不足当北师劲旅，谋令先生返蕲，纠合义师以捣其背。”[3]由此可见，黄季刚不唯“勇者不惧”，亦且智略过人。而乱世之中，不求苟全性命，每履险境以图摧枯拉朽、廓清寰宇，此等行为，正是一个士人的道义承担感之体现。
黄侃之刚拙，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一个仁人兼学者的真性情。1935年春节，在黄侃的南京寓所院外，一逃荒妇女途中分娩，倚墙呻吟。黄侃闻状，便命其妻煮红糖鸡蛋，且挑拣出几件小儿衣服，亲自送给那个女人，另外还送了几元钱。有人以为黄侃上了当，那个妇人是装病，黄侃愤然道：“时值新春，谁家不在围炉团聚。即令她并非就地分娩，冒严寒风雪，携襁褓弱婴倚门乞怜，亦为生活所迫，出于无奈。我以恻隐之心周济之，谁曰不宜？!”[4]有一次，某达官请客，一留洋少年最后至，然先至者皆虚席以待，此少年至后径直坐到首席，以至于座中多不平，此少年复夸夸其谈，肆意卖弄，黄侃遂公然啐之道：“你这人真没学问!”某少年乃以自己留学国外数年强行辩解，黄侃起身道：“鄙人留学中国四十余年，尚谈不到学问，你五六年之久，算得什么呢”。并迅疾地打了少年一记耳光。[5]黄侃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刚拙自守，与人多忤，即使是在他的日记中，也常常与人较短量长。比如在1922年9月，他曾记云：“梁启超来鄂，赴中华大学暑期讲演。第一日发讲，即有无数笑柄。彼云：春秋时，楚都武昌，三国时，吴亦都武昌。又举湖北先贤五人，老、庄、屈子、葛相、道安。夫楚凡四都，未尝居鄂；吴虽中徙，乃今鄂城。老则苦县；庄为蒙人；诸葛，阳都；道安，扶柳……启超乃南海圣人之高足，此段以国史研究为讲题，昔有仲由率尔致哂；今之鲁连，求之不难，可无戒乎？”[6]这段日记，将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学坛领袖、引领一时风气的巨擘梁启超，且理据充足，步步紧逼。在行文上，开合变化，起伏顿挫，错落有致，摇曳多姿，言简意赅，巨细靡遗。虽然仅仅是一则日记，而由词锋可窥精神，黄季刚傲然强直的风范栩栩如在目前。无论是在隆冬中关怀病妇，还是在高官的宴席上使酒骂座，抑或是在日记中寸铁伤人，都无不体现出一种精纯无渣滓的真性情，“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黄季刚德盛仁熟，故其胸襟如光风霁月，其文章如岸芷汀兰。文如其人，岂虚语哉!
令我时常低回不已的，还有章黄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章黄二君，实为百年中国名师高徒之典范，而促我深思者乃在于：一个学子，苟欲得乃师真传，其自身之禀赋才情、学养方法，其实都还是形而下层面的。最重要的应当是师生之气质、人格之相似，唯相似，始可相容；唯相容，乃可精神交通，传薪托命。以黄侃之高傲、刚拙，即便有人学问足以为其师，若人格不立、猥琐狭隘，也决然难以长久密迩无间，刘申叔即其例尔。刘师培之经学在黄侃之上，故虽然刘仅长黄两岁，黄仍尊之为师，然刘为袁世凯筹备筹安会，欲结黄与之共事，黄则拂袖而去。应该说，这种师生的分歧，是人格、大节上的分歧，正是因为本性有别，故多变的刘与刚拙的黄留下了这一段遗憾的往事。黄侃之高傲，与章太炎类似，章黄之高傲实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信、是舍我其谁的承担意识之体现，章太炎清末在日本讲学，书室壁间大书四句云：“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7]这霸气十足的话语，透露出一种极端之高傲，但骨子里却是对中华文化的护持与承担。“古云感恩，不如知己”，师生之间，若能非独学问相传相受，更兼闻弦辨音、哀乐相知，则生不得师之真传亦难矣，而此中关键就是师生气质、禀性、德行之相似。唯高傲、刚拙之太炎方能容同样高傲、刚拙之黄侃；亦唯高傲、刚拙之黄侃，始能得章氏治学之精髓。
二、青灯黄卷，人境结庐
“人生一念之明，等于远处一灯，非暗室一灯”。凄风苦雨之境下寒夜攻读的黄季刚，其心中的“一念之明”当是以治学保存中华文化之本来。“民气发扬，实赖数千年姬汉学术典柯不绝，历代圣哲贤豪精神流注；俾人心不死，文字不灭，种性不亡”。[8]
以治学保存中华文化之本来，使人心不死，种性不亡。黄侃的这一思想，与乃师章太炎相承一脉。章氏有云：“裂冠毁冕之既久，而得此数公者，追论姬汉之文章，寻绎东夏之成事，乃适见犬羊殊族，非我亲昵”。(《革命之道德》，《章太炎选集》，第295页)这主要是为反满做舆论支持，可以说此种学术取向有着明确的现实政治意义。但章氏主张存国粹、保旧典，意不止此。宣统二年(1910)，太炎先生《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云：“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一时风尚所及，至欲斥弃国文，芟夷国史，恨轩辕、厉山为黄人，令己不得变于夷，语有之：‘国将亡，本先颠’，其诸今日之谓欤？”(《章太炎年谱长编》，第322页)章氏认为唯有保存、还原姬汉旧典，才能防止外国的“以夷变夏”，因此，他主张中国人当努力学习本国固有之文化，以此自本自根地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吾尝以为洞通欧语，不如求禹域之殊言，经行大地，不如省九州之风土。搜求外史，不如考迁固之遗文。求之学术，所涉既广，必廓落无所就，孰若迫在区中为能得其纤悉。求之民德，邦人诸友等是周亲，相见道故，发怀旧之蓄念，于以辑和民族，攘逆羯胡，其庸多矣。”(《印度人论国粹》，《丛书》，第848页)
由以上引证可见，章黄之思想沿波顺流、一脉相承，师生两人在治学的根本理念、根本取向上具有一致性。
要发扬华夏民族之民气，欲使华夏与诸夷狄相区别，则无疑地，治《经》、《史》，更易达此目的，也更具根本性。然“读书须先识字”，要真正读懂、读通华夏经典，又必须精通语言文字之学。唯如此，才能达到求华夏文化之本来，还原旧典之目的。这一根本的学术思想，统帅着黄侃的治学全过程。
黄侃“为学务精习，诵四史及群经义疏皆十余周，有所得，辄笺识其端，朱墨重沓，或涂剟至不可识。……得书，必字字读之，未尝跳脱”。[9]他曾说“汉学之所以可畏者，在不放松一字”。[10]字字读之，不仅是求其全，更是求其通，而根本目的在还原。举一个例子，黄侃乙亥七月丁巳(十一日)日记云：“《北山移文》‘驰烟驿路，勒移山庭’，山灵勒移于山，何故先言驿路？且‘驰烟驿路’，语亦不可解，烟又不与移对。今案：当作‘驰烟驿雾’。此二语合之，止是‘飞檄’二字之意尔，雾讹为露，露又烂脱为路，遂不可解。王勃《乾元殿颂》：‘绳幽架险，驿雾驰烟’知所见孔稚圭文尚不误也。驰、驿相对，故王勃《上武侍极启》又以‘驰魂雾谷’与‘驿思霞丘’句俪。”[11](德恒按：此段末句的“驿思霞丘”，《黄侃日记》及《量守庐学记》第29页均作“驰思霞丘”，然根据上下文意脉并参王勃原文，实当作“驿思霞丘”)从这则例子不难看出黄侃读书的功力，一字不曾放过，则读书必有发现，其实黄侃的这则日记所得，所凭仗的并非其小学功底，而是字字读之，未尝跳脱的读书习惯。
黄侃精读众多经典，加以小学功底深邃，故具备了极强的解决学术问题之能力。尽管有时候仅仅是一句话甚至是一个词一个字的训释，但亦无不彰显出其深湛的学术造诣。比如李商隐《无题》中的“此情可待成追忆”，这句诗几乎家喻户晓，但是因为下一句是“只是当时已惘然”，实际上是很费思量的，即如果当时已经惘然，那么事后又如何能追忆？黄侃训可为“岂”，并云唐诗中可字多如是解。[12]作如是解，则义山之诗句可以豁然贯通。实际上，此处之可，也就是“安可”“安能”的意思，应该说，在唐诗中，如果“可”用以提起一个疑问句，那么它多为“安可”“安能”之意，如钱起“可能还有意，不掩向江门”、“可能无往事，空食鼎中鱼”。再如，黄侃称“？”为耳朵，当时有人将李煜词“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标点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黄侃不以为然，他说：“这就错了，应该是天上耳朵，人间耳朵”。[13]笔者细思黄侃此义，以为绝非无根之论或诙谐之谈。就前后语意脉络来看，流水落花春去也，去哪里了呢？作者试探性追问，春到底是去了天上，抑或是还在人间？宋词中，关涉到“春归何处”之问的，后边皆是提出假设、拟答，从具体地点、事物上找到春的踪迹。李煜此词或者正是为众多宋代词人所祖的“始词”。黄侃的标点法，使得词意更加丰富，如果断为“天上人间”，那么读者只能感到李煜今昔对比后的一声长叹。若按黄侃的标点法，则李煜表面上是追问春归何处，暗里却也是慨叹自己如今一身如梦，不知如今在天上耶，抑或尚居人间耶。最后，黄侃的标点法依然能唤起读者对李煜慨伤今昔差别之大的感悟。这些细致的地方，真可谓“举类迩而见义远”，对后学的启发、感召是极大、极深的。
黄季刚诗词文俱佳，其文安雅朗畅，若六朝山水。其诗以反映日寇侵逼之作为高。其词，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择其《西子妆》、《小重山令》二阕入编，可见其功力。
生逢乱世，章太炎和黄季刚，都没有选择苟全一己之躯，而是毅然决然地以民族大义相自期。事既不成，又皆以读书论学藉以保存姬汉旧典为职志。东晋陶渊明，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于是去官隐退，结庐人境，以平淡之诗表达自己乱也看不惯、篡也看不惯之情思。黄侃晚年，筑室南京九华村，“命之曰量守庐，取陶靖节诗义也”[14]。量守庐之量，取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之“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守，取《归园田居》之“守拙归园田”；庐，取《饮酒诗》之“结庐在人境”。说到底，设绛帐于上庠的黄季刚并没有忘记一个仁人志士的道义承担，他的前半生，激扬大义，投身驱除鞑虏、推翻满清腐朽统治的革命斗争。他的晚年，值瀛蝮虎眈、侵逼日甚，黎民涂炭，遍地狼烟，北望幽蓟，尧封渐蹙，眦裂血沸，悲愤难宣。以此，他虽然讲学于上庠，做的是书生事业，但心里时时激荡的却是一只手要托住将崩的天空，一支笔要作剑锋长，憾倾长城，驱除倭虏，复我金瓯的壮志豪情。
癸巳年六月廿二日午
【注释】：
[1]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量守庐学记》，程千帆、唐文编，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第1页。
[2]同上。
[3]黄焯，《季刚先生生平及其著述》，同上第26页。
[4]黄菊英，《我的丈夫——国学大师黄季刚》，《量守庐学记续编》，张晖编，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第18页。
[5]武酉山，《关于黄季刚先生》，同上，第55页。
[6]童岭，《读黄侃日记随札》，同上，第297页。
[7]黄焯，《记先从父季刚先生师事余杭仪证两先生事》，载《量守庐学记》，程千帆、唐文编，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第122页。
[8]潘重规，《黄季刚先生遗书影印记》，同上，第33页。
[9]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同上，第2页。
[10]黄侃讲，黄焯记，《黄先生语录》，《量守庐学记续编》，张晖编，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第2页。
[11]黄侃，《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1076—1077页。
[12]武酉山，《关于黄季刚先生》，《量守庐学记续编》，张晖编，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第59页。
[13]堵述初，《黄季刚先生教学轶事》，同上，第27页。
[14]章太炎，《量守庐记》，《量守庐学记》，程千帆、唐文编，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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