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居渊：经学圈子与经学对话
2016/4/3 经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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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的经学圈子是指某一区域以经学大师为核心，集合一些较高素质的学人所组成的经学研究群体。他们师承不同、学术理念接近，在志同道合的气氛中，对彼此的学术观点互相切磋、反复论证，并及时地向同行传递各自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些经学圈子，往往不受地域与学派的限制，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乃至百人。如清初就有以徐乾学为师长，刘献廷、万斯同、胡渭、阎若璩、王源等学人组成的经学圈子。乾嘉时期则有朱筠、卢见曾、毕沅、谢启昆等学人组成的经学圈子。不过，这些经学圈子往往是被圈定在大员幕府之内，他们尚属幕主与宾客的关系，其经学研究取决于幕主的好尚，而幕主的好尚是以官方学术为其背景的，因此学术水准良莠不齐。如徐氏学人经学圈，就被顾炎武讥为“欲延一二学问之士以盖其群丑”，甚至被视为“彼蝇营蚁附之流”。又如朱筠的经学圈子，虽然结集了乾嘉前、中期汉学精英，但他们是为生计所驱使，长寄门下，有的长达二三十年之久；学术研究随人仰俯，代人作嫁，缺乏个性。这种在大员幕府中形成的经学圈子，实际上是陪同长官谈经论史，盱衡时局，故难以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学人经学圈子。

    

     《姑苏繁华图》

     乾嘉时期，首先由学人组成的经学圈子，是苏州“三惠”(惠周惕、惠士奇、惠栋)。当时南来北往的学者，无不以不识惠栋为耻辱，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专治“汉学”的经学圈子。与惠栋一样，地处松江府嘉定地区的则有以钱大昕为核心的经学圈子，“门下士积二千余人”，他与惠栋顺风呼唱，推波助澜，成为乾嘉时期吴中地区最为活跃的两个经学圈子。与苏州、嘉定一样，地处安徽歙县富商汪梧凤的“不疏园”，则由郑牧、汪兆龙、戴震、汪梧凤、程瑶田、方矩、金榜等“江门七子”所组成的经学圈子。“七子”不仅都师从江永研习《六经》，而且全是徽州府人。此外，在扬州地区，则有以传承“皖学”学脉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经学圈子，以焦循、阮元为核心的经学圈子。常州武进地区有孙星衍、洪亮吉与庄存与等经学圈子等。经学圈子内部与经学圈子之间进行横向、纵向的经学对话，也就为乾嘉学术的形成起着重要的铺垫作用。

     经学圈子内部的横向对话是指同一个经学圈子之内，学者之间就某些经学问题或专题进行讨论、交换研究心得、发布信息成果。如钱大昕、王鸣盛与惠栋讨论经义，彼此都在“训诂必以汉儒为宗”的治经原则上达成共识。汪灼叙述戴震说：“先严同学不疏园，南东异室处。偶读书有得，未尝不来先严处，分榻坐，执掌谈道，欢声达墙外。”这些都是当时经学圈子内部对话的学术风尚。

    

     经学圈子之间的对话指不同经学圈子学人之间就某一学术问题或会面互相探讨，或以书札相互诘辨，从而达到学术资源共享。如钱大昕与戴震以书札往来，力辨“西学”之非。焦循与孙星衍、孙星衍与袁枚也都以往来书札交换各自对“考据学”的理解。汪莱、李锐、谈泰不时与焦循会面，“互相订正古算学，甚获朋友讲习之益”。

     经学圈子内部及经学圈子之间的对话促成了以苏州、徽州、扬州、常州等为中心的区域性经学群体互动的态势，并由此向外辐射，逐渐形成了 18 世纪以江浙皖三地为一体的交叉互融、密布纵横的经学研究网络。

     本期排版：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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