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年:《孟子外书》作伪年代新考
2016/4/29 经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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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本《孟子外书》一般被认为是该书的发现者明末姚士粦伪作。考察学界对今本《孟子外书》辨伪的证据,可分为三类,一是证明非汉代旧本者;二是证明伪作于宋或以后者;三是证明伪作于明代者。第一类中有两个关键证据可使其论证的结论成立。但第三类证据则非常薄弱,而且都难以成立,致使很难支撑“外书为姚士粦伪作”的结论。再通过《外书》避南宋讳、《外书》载有南宋人的两首题跋、两位南宋人同时提到《外书》的流传线索等三条证据,可以证明今本《外书》在南宋就有流传。再通过第二类证据的考察,可以说明今本《外书》应伪作于北宋或南宋初年,迟至南宋中叶的光、宁时期已经为人所见。

     作者简介

     曹景年(1983-),男(汉族),山东济宁人,工作单位中国孔子研究院(曲阜)。

    

     《孟子》有七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就提到“《孟子》七篇”,但后世又屡屡冒出四篇《孟子外书》(以下简称《外书》),关于其真伪引起很多争论。最早提到《外书》的是东汉的赵岐(?—201),他在《孟子题辞》中说:“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1】据赵岐的说法,《孟子》一书,七篇加上《外书》四篇,共十一篇。跟赵岐差不多同时的应劭(约153—196)也说:“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2】他们的说法恰与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孟子》十一篇”一致。《艺文志》本于刘歆《七略》,可见,自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之后至东汉时期,世上流传的《孟子》一书共十一篇,含《外书》四篇。

     但东汉之后,《外书》便鲜有人提及,其下落不明。不料到明朝末年,突然冒出一本《外书》,也是四篇,相传是姚士粦(字叔祥)所发现,署名熙时子注,第四篇残缺。据胡震亨(1569-1645)跋云:“吾友叔祥客济南,得《孟子外书》见寄,惜第四篇《为正》残阙不全。”【3】此书出来之后,一些学者对其大加挞伐,力辩其伪,尤以翟灏(1736-1788)最为突出,他列出“八验三证”【4】,证明是姚士粦伪作,此后遂为定论。当今学界也多接受这一观点,如屈万里先生说:“说这书是姚士粦伪作的,大概不冤枉他。”【5】林庆彰先生也说:“……今本则为明姚士粦所作。”【6】杨泽波先生虽未明言《外书》为姚士粦伪作,但却说:“今《外书》为伪书已成为学术界定论,再作新的努力已没有必要。”【7】另又有张荷群的一篇《<孟子外书>考述》,也承袭这种观点。

     考察学者们所提出的《外书》为伪作的证据,我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可以证明外书非汉代人所见的旧本(自然也可以证明《外书》非孟子原作)的证据;第二类,可以证明《外书》至少是宋或以后伪作的证据;第三类,可以证明《外书》为明代伪怍的证据。据笔者研究,前人的举证多限于前两类证据,尤其是第一类最多,而第三类证据则非常薄弱,因此所谓“《外书》为明末姚士粦伪作”的结论便有许多再讨论的空间。本文即以此三类证据为基本依据,对《外书》的作伪年代进行重新考定。

     1今本《外书》为伪书无疑

     说今本《外书》及注是伪书,其涵义是,今本外书非汉人所见的旧本,也就是上文第一类证据论证的结论。这方面的证据非常多,翟灏所列“八验三证”多是这类证据,在此,笔者仅列举两条关键证据略作说明。

     其一,《外书》载有以下两则:

     孟子曰:性善也,尧舜不胜其美;习不善也,桀纣不胜其恶。性无不善而欲害之,水无不清而物污之,是岂水之性也哉?【8】

     孟子曰:传言失指,图景失形,言治者尚核实。【9】

     按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正失篇》载:“孟轲云: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传言失指,图景失形,众口铄金,积毁消骨,久矣其患之也。”【10】《颜氏家训·书证篇》也提到:“孟子曰:图影失形。”《风俗通义》所引孟子的话不见于今本,应该出自当时流传的《外书》。此句的意思是事实经过传言往往会失真,尧舜可能没有那么美好,桀纣可能也没有那么邪恶。而今本《外书》不但将这一句完整的话分为两章,而且将原意曲解为尧舜的美说明性善,桀纣的恶是习恶的结果,与原义大相径庭,可见其作伪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

     其二,《外书》载:“孟子曰:敬老爱幼,推心于民,天下如运掌中也。”【12】 考此句与唐马总所辑《意林》录《孟子》语句“敬老爱幼,推心于民,天下运掌中也”【13】几乎全同。这句话不见今本《孟子》,实际上是《意林》对赵岐注文的概括,《孟子》原句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赵岐注云:“老犹敬也,幼犹爱也,敬我之老,亦敬人之老;爱我之幼,亦爱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转之掌上。言其易也。”【14】《意林》所引明显是在赵岐注文基础上的凝练,而绝不是《孟子》佚文,更不是《外书》的内容。《意林》所录《孟子》文句,有不少就是赵岐的注文,这是其引文的一个重要特色。今本《外书》收录此句,应是作伪者见到《意林》有此句,而此句又不见于今本《孟子》,遂误以为是《外书》的内容而抄入其中。考《意林》原书序云:“有梁颍川庾仲容略其要,会为《子书钞》三十卷……大理评事扶风马总会元……遂增损庾书,详择前体,裁成三轴,目曰《意林》。”【14】可见,《意林》是在梁代庾仲容《子书钞》的基础上写成,则此句是《子书钞》原有,还是马总新增,不得而知,但由此断定今本《外书》至少晚于《子书钞》,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外书》的本文,今本《外书》注也有明显的伪作痕迹。其所注内容常云“未详”、“未闻”,可见其浅薄。《外书》卷二云:“

    蛙隐于莱。”注云:“丁氏公著云:

    ,古蚔字。莱,国名,后属齐,今莱州也。”字,更没有说此字是“古蚔字”。由此我们认为,《外书》注所谓“丁氏公著云”,纯属杜撰。又《外书》卷三载:“孟子曰:非古也,古莫善于莇,莇者殷法,虽周亦莇也。地有余利,则民有余地。无余利则君有余,损下以益上,非古也。”注云:“綦毋氏邃曰:莇读如籍,陆氏德明曰:与助同。” 检索陆德明《经典释文》,并无“与助同”【17】三字。以上两条都是其引书今存而可以验证者,足以证明其所引用都是向壁虚构,至于其所引用今不存者,如程曾、高诱等的《孟子注》,必也是虚构无疑。

     2今本《外书》非明末姚士粦伪作

     今本《外书》非汉代旧本,已如上文所论,但问题是,其非汉代旧本,是否就能断定是姚士粦伪作呢?也未必。若要证明外书为姚士粦伪作,需要笔者上文所言的第二、三类证据,而第三类证据关系最密切也最关键。但可惜的是,恰恰是这一类证据最少也最薄弱。以翟灏为例,他的八验三证中,所谓的“八验”,全部都是第一类证据,“三证”(第一证论证“此书必出邵武士人后”,第二证论证“此书出朱子后”,第三证论证“出明李诩后”)中,前两证均是第二类证据,只有第三证算是第三类证据。煌煌十一条证据,不可谓不强大,但真正能够证明外书为姚士粦伪作的证据,只有可怜的一条。翟灏可能也意识到这一点,故在列举完十一条证据后只能再加一句“姚士粦好造伪书”,故断定《外书》是他伪造的。可见翟灏的证据表面上很强大,实际上很单薄。但是,即使是这单薄的两条,是否能够成立呢?我们试作详细考察。

     翟氏第三证指出,《盐铁论》引孔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明李诩(1505-1593)的《戒庵老人漫笔》中误为“孟子曰”,并列为《孟子》佚文。今本《外书》中收有此句,故翟灏认为《外书》是承袭李诩的错误,因此自然作于李诩之后。

     据笔者考察,《盐铁论》引“孔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一句中,误“孔子”为“孟子”者,除李诩之外,比姚士粦早的,还有何孟春(1474-1536)的《余冬序录》【18】和陈士元(1516—1597)的《孟子杂记》【19】。比姚士粦稍晚的,有顾炎武(1613-1682)的《日知录》。顾炎武晚于姚士粦,可不论,但有证据可以证明《外书》也绝非承袭何孟春、李诩、陈士元三人的错误。何孟春在引用《盐铁论》此句的上文,引有《梁书·处士传序》引孟子之文:“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陈士元、李诩【20】也引有这句话,这一句不见于今本七篇,属于孟子佚文,但并未收入《外书》中。试想,如果《外书》的作伪者是参考了何孟春等三人的书,那么这条现成的《孟子》佚文,为何不收入《外书》中呢?可见,断定《外书》承袭李诩乃至何孟春、陈士元的错误,都是有问题的。

     那么,《外书》又是承袭何人的错误?考董斯张(1587-1628)《吹景集》云:“《学斋占毕》又引孟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张按今本《盐铁论》及《楚辞章句》所引并作孔子曰,绳祖所据殊误。”【21】《学斋占毕》为南宋人史绳祖的学术笔记,但遍查今传《学斋占毕》的所有版本,都白纸黑字的“孔子曰”而非“孟子曰”。而据董斯张言,他也是认真地对照过《学斋占毕》与《盐铁论》、《楚辞章句》的,他见到的《学斋占毕》肯定是有误的。或许《学斋占毕》在当时有误本流传?又何孟春所引原文是:

     桓宽《盐铁论》引孟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尧舜之道非远人也,人不思之尔。今不见所出。

     而《学斋占毕》原文是:

     汉桓宽《盐铁论》引孔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尧舜之道非远人也,而人不思之耳。今皆不见所出。【22】

     二者语气基本一致,可见何孟春必是钞自《学斋占毕》。由此可知,何孟春、董斯张所见《学斋占毕》都是误本。那么此误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年代久远,文献流传复杂,不易推断,但至少不能完全断定《外书》是承袭明人的错误。

     翟灏的附加证据指出:“姚名士粦,说者谓今存《后梁春秋》、《于陵子》等书并叔祥所伪,此书既出,叔祥家诚不嫌于坚断也。”清人丁杰亦云:“姚叔祥好造伪书,此为叔祥伪造无疑。”【23】

     丁、翟的意思是姚士粦好造伪书,故《外书》是他伪造的,尤其翟灏认为《后梁春秋》和《于陵子》两书都是姚士粦伪作。据相关记载,姚士粦字叔祥,嘉兴海盐人,大致生活于明万历年间,与陈继儒、曹学佺、胡震亨以奥博相尚,曾搜罗秦汉以来的遗文,汇集为《秘册汇函》。因其中有一些书为世人所稀见,如《后梁春秋》、《于陵子》、《岁华纪丽》等,遂被人指为是姚士粦、胡震亨作伪书。后来经学者详辨,知都是污蔑。冉旭《秘册汇函考》一文对此有详细考证,今录二则如下,以还胡、姚二人之清白。其一曰:

     《于陵子》一卷,据卷首题辞,姚士粦于同邑王氏处见其藏元学士邓文原手书,遂抄录付梓。胡震亨识语云:“虽其言未必皆出仲子,要亦慕仲子者之言也”,又云:“篇内文词…皆晋宋间丽语,岂即杨庾之流藉重而为之”,是已疑其伪。《四库提要》卷一二四据王士禛《居易录》之言,断是书为姚士粦、沈士龙伪造。朱彝尊、姚际恒、张心澄等亦皆指姚士粦作伪。此书确为伪托,已不待辨。惟检《秘册》本卷首,姚、沈、胡三人题辞先后并列,于是书致疑处,并未讳言,士粦题辞并云曾质于冯梦桢,梦桢亦以为伪,唯士粦以其“造意遣词非唐宋间人解,而一叙又逼真(刘)更生”,故冀其为真。沈亦云:“余生也后仲子千百年,又恶能必其出于仲子”,震亨又明言其未必出仲子手,是姚沈等虽未详考,尚在疑信之间,似不至巧饰言语,显为伪造。士禛之言,本无确证,又曾言胡震亨伪造《岁华纪丽》,今已知为诬妄。《四库提要》辨是书伪处皆确,而据士禛语,遽断出于姚、沈,则未免失于率尔矣。

     其二曰:

     《岁华纪丽》四卷。据胡震亨序,得于同邑郑心材家,“其本从宋刻抄得,烂去卷末二纸,又差讹特甚”,因复从原本校正,“时俞羡长刻《唐类函》,并写一通贻之,令入岁时部”。《唐类函》成书于万历三十一年,凡例中云:“《岁华纪丽》得之于盐官胡孝辕”。《四库提要》卷一三七类书类存目亦据《秘册》本著录。然《提要》据王士禛言,以为震亨伪造,虽又引《读书敏求记》曾见宋刻云云,并称:“是此书确出宋本,不由震亨之依托”,而终未尽释疑云。后余嘉锡、俞大纲皆辨《提要》之误,为震亨洗诬。今此书宋刻藏上海图书馆,当可信震亨未作妄语也。【23】

     由此可见,《于陵子》、《岁华纪丽》都不是伪书,至于《后梁春秋》,记载的是西梁国的历史,据该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用编年之法,采取史传、傍摭文集、因时表事、因事附人、排比具详。”【24】该书是姚士粦搜集排比史料所作,谈不上作伪,且该书本题“海盐姚士粦编述”,既是编述,怎么能说是伪造呢?《资治通鉴》也是编述,难道也是伪书吗?姚、胡作为好古之士,处处留意搜讨古书,并刊刻出版,对于文化传播,实有莫大之贡献,而他人竟多以其中有未曾见者,遂认为都是他们自己伪造,实在是太冤枉他们了。虽然他们可能因挑选不精而错收一些伪作,但是不能贬低他们保存文化的初心,更不能指责他们伪造。

     除了翟灏以上两条证据,尚未见别的学者举出其他的第三类证据,因此,断定《外书》为姚士粦伪作的证据,是很不充分的。

     3今本《外书》至少在南宋就有流传

     通过以上对相关论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外书为明代人伪作的证据,都很难成立。接下来,我们从正面来研究《外书》的年代问题。笔者发现有三方面的证据,可以证明今本《外书》曾在南宋时流传。

     其一,《外书》卷一有如下一条:“孟子曰:筦敬仲仁故齐威公亦仁,筦敬仲义故齐威公亦义,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注云:“河广,宋威夫人所作,此章言齐威公存卫亡国之德。”【25】按,“齐威公”应为“齐桓公”,“宋威夫人”应为“宋桓夫人”,“桓”改“威”,乃是南宋避宋钦宗赵桓讳所改。【26】南宋郎晔编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为苏轼文章的选本,其中《超然台记》就把“齐桓公”改为“齐威公”。【27】又南宋人洪适编的《隶释》一书,将汉桓帝改称“威宗”【28】,鲁桓公改称“威公”【29】,如如果是明人伪造,不可能避宋朝皇帝讳,而且众所周知明朝人是不怎么避讳皇帝讳的。这也进一步证明,今本《外书》必曾流传于南宋时期。

     第二,今本《外书》附有南宋人的序跋二首。一为马廷鸾(1222-1289)序,略云:

     坊间有《四家孟子注》,曰扬子云也,韩文公也,李习之也,熙时子也。《中兴史志》以为依托,信也,然三家者依托而熙时子非依托也,乃熙时子依托三家也,熙时子者谁,相传即公非先生刘贡父也,贡父因李泰伯不喜孟子,为此以示之也,注中往往用泰伯语也。熙时者,晓然也,隐也,《越绝》、《参同契》之流也。《孟子外书》四篇,赵台卿不取也,故不显于世,赖四家注附刊于后而熙时子且注之也,是以传也,则熙时子之功不浅也,四家注依托不足传,而《外书》四篇不得不传,遂序而存之。【30】

     另一为

    渊的跋文,云:

     麻沙新刊《四家孟子注》,作伪无疑也,至其附《外书》四篇,颇有精义。且流传已久,似非全伪者。先师梦奠,无从就正,耿耿于怀。涪翁

    渊谨记。【31】

     第一首题跋的作者马廷鸾是元代著名史学家马端临之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四载:“《四注孟子》:《中兴艺文志》题扬雄、韩愈、李翱、熙时子四家注。旨意浅近,盖依托者。”【32】父子都提到《四注孟子》,都认为被《中兴艺文志》著录,只是马序指出《四注孟子》书后附有熙时子注《孟子外书》四篇,丁杰认为“《中兴艺文志》不言(《外书》)附刊《四注孟子》后”,故马序“不敢为信”。【33】查《宋史·艺文志》载:“《四注孟子》十四卷(扬雄、韩愈、李翱、熙时子四家注)。”也不言后附《外书》四篇。那么,是否能据此就断定马序是伪作的呢?也不一定,因为《外书》非常简短,附在《四注孟子》后占不了多少篇幅,而《中兴艺文志》者又以为《四注孟子》是伪书,根本就不再关心其后附的《外书》四篇,所以在著录时没有提及。没多久《四注孟子》因判为伪书而失传,而马廷鸾却比较细心,在《四注孟子》后发现了《外书》四篇,就把它独立出来,还专门写了序。屈万里先生说:“马廷鸾如果真见过这部书,而且替它作序,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岂有不著录此书之理?”【34】据《文献通考·经籍考》云:“今据《书目》、《续书目》及搜访所得嘉定以前书,诠校而志之。”【35】《书目》指南宋官方编纂《中兴馆阁书目》,成于淳熙五年(1178),《续书目》成于嘉定十三年(1220),嘉定年号止于1224年,则《文献通考》所收之书实为1224年之前之书。邹明军在其博士论文《<文献通考·经籍考>研究》中即明确指出:“《经籍考》著录图书,上至先秦,下至嘉定十三年,即早于马氏撰书时至多六十七年。”【36】而马廷鸾生于1222年,《文献通考》收书的截止时间,正是马端临的父亲出生前后,怎么会著录马廷鸾晚年所序之书呢?

     第二首题跋的作者

    渊是朱熹的弟子,南宋涪州人,故自称涪翁。

    渊说他也曾看到《四家孟子注》以及后附的《外书》,但因为当时他的老师已经去世,无从请教,所以感到非常遗憾。屈万里先生怀疑

    跋也是伪托,“题记对于此本还故作疑辞”。【37】据记载,

    渊曾注《孟子》,对《孟子》多有研究,故此跋也绝非空穴来风。《外书》因是伪造,本身非常浅薄,

    渊之所以认为“颇有精义”,可能是因为其中收录了“十六字心传”,而这正是朱熹的理学所津津乐道的。

     另外,《外书》题跋尚不止现在所见的几篇,清乾隆时吴骞在刊刻《孟子外书》时说:“卷尾题跋尚多,以陼墨断烂,莫可尽识,故仅存

    胡二跋而已。”【38】姚氏发现《外书》之后流传并不广,大概过了一百多年,至吴骞时此书已经在“废籍”中,而书末尚有多篇题跋,由于残缺腐烂故不能“尽识”,致其湮灭。据常理推测,这些题跋应该与马廷鸾、

    渊等人的序跋一样,都是经手该书的人所题,说明该书已经多手,流传有自。这也可以旁证以上二首序跋应该是可信的。

     第三,刘昌诗《庐浦笔记》云:“予乡新喻谢氏,多藏古书,有《性善辨》一帙,则知与《文说》、《孝经》、《为正》,是谓四篇。”孙奕的《履斋示儿篇》卷六云: “昔尝闻前辈有云:亲见馆阁中有《孟子外书》四篇:曰《性善辩》,曰《文说》,曰《孝经》,曰《为政》。”【39】据相关资料,刘昌诗、孙奕都是南宋光宗、宁宗时代(1189-1224)的人,刘昌诗说他家乡新喻谢氏藏有《外书》的《性善辨》一篇,而孙奕说馆阁中有《外书》四篇。馆阁为南宋皇家书库,而前文提到的《中兴艺文志》正编写于光、宁时期,这也进一步证明其著录的《四注孟子》中确有后附的《外书》四篇。有些学者出于对《外书》为明人伪造的先入之见,对孙奕的话多不相信,杨伯峻先生说:“这话是否靠得住,很有问题,可能是所谓前辈的诳语。”【40】这全属臆断之词。屈万里先生则云:“我怀疑是孙奕的这位前辈,曾在馆阁供职,他在别处见过这个本子,便告诉了孙奕,孙奕就认为他是在馆阁中见到的。”不过连他自己都说,这纯是“揣测之词”【41】。他并且认为,如果馆阁中真有《外书》,为什么《崇文总目》没有著录呢?【42】其实这是屈先生的疏漏,《崇文总目》编于北宋前期,而孙奕所说的馆阁是南宋的馆阁,与北宋的馆阁并非一事。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二帝被掳,宋室南渡,北宋皇家藏书毁灭无遗,南宋在临安立国后才开始重新搜集图书充实皇室的藏书,形成新的馆阁,记载北宋馆阁藏书的《崇文总目》没有著录南宋馆阁中的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因此,孙奕所说的南宋馆阁中有《外书》,当属可信。而刘昌诗又言新喻谢氏有《性善辩》,可见《外书》在当时的民间也有流传。笔者推测,馆阁中的《外书》,或许是南宋初重建馆阁时征自民间,很可能就是谢氏所上。

     综上所述,以上各条,第一条《外书》避南宋讳,第二条《外书》载有南宋人的两首题跋,第三条两位南宋人同时提到《外书》的流传线索。三条证据都指向南宋,可见,今本《外书》经过了南宋的流传,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4《外书》作于宋或以后的若干论据辨析

     上文论证了今本《外书》在南宋有流传,说明《外书》至少在南宋时期就已经被伪造出来了,这是外书伪作的下线,那么上线是什么呢?考今本《外书》题“熙时子注”。据马廷鸾序,熙时子是刘攽(1023-1089)。刘攽是北宋著名史学家,字贡父,号公非,学识渊博,曾协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其中的两汉部分就是出自其手。以今本《外书》及注的浅陋观之,似乎不可能出自刘攽手笔,且史籍中也从未有刘攽作《孟子注》的记载,因此熙时子为刘攽的可能性极小。另外,号熙时子者尚有二人,一为朱申,字继宣,自号熙时子,雩都人(今江西于都),宋仁宗皇佑年间有声太学,尝以边劳补龙平县尉,期年而罢,穷居于家,矢志著书,终于家,著有《论孟辨笺》等,今皆不传。正史无传,事迹略见《宋诗记事补遗》卷一三及相关方志。又一为后周时人。周必大《论语序》云:“古今注解自汉贾生、扬子、晋何氏、唐韩柳氏、周熙时子,本朝邢氏、刘原父、欧阳子、司马温公、程正叔、二苏、谢显道。”【43】列周熙时子在唐韩柳氏后,可见,周当为后周,但具体是何人,也语焉不详。

     可见,从熙时子一名身上很难找到线索,我们就需要再对上文提到的第二类证据进行研究。第二类证据是论证《外书》作于宋或之后,如果这类证据成立,则其作伪上线就可以大致确定。关于第二类证据,主要是翟灏提到的两条,即其三证中的一、二两证。

     翟灏三证之第一证指出:“赵氏《章指》有云:计及下者无遗策,举及众者无废功。《选注》引上一句误题‘孟子曰’字,邵武士人作疏删去《章指》,此遂不知其下句,而漫易其文,则此书必出邵武士人后矣。”所谓邵武士人,即朱熹所认为的《孟子注疏》的伪作者。赵岐的《孟子章句》在每章之后都有“章指”,总结本章的主要内容。赵氏“章指”有一句“计及下者无遗策,举及众者无废功”,唐李善《文选注》曾引“计及下者无遗策”一句,并说是“孟子曰”,今本《外书》有“有远虑者无遗策,无深谋者有败机”一句,翟氏遂认为,《外书》的伪作者从《文选注》中抄了上一句并作了一些改动,杜撰了下一句,之所以杜撰,是因为“邵武士人作疏删去章指,此遂不知其下句”,伪作者看到的赵岐《章句》中已经删去“章指”,他找不到下半句,于是只能杜撰,因此翟灏就断定伪作者肯定是在《孟子注疏》作成之后。翟灏此处的论断似乎有些问题。首先,伪作者可能根本就没有参考《孟子注疏》,而是直接据《文选注》而伪。因为抄集《孟子》的佚文,不大可能会去见在的前七篇或其注疏中找,而是去其它书的引用中找。其次,邵武士人伪作《孟子注疏》后,含有“章指”的赵岐注本并未消失,甚至其疏文最初也与赵岐注本单行,后来才合并。第三,最早删去“章指”的不是《孟子注疏》,而是唐代的陆善经,《崇文总目》上说:“善经唐人,以轲书初为七篇,因删去赵岐章旨与其注之繁重者,复为七篇云。”【44】同样,陆善经的删减本与赵岐注的原本也是长期并行于世。因此,翟氏此条证据显然比较无力。

     翟灏“三证”中第二证云:“荀子称孟子三见齐王不言事,集注取以注格君心之非句,此遂以尚书格其非心连属之,则此书必出朱子后矣。”孟子三见齐王事,见《荀子·大略》:“孟子三见宣王不言事。门人曰:曷为三遇齐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孟子·离娄上》载孟子语云:“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朱熹在注解这句话时引程子云:

     昔者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门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后天下之事可从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谏之。然非心存焉,则事事而更之,后复有其事,将不胜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后复用其人,将不胜其去矣。是以辅相之职,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后无所不正。【45】

     也就是说,是程子将“孟子三见齐宣王”一事与“格君心之非”一语联系起来。而《外书》所收如下一条也正是二者之结合:

     孟子三见齐宣王而不言事,丑子曰:“夫子何以三见齐王而不言?”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邪心去则无不正矣。《书》曰:‘格其非心’。”【46】

     因此《外书》伪作者极可能是受到程子的影响,但翟灏说是受朱子影响,可能不太准确,因为朱熹只是引用了程子的话,程子的话在朱熹之前,应该就有流传。

     另外,《外书》载:“子上谓孟子曰:舜之诰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子其识之。”注云:“此心传也。识,音志。”【47】杨泽波先生说:“人心惟危十六字心传是在伪《古文尚书》及真德秀《大学衍义》盛行之后才引起人们重视的,《外书》作者将此列入,说明作者明显受其影响,可见其为伪无疑。”【48】其实这段话中值得关注的不是伪《古文尚书》的十六字,因伪《古文尚书》晋代即已流传,谁都可以引用。更值得关注的是注文的“心传”一词,“心传”即以心传心,是从禅宗“拈花微笑”的以心传心而来,指代儒家道统代代相传。将伪《古文尚书》的十六字称为“心传”,是宋代理学兴起之后的事。陈良中先生在《“十六字心传”理论的形成及内蕴》系统研究了十六字心传的发生发展过程,通过他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最早将十六字与道统论结合在一起的,是程门弟子杨时,他提出“三圣传心”之说。此说一出,引起很大反响,林之奇、史浩等相继对此进行进一步发挥,到朱熹时,“系统总结了此前各种关于‘十六字心传’的说法,《中庸章句序》会通了“虞廷十六字”与《中庸》“中和”思想,建构起一个圣圣传心的道统理论和儒学新的道统体系。”【49】可见,《外书》注直指尚书“十六字”为心传,则其伪作,至少应在杨时“三圣传心”之说提出后。

     综上所述,今本《孟子外书》的具体作伪年代已经难以考定,但从其中有浓厚的理学思想风格的情况判断,外书应该伪作于北宋或南宋初年,迟至南宋中叶的光、宁时期已经有所流传,故

    渊、马廷鸾先后得见,刘昌诗、孙奕也有所耳闻。

     参考文献

     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5页。关于外书篇名的断句,有不同看法,除了此处这种断法,还有人断为:《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张荷群在《<孟子外书>考述》(见《临沧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中有交代,此处不赘述。

     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319页。

     《孟子外书》跋,乾隆年间吴骞拜经楼刻本,见《续修四库全书》第9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83页。

     翟灏:《四书考异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67册,第83页。下引翟氏言论并出此篇,不再另注。

     屈万里:《孟子七篇的编者和孟子外书的真伪问题》,《屈万里先生文存》第1册,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第321页。

     林庆彰:《孟子外书版本知见考》,《明代经学研究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289页。

     杨泽波:《孟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5页。

     《孟子外书》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932册,第376页。

     《孟子外书》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932册,第380页。

     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59页。或疑“传言失指”以下非孟子语,但下引《颜氏家训》明言“图影失形”为孟子的话,且此句上下文气连贯,故今姑断至“久矣其患之也”。

     《孟子外书》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932册,第381页。

     马总辑、王天海校注:《意林校注》,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焦循:《孟子正义》,第86页。

     马总辑、王天海校注:《意林校注》,第7页。

     《孟子外书》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932册,第378页。

     孙奭:《孟子音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35页。

     《孟子外书》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932册,第380页。

     何孟春:《余冬序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780页.

     陈士元:《孟子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7册,第301页。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4页。

     董斯张:《吹景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134册,第75页。

     史绳祖:《学斋占毕》,民国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1页。

     丁杰书已不存,转引自翟灏:《四书考异》,《续修四库全书》第167册,第83页。

     以上二则见冉旭:《<秘册汇函>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3期,第35页。

     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3册,第373页。

     《孟子外书》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932册,第377页。

     王彦坤编著:《历代避讳字汇典》,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

     郎晔编:《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超然台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315册,第247页。

     洪适:《隶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37页。

     洪适:《隶释》,第153页。

     《孟子外书》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932册,第375页。

     《孟子外书》卷尾,《续修四库全书》第932册,第384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4册,第181页。

     转引自翟灏:《四书考异》,《续修四库全书》第167册,第83页。

     屈万里:《孟子七篇的编者和孟子外书的真伪问题》,《屈万里先生文存》第1册,第322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4册,第25页。

     邹明军:《<文献通考·经籍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古典文献学博士论文,第46页。

     屈万里:《孟子七篇的编者和孟子外书的真伪问题》,《屈万里先生文存》第1册,第322页。

     《孟子外书》卷尾,《续修四库全书》第932册,第383页。

     以上刘昌诗、孙奕语均转引自翟灏:《四书考异》,《续修四库全书》第167册,第81页。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页。

     屈万里:《孟子七篇的编者和孟子外书的真伪问题》,《屈万里先生文存》第1册,第319页。

     屈万里:《孟子七篇的编者和孟子外书的真伪问题》,《屈万里先生文存》第1册,第319页。

     周必大:《胡彦英论语集解序》,《文忠集》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第209页。

     (宋)王尧臣等编次;(清)钱东垣等辑释:《崇文总目》,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国学基本丛书》本,第127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5页。

     《孟子外书》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932册,第380页。

     《孟子外书》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932册,第378页。

     杨泽波:《孟子评传》,第125页下注。

     陈良中:《“十六字心传”理论的形成及内蕴》,《兰州学刊》2007年第4期,第159页。

     本期排版: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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