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华:钱玄同与章太炎北上讲学
2016/5/7 经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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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张荣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近世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众所周知,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钱玄同在文学革命、汉字改革、疑古辨经等方面均有激烈的反传统的议论和主张。与乃师章太炎隐成敌国,在学术与思想上分道扬镳,虽说尚不至于如周作人那样有“谢本师”之举。实际也处于长年中断往来的状态,以至我们可以引用《庄子·山木》所言来形容这对师生关系:“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

     但是远去的钱玄同身上始终存留着乃师的鲜明印记,即使是他批判传统的激烈态度和立场,也同样源自章太炎的启迪。钱氏自1908年听章太炎讲授小学和经史之学,并正式拜师。“自是直至十六年(按,即1916年)之春,专以保存国粹为志”。在学术和政治两方面都处于章氏思想笼罩之下。这一点在学界有关章门弟子的论著中皆有所讨论,而对两人晚年的交往则着墨不多。这里以20世纪30年代章氏北上讲学而师生重聚的史实梳理为契机,探究钱氏学术思想中的师承因素,并进而理解钱玄同晚年揭橥的“黎明运动”的理想也是渊源有自。

     章太炎晚年因避战祸赴北平讲学,是影响民国学坛的盛举。黄侃、杨树达、黎锦熙、钱穆等时贤均对此作过评述,今人主要有卞孝萱《章炳麟的国学演讲》(见《现代国学大师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和桑兵《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见《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两篇专题大作。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为还原历史的实相、抉发事件的意义作出了努力,惜均未注意参与其事的钱玄同的记述,因而或伤于简略,或存在明显失误。依据今存钱玄同日记稿本中记载的目击场景,可以充实章氏在京期间演讲和应酬活动的诸多细节,也能够通过章,钱交往情形感受其师生情谊的典型意义,进而考见民国时期思想传承和学说授受的特征。

     章太炎于1932年2月29日抵京,此时钱玄同与乃师已阔别十六年,事先并不知晓,当天“阅晚报,知太炎师今午来平,寓花园饭店”(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影印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以下未注出处同此)。3月2日,他与同为章氏弟子的友人马裕藻(字幼渔)至饭店拜访老师,当天日记里作了如下描述:

     别来十六年矣!近来态度如旧,益为和蔼,背颇驼,惟发剪极短,与当年披发大不相同。季刚亦在,检斋亦在。政客一大帮,与辛亥冬与[在]哈同花园时颇相像。询知师实避沪难而来也。四时许,朱、马、钱、黄、吴、师六人乘汽车逛中南海公园。六时雅于大陆春。

    

     朱、马、黄、吴分别指朱希祖、马裕藻、黄侃、吴承仕,“雅”是钱玄同在日记和书信中表示吃饭的惯用语。在章太炎5月21日离京前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根据黄侃日记和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的有关记述,章门师生频繁聚餐,其中罕见钱玄同的身影。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据钱氏日记,除了3月21日至25日未写日记,这段时间内他在不同场合与章太炎同“雅”过十二次,分别在3月2日、3月12日、3月31日、4月4日、4月7日、4月8日、4月18日、4月20日、4月22日、5月12日、5月15日、5月16日。

     3月12日是钱氏与黄侃在章师住处发生冲突导致决裂之日,研究者皆根据黄氏当天日记了解其中详情,“食罢,二风至。予屈意询其近年所获,甫启口言‘新文学’三字(意欲言新文学,且置不言),彼即面赤,謷謷争辩,且谓予不应称彼为二风,宜称姓字。予日:‘二风之谑诚属非宜,以子平生专为人取诨名,聊示惩儆尔!常人宜称姓字,子之姓为钱耶?为疑古耶?又不便指斥也。’彼闻言,益咆哮。其实畏师之责,故示威于予,以塞师喙而已。狡哉二风!识彼卅年,知之不尽,予则浅矣。”(《黄侃日记》(排印本)下册,78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而钱氏也在当天日记里有记述,他认为争吵起因于在宾客满堂的情形下,“他称我为‘二疯’,问我近治音均有何心得,我答以无。(我们的新方法、审音、实事求是而不立宗主,皆与季刚不合者,如何可以对他说。)他忽然不耐烦地说:新文学、注音字母、白话文,屁话。我闻‘屁话’二字大怒,告之日:这是天经地义,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必谈。喧哗了一场,殊可笑。移时溥泉(按.指张继)亦来,七时顷去,季刚一怒而睡,睡醒即与张同走。至晚八时客始散,钱、马、马、吴四人.与师谈学甚乐,十一时始散。”两相对比,钱记侧重于学术观点的分歧,似应综合两造之言,才可以完整了解事情原委。各种论著皆言之凿凿地引述章太炎当时从中调解之语:“你们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啊,快要念

    了啊。”但是两位当事人的日记均不见此说,似可存疑。

     章太炎在京期间所作的演讲,综合各家概述共计八次,具体为:

     3月22日,在民国学院演讲《代议制改良之说》。

     3月24日,在燕京大学讲《论今日切要之学》。

     3月28日,在中国学院讲《治国学之根本知识》。

     3月3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清代学术之系统》。

     4月12日,在平民大学讲《今学者之弊》。

     4月18日、20日、22日,在北京大学讲《广论语骈枝》。

    

     然而实际演讲并不止八次。据钱氏日记,4月8日章氏在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等弟子陪同下,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揭示学界救国之术》的演讲,内容分为四点:一、不可有好奇之见;二、不可专倚智慧;三、不可依赖群众;四、不可偏听偏信。这次演讲也未见各种章氏年谱著录,仅见于钱氏所记。

     3月3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的演讲由钱玄同具体经办,他定下由该校文学院国文系、历史系与研究院历史科学门合请,讲题即《清代学术之系统》。演讲经柴德赓记录,经钱氏修订,两年后刊于《师大月刊》第十期。钱氏在“附记”中写道:“当柴君把这篇笔记誊清了,托方国瑜君交给我的时候,太炎先生尚未离平。我请他自己看看,他对我说‘你看了就行了’;而我当时竟偷懒没有看,直到现在才来动笔修改,实在荒唐得很。所以要是还有错误,那是我的不是,我应该负责声明的。”(《钱玄同文集》,第二卷,28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这篇六千余言的演讲对钱玄同的影响不小,此后两年多时间里,他不仅集中选购了一批有关清代学术的文献和时人论著,并在日记中留下多则长短不一的思考见解。1934年钱氏还在北平师范大学开设清代思想史研究的课程,按王学、史学、考证学、今文学四方面讲授,讲课内容中明显留下了章氏演讲稿的烙印。

    

     4月份章氏在北京大学的三次演讲广受京城学界关注。钱穆对演说场景曾有绘声绘色的描述:“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太炎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7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张中行也在回忆文章中描绘过演说情景:“(太炎)满口浙江余杭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张中行:《负暄琐话》“章太炎”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他们的叙述是今人了解此事的主要依据,然而八十老翁暮年追忆,难免有失真之处。好在有亲历其事的钱玄同提供的真实信息,使上述似是而非的记述得以纠正。据钱氏4月18日日记:“午后一时半至马家,移时半农乘汽车来,偕往迓师。盖(北大)中国文学系及研究所国学门请他讲《广论语骈枝》也。我翻译.建功写黑板。三时到,先看明清史料。四时讲。讲了一个多钟头毕。”4月20日日记:“二时许至幼渔家,与同乘汽车迓师。四时至五时许讲,仍未毕,星五当续讲一次。”4月22日日记:“(与马裕藻、刘半农)三人同往迓师,四时起讲,至六时毕。”日记清楚提供了三次演说的日期,可纠正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记时之误;也指明了演说是由钱玄同担任口译,其高足魏建功承担写黑板的任务。

    

     前排右起:朱希祖、钱玄同、章太炎、刘半农、马裕藻。

     令钱穆感叹钱玄同执弟子礼甚敬的情景却是事实。既暌违十六年,师生间情感依旧十分融洽。4月7日钱玄同做东宴请乃师,特地拉来俞樾的曾孙平伯介绍给章太炎,章称俞平伯为“世大兄”。次日章氏邀钱玄同、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等弟子在其住处午餐,钱氏当天日记载:“因即请老夫子写字,我请他写‘急就庼’三字,他说‘字则写矣,颇实未有也’,盖说我自己没有房子也。”钱氏自1913年起在北平做了二十多年教授,从未买过房,始终是租赁一族。4月22日北大演说完毕后,“师约我们同至其家吃南京来的大鱼,刘、马、钱、魏、朱、吴六人皆往。食毕,老夫子大拆其字,十时半始归”。

     类似师生和睦相处的情景在钱氏日记里有多处记载。此时的钱玄同已经是名震海内的大学者,书法造诣也颇深.仍旧与二十多年前在日本时期一样,凡有章太炎的著作稿交给他,必定工工整整地为之誊录。《广论语骈枝》在演说前两天已交给他, “约七千字光景, 午后三时起抄之, 抄至夜半一时毕, 手疲头胀之至。”(1932 年 4 月 16 日日记) 末句并无抱怨之意,实因他正处在患病期间。在将此文交北大国学研究所刊印前,他还对全篇加了标点符号。据日记所载,4月27日“晚在孔德点《骈枝》毕”。28日“午后校勘标点之《论语骈枝》,恐引书出处有误,多检原书对之。晚撰高子篇高君附笺一则,寄炎师,拟附入也”。5月2日“得絸斋转来高子篇高君之附笺,师略改数字,云可用”。5月6日“上午九时至北大印刷所交稿,再为最后校对一次,即上板”。可知钱玄同并非单纯抄录,还在校勘等方面花费了很多精力。在这段时间内,他同时还在用篆书和隶书誊录章氏的晚年力作《新出三体石经考》一书.其间曲折在日记中也有记载。“将老夫子三体石经之解分片而书之,拟将王遗少(按,指王国维)所解释也抄上去。未写毕,精神疲倦。”(1932年4月23日日记)“午后回孔德,将老夫子之三体石经抄毕。”(1932年4月24日日记)“灯下将老夫子文中之字取三体石经原文摹下,因精神疲倦,弄得没有多少。”(1932年5月6日日记)此书在1933年刊印时.章太炎补写了一则跋语以志其劳,“吴兴钱夏,前为余写《小学答问》.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忽忽二十余岁.又为余书是考。时事迁蜕,今兹学者能识正篆者渐稀,于是降从开成石经,去其泰甚.勒成一编。稿本尚有数事未谛,夏复为余考核,就稿更正,故喜而识之。”(《章太炎全集》,第七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钱玄同对此书内容的商榷校订,及其对王国维相关研究见解的取舍,需另作专文考论。这里要探究的问题是,自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钱玄同在政治见解和学术观点等方面,虽然与章太炎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但并未见他作出像周作人那样的“谢本师”之举,也未曾作过“师如荒谬,不妨叛之”(鲁迅语)之类的表白,反而从上述情形可见其敬师之情愈趋淳挚。作为章门师生关系的一个典型,其中缘由很值得探究,借由发现维系章、钱师弟情谊的纽带,可以不囿于地域划分或宗派门户的视角,深入一层地理解民国时期两代学者之间复杂关系。在这方面.被研究者普遍认可的一种解释出自钱氏友人黎锦熙的《钱玄同先生传》,黎氏认为钱玄同立说的基础在于他从章师处接受的经史关系沦,“一般人以为他于章氏的‘古文’经义竟无所承,殊不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大胆说话,能奏摧枯拉朽之功,其基本观念就在‘六经皆史’这一点上。”今人进而推论,“钱玄同反对孔教,主张六经皆史料,与章氏的精神一脉相承 。(桑兵《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见《晚清民国学人与学术》)。

     此观点容可再作商榷,就影响上泛论,未必能切中肯綮。且不说“六经皆史料”是胡适、顾颉刚等人的主张,章太炎本人并不赞同,钱玄同对“六经皆史”说是明白地持否定立场。钱氏认为:

     章实斋决非“六经皆史料”,但他也是托古改制。(1922年12月11日记)

     适之据章氏报孙渊如书中数语,谓“六经皆史”是说“六经皆史料”。此说我不以为然,不但有增字解释之失,实在和《文史通义》全书都不相合。(1930年4月6日日记)

     这是他对胡适等人“六经皆史料”说的否定。

     宋以前对于六经,除最无思想之博士和经师外,凡有思想之学者并不认为一物。……自宋以后便不然了,经师、学究且不论,以章实斋、龚定庵、康有为、夏穗卿、章太炎之高明,犹认为一物。或认为历史.则六经皆史;或认为哲理,则六经皆哲理矣。这实在可笑极了。(1925年2月16日日记)

     这是他对乃师主张的“六经皆史”说的批判。

    

     学生在章太炎北平追悼会合影

     右起分别为马太玄、钱玄同、周作人、许寿裳、马裕藻、朱希祖、沈兼士、朱镜宙

     在钱玄同看来,六经只是性质不同的几部书,“六经”一名根本不能成立,“说六经是什么东西都是胡说”。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钱玄同对于“六经皆史”说皆作如是论。有鉴于此,从接受“六经皆史”论上强调章、钱精神相承是说不通的。至于那种着眼于功利论上的解释,说是趋新弟子需要先生光环笼罩以保住学术地位,学术已入守成的章氏也需要弟子的拱卫,从而形成师徒之间的向心力。这似乎是以时下学术界风气理解历史人物,想当然而并不实然。

    

     从章太炎与钱玄同二十余年中多次探讨“修明礼教与放弃礼法”的问题而言,窃以为维系其师生情谊的纽带在于相同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钱氏受业于章太炎的次年,即1909年,师生二人已在东瀛之地初涉此问题,钱氏在该年6月12日日记中写道:

     今日与师讲修明礼教与放弃礼法之问题。

     这一命题在其日记里又表述为“修明私德与放弃礼法”。所谓“礼教”虽是魏晋时人斤斤辩解的题目, 但语境更迁, 在这里是用来表示个人道德修养。“礼法”也非泛称礼仪法度,北宋张载的短文《西铭》,经程颐、朱熹的大力表彰而被奉为“人道之门”,集中体现了理学关于“事亲事天、修心养性”的道德论和人生观,而“礼法”正是《西铭》的核心概念。当时钱玄同读了明末归庄斥责金圣叹之文《诛邪鬼》后,觉得“深中下怀”,表示:“余以为明末修明礼教者顾炎武、颜元,放弃礼法者傅山、归庄,盖非李贽、金喟之徒所能望其肩背矣。”(1909年6月28日日记)他的见解明显受到章太炎的影响。1906年10月章氏发表在《民报》上的《革命之道德》一文,已凸显出顾炎武在培植个人道德方面的示范意义。《訄书》重订本新增《颜学》一篇,抬举颜元为荀子以后仅见之“大儒”,此文经修订之后改题《正颜》,收入《检论》。(钱玄同谓1909年时章氏已在修改《訄书》重订本,并拟“更名《检论》”。)《正颜》,中虽删去“大儒”之说,仍强调颜氏学行非纪昀、翁方纲缺乏私德之流所能望其项背。他在致钱玄同信里阐发放弃礼法的思想依据时,又举出颜元作为例证。“横渠礼法之谈虽近周汉,乃其《西铭》所说,则与景教同流,视他人之出入释老者,又愈卑下,固不如颜子质实也。”(1910年10月20日函,见《鲁迅研究资料》第十八辑)章氏此见至晚年亦未改变,1932年演讲中仍旧称颂“清初有气节者,颜氏一人而已”。

    

     钱玄同因“章先生称为郇卿以降之大儒”,对颜元、李塨、王源以及写《颜氏学记》的戴望也是礼赞有加,还函请远在上海的邓实代觅颜、李遗书。他根据学问、操行、辞章三者作为衡文标准,将古人文章划分为四等,学、行、文兼备为上等,其余依次为有学有行而无文、有文而无学无行、无学无行而无文,而顾炎武、颜元赫然在列上等之选。(参见1910年1月23日记)

     1912年师徒二人在国内相聚商讨此问题,章氏告诫弟子:

     丁乱世,则放弃礼法未可非也。惟修明礼教者当如颜、李,不可饰伪;放弃礼法当嵇、阮,不可嫖妓。

     嵇、阮是指魏晋贤士嵇康、阮籍。钱玄同闻教后当即表白:“丁兹乱世,余固以服膺颜、李学说昌明礼教,举止辄如嵇、阮也。”(1912年11月10日日记)时隔数周后,钱氏与同门康心孚、黄侃、汪东聚餐,对黄、汪二人席间言谈颇感失望,又念及章师训诫之语,遂在日记里大发感慨:

     黄、汪固好学之徒,而今日席中言不及义,所言不出戏剧,询之则以欲图糊口、不暇为学为辞。唉!热中者日竞逐于议员、官吏之场,其名为自好者,又皆以醇酒妇人消损其精神。民国真无人矣,至此始知章师之言真是确论。章师固言修明私德与放弃礼法者皆是也,然修明礼教必如颜、李,否则流于虚伪;放弃礼法必如嵇、阮,否则流于放僻邪侈矣。夫以嗣宗(按.指阮籍)之狂、容甫(按,指汪中)之醉,曾有荒淫女色优伶流连不反之事乎?余也抱作颜、李之心而行同嵇、阮,固有为为之,自问礼法曾放弃,而未尝敢得罪名教也。(1912年12月20日日记)

     有关钱玄同的传记作品或研究论著,皆惯称钱氏是反礼教的新文化英雄,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钱氏的思想特征在于反孔教而不反礼教。他所理解的“礼教”,密切维系着个人道德修养,就如同章太炎别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说:“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经济云云。”(章太炎:《革命之道德》)钱玄同对宋代理学家的评价,也显露出与章氏相同的着眼点:宋儒解经多不通训诂,喜以后世之见臆度古人,言心言性之处尤多纠缠不清。“惟注重私德,重贞节,尚廉耻,昌夷夏大防之伟论,此实百世所当景仰者。故后世汉学诸儒詈宋儒,予实以为当然。惟如纪昀、袁枚无行小人.断决礼防便兽行,此等人詈宋儒,实可谓枭獍之尤也。”(1912年11月21日日记)钱玄同不仅以此标准衡论他人。也同样据以律己。他平素生活态度唯谨,绳墨自严,虽然承受的是包办式婚姻,却拒不纳妾,不作狭斜游,也没有交女朋友的浪漫之举,仅有的一次“黄昏插曲”曾使他心烦意乱。“忽得一奇怪情书,可谓出人意表之外者,头胀心乱。”(1931年12月10日日记)这在其时操新文学行当的“名士”看来显得迂腐,而后者也属于钱玄同刻意回避不打交道之人。友人沈士远邀他吃饭,除了沈氏三兄弟、鲁迅兄弟及马裕藻等相识。“生客则有郁达夫一人,这位郁老先生虽则研究新文学的人,可是名士脾气太大,简直和黄季刚差不多,我有些怕领教,只好‘道谢’了。”(1923年2月23日日记)

     论者都强调钱玄同具有出语惊人、思想偏激的特征,但更应当看到钱氏自有其不肯逾越之界域。他的偏激性格,通常表现于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政要显达之时,对待师友同门则始终能笃厚唯谨,恪遵师训。章太炎极厌恶学者中间所存在的丑态:“饰伪自尊,视学术之不己若者与资望之在其下者,如遇奴隶;高己者则生忌克;同己者则相标榜;利害之不相容者,则虽同己者而亦嫉之。”对师友弟子决不出奚落责骂之词。北上讲学时黄侃来拜见,章氏特地对他谈及黄宗羲“性多忌刻,于同门毁恽日初即其征也”(《黄侃日记》(排印本)下册,780页)。所言似另具深意。钱玄同在读了鲁迅《三闲集》、《二心集》之后记下感言:“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1932年11月7日日记)但在公开发表的《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则是不含恶意地指出鲁迅有多疑、轻信、迁怒等私德方面的欠缺。政治上的歧见并非导致他和鲁迅绝交的主要原因。他们都对嵇康、阮籍等贤士礼赞有加,鲁迅尤其如此,但在修明礼教与放弃礼法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也即在抉破世俗礼仪规训、反对一切人为束缚之后,在乱世之中如何培植个人道德修养以抑制放诞自肆的习气,在此问题上的不同表现才是两人断绝交往的内在原因。钱玄同对吴虞堕落的公开讨伐,也表明他极看重此问题。而这显然与章太炎的耳提面命有紧密关联。

    

     钱玄同晚年自述:“生平无他长,惟不徇俗、不阿容之精神,自己亦颇自负。”(1937年10月25日日记)并自拟别号“并介子”。此典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达则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钱氏解释“并”有兼济之义,“介”有独善之义。他明确表示:“在承平之世,不为社会事力,惟知独善,已经极不应该了。现在时世之乱,过于五胡乱华、满洲入寇之时数百倍,国势阽危,民生瘼苦,自命为有知识之人,还要以无为为当然,以不问政治为名高,实在等于没有心肝。”钱氏一生关心时势政治,致力于思想启蒙、唤醒民众的“兼济”事业,虽为此招来讥讽诋毁而无悔。他的言行实际上也在回应章太炎的一贯主张:国学研究的归宿点“要在修己治人是也”(1933年5月《关于经学的演讲》),学者必须做到“束身自好”与“周于世用”兼得。要实现这一宗旨,前提在于端正修明私德与放弃礼法的关系,确立高尚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这无疑是一个需要持久的勇气和毅力、无畏艰辛的生命历程,钱氏的可贵之处还在于,病困于沦陷的北平之际,仍坚守住民族气节与个人情操,不作苟且人生之念,尽管所处环境已极其恶劣。章太炎在去世前三个月给钱氏的信中写道:

     自今以后,蓟门一道,恐在尧封之外,彼在位者,唯有作夷甫排墙而死,在野亦难容嵇、阮矣。颜公迭处周齐,有《小宛》诗人之言,盖庶几处乱之道也。(1936年3月1日函,见《鲁迅研究资料》第二十辑)

     老人对学生一吐悲愤之情,山河行将变色.抵御外寇者难免西晋王衍死于后赵石勒之手的命运, 江湖上也再无秸康 !阮籍们的立足之地,大概也只能和遭逢鼎革的颜元一样,以“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诗句相告诫。两年多之后,钱玄同也随师骑鹤而去。

     钱玄同与章太炎虽然各有不同的思想主张和学术特色,仍能够葆有纯真的师生情谊并且善始善终,根本就在于他们所树立的相同人生观,为其一生共同的安身立命之处。作为一个恰切的反面例证,康有为与梁启超的交往也颇具典型意义。康、梁数十年的师弟关系之所以善始恶终。重蹈当年曾国藩、左宗棠师生“石交化为豺虎”的覆辙,其内在原因即他们对待修明私德与放弃礼法的关系,与章、钱师弟的所作所为迥然不同。(参见拙文《振华公司内讧与康梁分歧》,见《康有为研究论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1)章、钱师生铭刻于人生实践中的思想,正反典型事例所蕴涵的意义,既揭示出近代学术演变过程中两代学者之间复杂的传承关系,对当今学者也应该是一种鞭策。

     钱玄同(1887年9月12日一1939年1月17 日),初名师黄,字德潜;留日期间改名夏,字中季;后改名玄同,号疑古。浙江吴兴人。中国近代杰出的学者、教育家和启蒙思想家。

     本书是钱玄同的论著选集。收入钱氏一生中具有典范性和影响力的论文、时评、杂文、书札、序跋等四十余篇,另有一种音韵学专著的节录,涵括了他在留学日本期间及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整理国故运动等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文字,内容涉及白话文学、汉字改革、国语统一、古史经学和小学音韵等诸多方面,借用钱氏本人的话来表述。即是“探索语言文字之本源,论述前哲思想之异同,考辨上古文献之真赝,阐扬类族辨物之微旨,穷究历史社会之演变”,力求较为完整地彰显钱玄同的思想、学问、人格及其应有的历史地位。钱氏写作的特点,除了喜用长短不一的随感杂文形式,尤其体现在擅长用书信形式发表议论,其书札价值可与专论文字相埒,理当酌收,“灵皋文禁”显然不适用于本书的选编。

     钱玄同的著述距今已有一世纪左右的时间,但仍然值得研读。因为他所怀疑和剖析的世界,依旧残存于今天的世界;他所认同的文化理想,仍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打开书卷,他的思想从历史角落来到我们中间,并且依然具有颠覆力。

     张荣华识于二〇一四年十一月

     本期排版: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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