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稿|赵晓龙:北魏金陵新探
2016/5/12 经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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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仰恩大学学报《学术问题研究》201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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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之前的帝王陵墓在《魏书》里被称为“金陵”。北魏先后建都于云中、盛乐、平城和洛阳，史书里只记载有云中金陵、盛乐金陵与平城附近的金陵。笔者通过研读近代以来洛阳出土的墓志铭文发现，洛阳北魏帝陵也被称为“金陵”。由此推断，云中金陵、盛乐金陵与平城的金陵不是同一处陵墓，而是当时人对帝陵的一种习惯性的称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地名迁移所致。
作者简介
赵晓龙(出生于1983年——)，男，陕西扶风人，陕西师范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专业硕士毕业，现为西安市宇航中学一级教师。
北魏(386—557年)，是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封建王朝，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第一个朝代，又称后魏，拓跋魏，元魏。初称代国，公元386年，拓跋部首领拓跋珪建立，改国号为魏，建都平城。439年，统一北方。493年起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皇帝改姓元。534年，北魏分裂。北魏时期，迁都洛阳和移风易俗，促进了北魏的封建化和民族融合。
北魏在历史上多次迁都，由于《魏书》中存在“金陵”、“盛乐金陵”、“云中金陵”三个名称，北魏帝王的陵墓究竟是一处，还是三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北魏“金陵”的问题才展开了研究，但是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不是很多。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意见主要有两种。以张焯[1]、魏坚[2]、刘溢海[3]等先生为代表，认为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的北魏帝王陵墓云中金陵、盛乐金陵与金陵为一处。而《魏书?礼志》中记载，太宗拓跋嗣“又于云中、盛乐、金陵三所，各立太庙，四时祀官侍祀”。[4](P2737)可见，北魏在定都平城以后，平城的金陵与云中金陵、盛乐金陵是分别祭祀的。另一派主要是古鸿飞先生[5]，认为云中金陵、盛乐金陵与金陵不是一处地方，而是三处。但是古先生在文章中只根据《魏书》的文字记载，也研究时没有考虑到北魏有祔葬的习俗，所以产生了帝后分葬的矛盾，研究陷入了困境，被支持金陵一处说的学者所诟病。所以，很有必要对此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这不仅有利于拓清北魏历史基本事实，也有利于北魏帝陵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也有利于增强地方文化遗存的保护意识。笔者通过研究，比较赞同古先生的观点。
公元494年，北魏正式迁都洛阳以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孝文帝死后葬于长陵。自从魏孝文帝建都洛阳起，先后有四位北魏皇帝葬在洛阳北郊邙山一带，即魏孝文帝的长陵，魏宣武帝的景陵，魏孝明帝的定陵，魏孝庄帝的静陵。自近代以来，在洛阳附近出土了大量北魏墓志，墓志铭文为研究北魏历史提供了大量资料。笔者通过研读北魏墓志发现，实际上，位于洛阳附近的北魏帝陵也被称做“金陵”。
一、洛阳金陵考
北魏自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严厉推行汉化政策。孝文帝在迁洛之前就开始为自己营建陵墓，在文明太后(冯太后)永固陵旁为自己预建万年堂。[6](P111)迁都洛阳后，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乃自表瀍西以为山园之所”[4](P330)，放弃了原先在平城预修的陵墓，自己带头埋葬在洛阳。太和十九年(495年)，“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4](P178)同时下诏“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 [4](P527)出土的大量北魏元姓亲王墓志基本都在洛阳邙山一带出土，而且在外地任职的元姓亲王墓志铭文中都有“归窆”或“迁柩”[7](P115)洛阳的记载，说明这个制度得到了很好的遵守。
其中《元彦墓志》铭文记载，“君讳彦，字景略，河南洛阳都乡光穆里人也。恭宗景穆皇帝之曾孙，侍中乐陵之孙，镇北将军乐陵密王之世子，袭封乐陵王……厥龄四七，以熙平元年岁次丙申九月乙丑朔廿四日戊子薨谢中畿伊洛之第……以十一月十日窆于金陵。”[8](P88)
又《元显魏墓志》铭文记载，“君讳显魏，字光都，河南洛阳人。景穆皇帝曾孙，镇北将军城阳怀王之子也……以正光六年二月七日终于宣化里宅……以孝昌元年十月壬申朔廿六日丁酉葬于金陵。”[8](P166—167)
《元彦墓志》，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十一月立。清末出土于洛阳市孟津县瀍河两侧的北邙山域。
《元显魏墓志》，北魏孝昌元年(525年)十月立。1916年出土于洛阳后海资村，归洛阳古物保存所，后入河南博物馆(现为开封市博物馆)。
墓志标明主人身份，都是皇族子弟。孝文帝迁都后他们居住在洛阳，死后也必须埋葬在洛阳，墓志出土地点与史料记载相符。所以这个“金陵”肯定不是《魏书》中单称为“金陵”的平城帝陵，而是在洛阳附近。
《元茂墓志》记载，“君讳茂，字兴略，河南洛阳都乡光穆里人也。恭宗景穆皇帝之曾孙，乐陵密王之第三子……以(正光六年，公元525年)三月十七日辛酉窆于都西金山之东”。 [8](P163)
从出土墓志看北魏人认祖归宗的观念是很强的。如《元囧墓志》表明，“虽然出继，死后也要归宗，葬于生父所在族墓中”。[7](P65)从墓志来看元彦和元茂是亲弟兄，这里肯定是他们的家族墓地，这里就应该是“金陵”就应该位于洛阳城西“金山之东”。元彦墓志出土于洛阳市孟津县瀍河附近，这里恰好是孝文帝的长陵所在地。在北魏墓志里，这一块也被称为“西山”，而且记载就在“瀍涧之东”[8](P115)。
《说文解字》解释“陵，大阜也”。解释“阜，大陆也，山无石者”，就是没有石头的大土山。在古文里，陵与山是同意的。《诗经·小雅·十月之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汉诗《上邪》中有“山无陵，江水为竭”的说法。《王温墓志》有“陵谷有革，韶乡无期，叙芳尘而写德，托幽石以传徽”[7](P135)的说法。《侯掌墓志》亦有“陵谷或徙，丘垄不常，镌此幽石，志彼玄房”。[7](P104)见北魏时代人们山陵互称、以陵代山的现象很频繁。
当时的文献中也是如此。
《魏书·韩麒麟子韩显宗传》记载，韩显宗上书孝文帝曰，“况北代宗庙在焉，山陵托焉，王业所基，圣躬所载。”[4](P1340)
《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拓拔澄传》，任城王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恐贼虏窥边，山陵危迫。”[4](P476)
又见《魏书·李崇传》记载，“吏部尚书元修义曰：‘臣谓须得重贵，镇压恒朔，总彼师旅，备卫金陵’……仆射萧宝寅等曰：‘陛下以旧都在北，忧虑金陵。’”[4](P1473)
《魏书·帝纪十一?前废帝广陵王、后废帝安定王、出帝平阳王》记载，“乙巳，帝幸都水，南过洛汭，遂至瀍涧……以车骑大将军、河南尹元仲景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乙卯，车驾谒山陵。”[4](P285)
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不论是平城帝陵还是洛阳帝陵，都可以称为山陵或者金陵，所以金陵就是山陵。
由于北魏皇帝的陵墓都建造在山上，故又称“山陵”。[5] 所以北魏迁洛之后，帝陵都分布在邙山。赵万里先生根据墓志推断“金陵即孝文之长陵……邙阜傍长陵者称金山，亦犹长陵称金陵矣”。[9](P99)所以，《元茂墓志》里的“金山”就是《元彦墓志》和《元显魏墓志》中的“金陵”，就是长陵。但是赵万里先生所说的邙山上的金山可能是不存在的，有附会之嫌，这应该是当时人习惯把山称陵的结果，并不一定有金山。如果金山确实存在的话，孝文帝陵的位置就很容易确定，而现实状况却并非如此。
另外，长陵可以称为金陵，又被称为“西陵”，与北魏洛阳城的方位有关。
北魏洛阳城的位置《洛阳伽蓝记》记载“(白马)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10](P134) 西阳门是内城西城墙往北第二座门。从文献看白马寺位于北魏城垣以西。白马寺位于今天的洛阳老城以东12公里处，也就是说北魏洛阳城位于现在洛阳市区的东边。从考古发掘来看，汉魏故城在洛阳市东15公里，大城处在邙山与洛河之间，北魏迁都后是在汉、魏晋故城的基础上营建的[11]。瀍河发源于孟津县横水镇，由牛步河入瀍沟。进入瀍沟以后，偎着山崖，由洛阳瀍河区的下园汇入洛河。有些墓志铭文说“窆于瀍涧之滨”[7](P68)，应该就指的是瀍沟。孟津在现在洛阳市正北，当然是位于北魏洛阳城的西方了，孝文帝“乃自表瀍西以为山园之所”[4](P330) ，所以孝文帝的长陵在墓志里又经常被称为“西陵”。
二、金陵迁移考
北魏金陵是北魏皇帝陵墓的专称，已成定论。但是关于北魏金陵究竟有几处，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以往学者们论述只是从文献和考古遗存出发，论证的也仅仅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金陵[12]。金陵究竟是一处还是三处？学术界争论不休。
从洛阳出土的墓志铭文来看，北魏不仅迁都，而且也把对帝陵的称呼搬了过来，所以才有了洛阳金陵。
孝文帝改革后北魏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改革，经济由游牧经济过渡到农耕文明，政治方面完成了北魏封建化，同时鲜卑贵族对汉族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学习，积极推进民族融合。从迁都洛阳后大量墓志的产生来看，这也是学习汉族丧葬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魏书》中看，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的北魏帝陵有个重大变化。孝文帝去世后，葬长陵，世宗葬景陵，肃宗葬于定陵，敬宗葬于静陵。孝文帝以后列位皇帝陵墓有了陵号，不再统称为“山陵”或者“金陵”，很容易区分。
那么，此前的云中金陵、盛乐金陵与平城附近的金陵究竟是一处还是三处呢？
支持金陵一处说观点的诸位先生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一、认为云中金陵、盛乐金陵的出现是行政区划的变更造成的，盛乐是云中郡治[1]，所以都可以简称为金陵。二、由于《魏书·帝纪》和《皇后传》中名称记载有差异，金陵与云中金陵同时出现。而且《资治通鉴》也只有金陵一种称呼，由于帝后是合葬的，所以云中金陵就是金陵 [3]。三、从考古的角度认为，位于内蒙古托克托县的“云中”古城和位于和林格尔县的“盛乐”古城相距较近，而且盛乐与大同相距较近，所以推测不可能有三处金陵[2]。
我们逐条来考索一下。
首先，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盛乐是北魏云州治地，云州下辖云中郡，云州还有盛乐郡，盛乐即使作为郡治，也应该在云州盛乐郡，而不是在云中郡。[13](85)而不是刘溢海先生说的“迁都平城后在原盛乐一带设置云中郡，而将盛乐城又作为云中郡治。”[3]
《魏书?礼志》中记载，太宗拓跋嗣“又于云中、盛乐、金陵三所，各立太庙，四时祀官侍祀”。[4](P2737)太庙，帝王的祖庙。如果三处皆为一地的话，又何必分别设官祭祀。另外，《魏书》中除用云中金陵、盛乐金陵、金陵区分三处帝陵外，在安葬的人物中也按三处金陵分类，这绝不是《魏书》作者随意安排的，而正说明确实存在三处金陵。正如王树民先生所说：“《魏书》的缺点虽然很多，但北魏历时不过一百多年，其末期为魏收所亲身经历，凡无须回护隐讳之事，所记者较为真切。”[14](73)而且魏收奉命修史，他能见到的资料是很丰富的[15](263—264)，所以，《魏书》中云中金陵、盛乐金陵、金陵是都存在的。
其次，北魏继承了祔葬的习俗，即葬于先茔之旁，后妃死后一般也必须跟帝王合葬。虽然《魏书·帝纪》和《皇后传》中名称记载有差异，金陵与云中金陵同时出现。魏收奉命编撰史书时，所利用的材料大多是都是北魏时的史家修撰[14](70)，所以史料的可靠性是很高的，来源也很多，所以成书很快。魏收在北齐天宝二年(551年)奉命修史，到了天宝五年(554年)，只用了四年时间，纪、传部分就提前完成，随后就呈现给北齐皇帝了。至于纪、传中地名不统一，帝后陵名称的差异，把云中金陵简省成金陵，这应当是《魏书》草草成书造成的失误，而不是刘先生所说“是对本来只有一处的金陵随便在前面加地名”。北齐距北魏灭亡仅仅26年，当时人对北魏帝陵是很清楚的，所以才会忠实的称之为金陵、盛乐金陵与云中金陵。如果是一处的话，直接称金陵就行了，没有必要冠以“云中”或者“盛乐”的地名加以区别。
另外，刘溢海先生用《资治通鉴》来佐证金陵只有一处，实在有失公允。《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对于历史上的分裂时代，如三国，魏有纪，蜀、吴无纪；南北朝时代，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对北朝历史根本就不重视，刘先生在论述中，却利用南朝历史记载中夹杂的支言片语来研究北魏历史，当然不足为信。
至于考古界目前还没有发现北魏金陵，只是依靠《魏书》等文献资料对历史遗迹进行定位，魏坚先生根据北魏几处都城的距离远近就断定史籍中记载的“盛乐金陵”、“云中金陵”、“金陵”就是金陵，因此“盛乐金陵”、“云中金陵”根本就不存在[2]。中国的考古学自创建以来，就抱着重建历史的使命。正如学者所说，“考古资料经过诠释，注入历史研究，充实古史内容，建构我们对古代认识”[16]既过于武断，又违背了“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原则。
由此可知，北魏时期，人们习惯上把帝陵都称之为“金陵”。由于北魏多次迁都，所以位于都城附近的金陵也发生了地名迁移。从《魏书》的记载来看，孝文帝强强制实行汉化政策之前，北魏历代帝陵没有独立的名号，统称为“金陵”。为了便于区别，就不得不在前边冠以地名。
为什么有这么多“金陵”出现？这跟鲜卑族的迁徙有关。
钱穆先生研究上古地名时曾经指出，“异地同名，决非同时并起，亦非偶然巧合。古人迁居不常，由此至彼，往往以故地名新邑，如殷人所都皆曰‘亳’。故鄙论谓探索古史地名，可以推见古代民族迁徙之遗者，在此。异地同名既有先后，则必其地人文开发较早者得名在先，其地人文开发较迟者得名在后。”[17](P80—92)
恩格斯就曾经利用地名词源研究，证明英国的许多地名是公元11世纪罗马人征服不列颠后留下的痕迹。现在英国和美国好多城镇名称完全一样，这是因为北美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国移民最初多数新建的大农场都是以英国城镇的名字来命名的。[18]英国人曾经把它们的北美殖民地叫做“新英格兰”(New England)。荷兰曾经被称为尼德兰，它在北美洲东部设立的殖民地就曾经被称为“新尼德兰”(荷兰语：Nieuw-Nederland)。因为北美的英国殖民者“普遍认可的生活方式是比较舒服的。”[19](P82)
古今中西，概莫能外。因为北魏先后建都于云中、盛乐、平城和洛阳，所以帝陵“金陵”的称呼也发生了迁徙。为了区分方便，所以在前边冠以都城的名称。洛阳之所以不再称为“金陵”，应该是孝文帝学习汉族帝王，陵墓有自己独立的名号，所以“金陵”的称呼在迁都洛阳以后，逐渐推出了人们的观念之中。
综上所述，由于出土的墓志铭文为我们研究北魏金陵提供了新证据，北魏金陵就是北魏帝陵的统称，北魏先后三次迁都，因为帝陵都位于都城附近，所以北魏“金陵”也发生了迁移，金陵一共有四处，即云中金陵、盛乐金陵与平城的金陵，洛阳金陵，金陵并非只有一处。由于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强制推行汉化政策，位于洛阳北邙一带的帝陵有了独立的名称，所以“金陵”这一传统称呼逐渐被废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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