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忠伟:从东晋朝政看《孝经》郑注地位上升的缘由
2016/6/5 经学文献

     来源:《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经学文献投稿邮箱

     jingxuewenxian@126.com

     政治与学术互动的角度,对《孝经》学史上题名为“郑氏注”的传本为何得到推崇并盛行的原因进行探讨。通过考察,发现东晋官方有意识地提升了《孝经》“郑氏注”这一传本的权威地位,《孝经》郑氏注的微言大义确实与东晋官方的政治诉求存在明显的共振。该结论对于解决《孝经》“郑氏注”是否即为汉末大儒郑玄所注的学术争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作者简介

     潘忠伟,男,1979年生,籍贯浙江景宁,汉族,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副教授。著有《北朝经学史》

    

     东晋中叶以后,题名为郑玄注的《孝经》传本逐渐占据权威地位。这一时期《孝经》郑注地位的上升绝非是一个简单的学术史问题,而应看到当时官方推崇《孝经》郑注的政治背景。具体而言,东晋穆帝、孝武帝在亲政前后讲解《孝经》,是为了实现中枢权力顺利转移所进行的必要举措。而《孝经》郑注之所以受到推崇,与其思想旨趣和官方政治意图较为契合这一缘故有关,其中尤以郑注的“先爱后敬”说最为典型。

     1东晋中晚期《孝经》郑玄注地位的提升

     《孝经》郑氏注之渐受重视,大致上以东晋中期为起点。同时,《孝经》郑氏注即为郑玄注的说法也为当时官方所认可。东晋《孝经》郑玄注之受官方推崇的情形及其现实缘由,颇值得留意。

     关于《孝经》不同传本在唐以前的流传情况,《隋书·经籍志》在“《孝经》类”下有专门的介绍。大致上说,秦汉时期《孝经》逐渐形成了今文和古文两个传承系统,其中《今文孝经》先出,传者众多,其中长孙氏所传的《今文孝经》较其余传本多出《闺门》一章,后出的《古文孝经》与长孙氏《今文孝经》大致相同,唯又多出三章,共计二十二章。刘向之典校《孝经》,以依据《今文孝经》为主,以参考《古文孝经》为辅,定为十八章。这一校本以东汉学者郑众、马融等人的注本为突出。除此之外,又有题名为“郑氏”的注本,相传“郑氏”即为东汉末年大儒郑玄。

     《隋志》关于《孝经》传承情形的叙述中,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孝经》郑氏注是否即为郑玄注,一直以来就存有较大的争议。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对此争议又有进一步的说明。《序录》称:

     世所行郑注,相承以为郑玄。案:《郑志》及《中经薄》无,唯中朝穆帝集讲《孝经》,云以郑玄为主。检《孝经注》与康成注五经不同,未详是非。江左中兴,《孝经》、《论语》共立郑氏博士一人。《古文孝经》世既不行,今随俗用郑注十八章本。

     陆德明的意思是说,现在通行的《孝经》郑注本,相传为郑玄所撰。考察记载郑玄与其弟子问答之语的《郑志》和西晋学者郑默所撰定的目录学著作《中经薄》,均未提及郑玄曾注《孝经》一事。只是东晋穆帝时期讲解《孝经》时,确认该注本应是郑玄所撰为主。陆德明发现,《孝经》郑氏注的经义,与郑玄的其他经籍注文,在旨趣上是存在差别的。陆氏还指出,由于《古文孝经》未得到流传,所以当时通行的《孝经》注本即是题名为“郑氏”的注本。

     从陆德明的这一叙述来看,陆氏对于“郑氏”是否为郑玄,是颇为怀疑的。不过,这并未影响《孝经》郑氏注本的盛行,《经典释文》以此本为底本训释音读,即为显证。

     针对《孝经》“郑氏”注是否为郑玄本人所注,唐代学者刘知几又有更为详细的议论。刘知几的议论,在通行本《孝经注疏》中有引用,其文如下:

     谨按今俗所行《孝经》,题日郑氏注。爰自近古,皆云郑即康成,而魏晋之朝,无有此说。至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论经义。有荀昶者,撰集《孝经》诸说,始以郑氏为宗。自齐、梁以来,多有异论。陆澄以为非玄所注,请不藏于秘省。王俭不依其请,遂得见传于时。魏、齐则立于学官,著在律令。盖由肤俗无识,故致斯讹舛。然则《孝经》非玄所注,其验有十二条。

     刘知几举十二条证据,力证《孝经》“郑氏”非郑玄。关于这一点,中古学者已聚讼纷纭,现当代学者亦各持理据,至今尚未论定。笔者以为,执着于是非真伪之论,非为不当,不过若无充足证据,多说则不免累赘。事实上,刘知几为证此说之谬,曾援引三国学者宋均之说,宋均认为郑玄未注《孝经》,可见这一争论由来已久,不能论定,盖是必然。倒是陆德明、刘知几等人均强调《孝经》郑氏注即为郑玄所注这一看法的兴起,与东晋官方讲经一事颇有密切的关联。此点与《孝经》郑氏注之盛行南朝,关系甚大,而学者似未曾注意。

     关于东晋穆帝和孝武帝讲解《孝经》之事,《隋志》著录有“晋穆帝时《晋孝经》一卷,武帝时《送总明馆孝经讲》《议》各一卷”。上述著述为当时官方所认可的权威《孝经》传本和讲、议本。据陆德明所述,东晋穆帝讲解《孝经》,即以郑玄为标榜。至此之后,这一传本逐渐成为《孝经》通行本,郑氏注即为郑玄的说法也渐为流行。

     既然《孝经》郑本与东晋穆、孝武二帝讲经有关,那么考察这一时期的官方讲经情形,当是必要的。大致上说,这一时期帝王讲、议《孝经》,似非敷陈孝道、倡导孝治之常例,而实有深层次的缘由。观乎两晋,帝王或太子讲解《孝经》之事,除东晋穆、孝武二帝外,鲜见其余各帝《本纪》。至于太学释奠之礼,亦甚少讲《孝经》。《晋书·礼志》称:

     礼,始立学必先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用币。?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讲《诗》通,太康三年,讲《礼记》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元帝太兴二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太子并亲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颜回配。成帝成康元年,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并释奠如故,穆帝、孝武并权以中堂为太学。

     根据上述记载,两晋时期官方讲解《孝经》,除武帝泰始七年,时为太子的惠帝在释奠时讲《孝经》外,主要集中在东晋穆、孝武二帝时期。另外,据《晋书·穆帝本纪》记载,永和十二年(356年)穆帝亦尝讲《孝经》。如此,穆、孝武二帝则讲《孝经》三次。

     众所周知,西晋司马氏为取得政权,起始即有弑君之恶名。曹魏高贵乡公曹髦死于司马氏家兵之手,以当时舆论而言,司马氏难逃弑君之恶名,而有晋一代,甚少谈忠,多推崇孝道,也非无因。不过,穆帝、孝武二帝之推崇《孝经》及郑玄注,似非仅仅追述祖训而已。《晋书·车胤传》记孝武帝讲《孝经》的情形,称:

     宁康初,以胤为中书侍郎,关内侯。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礼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阳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

     此次讲《孝经》,似与《晋书·礼志》所记载的宁康三年(375年)讲经为同一事件。当时舆论以车胤参与讲经为荣,其中原因,值得深考。或者说,以当时官方不甚重视学术之情势而论,竞有众多权臣参与,郑重讲、议《孝经》之事,当别有深意也。

     大致上说,陆德明、刘知几等学者议论《孝经》郑氏注被视为郑玄注这一看法的渊源时,均强调东晋官方讲《孝经》与郑注地位提升的关联。而从史籍记载来看,《孝经》郑氏注地位的这一变化,亦绝非简单的学术风尚之转移,而应从东晋中叶的政治局面来考察这一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2东晋穆、孝武二帝讲《孝经》的政治背景

     从东晋穆帝、孝武帝讲《孝经》的时间上看,均涉及到二帝与褚后之间的权力转移问题。具体而言,在东晋穆帝、哀帝、海西公、简文帝及孝武帝前期,褚后曾三次执掌朝政,其中穆帝和孝武帝均存在皇帝亲政的问题。在权力转移的关键时期,二帝讲解《孝经》的举措,在当时是极具政治意味的。

     东晋司马氏政权的维系,主要依靠逃至江东的中原大族与江南世族的鼎力支持,中枢权力往往掌握在这些大族手中。东晋明帝以来,皇族姻亲和后妃之党多出这些世家望族,而帝位的继承问题,也往往受这些外戚所左右,司马氏几近陪位而已。或者说,掌握东晋中枢政权的重心是那些有外戚身份的世家大族,而世家大族通过外戚维持东晋“共主”的局面,也是合乎情理的选择。从东晋第二任皇帝明帝司马绍开始,这种局面就大体确立下来。明帝皇后出自颖川庾氏,成帝司马衍为明帝长子,庾亮、庾冰、庾翼等皆为其舅。成帝死后,为继续掌握政权,庾冰便谋立成帝同母弟司马岳为帝,即后来的康帝。许嵩《建康实录》记载:

     显宗不豫,时庾冰以舅氏当朝,权侔人主,虑易世之后,戚属疏远,将为他人所制。乃谋说显宗日:“国有强敌,宜立长君。”显宗信而从之,遗诏以琅琊王为嗣。

     “显宗”为东晋成帝庙号,琅琊王即为东晋康帝。又,《建康实录》记载:

     时显宗寝疾,庾冰兄弟以舅氏当朝,谋立康帝为嗣,充建议以父子相传,先王旧典,不宜改易。冰等不从。既而康帝临轩,冰、充侍坐帝。日:“朕嗣鸿业,二君之力。”充对日:“陛下飞龙,臣冰之力。若如臣议,不睹升平之日。”帝有惭色。

     何充出自庐江何氏,据《晋书》本传,其母为王导妻之姊,其妻庾氏为明帝皇后之妹,可见何充与庾冰亦为姻亲。康帝深知帝位之稳固与否,主要依赖于庾氏、何氏,故向庾冰、何充表示感激之情。而何充却毫不领情,康帝唯有尴尬而已。事实上,康帝长子司马聃的后妃为何氏,即为何充兄弟何准之女。由此可见,这些世家大族通过姻亲,牢牢把持司马氏政权。

     康帝在位仅二年,司马聃即位,是为穆帝。穆帝当时尚在襁褓之中,由康帝皇后褚氏主持朝政。褚太后也出身于世家大族,《晋书》本传称其“少以名家子人选琅琊王妃”,褚后之父为褚裒,其母为谢氏。笔者怀疑其母谢氏当与陈国谢鲲同族,否则很难理解谢尚在穆帝永和时期(公元345—356年)的快速升迁。而穆帝即位之后,随着庾冰、庾翼、何充相继谢世,褚太后对政局的控制日益加强,《晋书》何充本传称:

     充每日:“桓温、褚裒为方伯,殷浩居门下,我可无劳矣。”

     桓温镇守荆楚,为何充所荐;褚裒以太后之父的身份镇守京口;殷浩为褚裒所荐而为扬州刺史。此三人均为当时屏藩之臣,居于至重之地,其中褚后一党三居其二,褚氏势力可见一斑。不久,褚裒谢世,其时桓温尚未坐大,中央权力为褚太后所掌握。据《晋书》本传,从穆帝建元元年(343年)直到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褚太后曾三次临朝称制,其中第一次在穆帝亲政之前,第二次在哀帝、海西公时期。第三次在孝武帝亲政之前。在这长达四十一年的时间里,褚太后依靠司马昱、褚裒、谢尚、顾和、殷浩、蔡谟、王彪之、谢安、谢玄等人,成为东晋政局的实际掌控者。

     在这一政治背景下,穆帝、孝武二帝之讲《孝经》,当是不同寻常的。据《晋书·穆帝本纪》,至永和十二年(356年),穆帝始临朝观政,同年二月,穆帝第一次讲《孝经》;升平元年(357年),穆帝开始亲政,同年三月,又再次讲《孝经》。穆帝虽亲政,但褚后为母,故在亲政前后,屡讲《孝经》,绝非虚应故事而已。

     穆帝亲政仅五年左右,继穆帝之后的哀帝、海西公,政局不稳,褚后第二次临朝亲政。不过,此时桓温势力急剧上升,褚后已无力与之抗衡,海西公之废、简文帝之立,均为桓温所启。简文帝司马昱在位仅六年,其子司马昌明即位,是为孝武帝。孝武即位时仅为十岁左右之孩童,褚后又第三次临朝听政。三年之后,即太元元年(376年),孝武帝亲政。此前一年,即宁康三年(375年),孝武帝亦讲《孝经》一遍。《世说新语》记载孝武宁康三年讲经一事,称:

     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日:“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日:“必无此嫌。”车日:“何以知尔?”袁日:“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

     孝武讲《孝经》,谢安、谢尚与诸臣预先讲习,如此郑重其事,原因与穆帝讲经相同,均为此种讲经仪式是关乎中枢权力转移的重要举措。

     同样,此时所讲之《孝经》,以郑玄注为标榜,亦绝非偶然。早在褚太后第一次亲政时期,当时对于褚裒朝见太后的礼仪问题,很可能就涉及到《孝经》郑氏注。《晋书》褚太后本传记载:

     太常殷融议依郑玄义,卫将军裒在宫廷则尽臣敬,太后归宁之日自如家人之礼。太后诏日:“典礼诚所未详,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详之。”征西将军翼、南中郎尚议谓“父尊尽于一家,君敬重于天下,郑玄义合情理之中。”太后从之。自后朝臣皆敬裒焉。

     殷融为殷浩之叔,认为褚裒朝见褚太后之时,当行君臣之礼。庾翼、谢尚等人与殷融一致,均赞同郑玄的说法,认为“父尊尽于一家,君敬重于天下”,这在当时并非是一般的礼仪变革。而这种礼仪所依据的郑玄之说,不见于郑玄三《礼》注,而很可能来自于题名为郑玄注的《孝经》传本。由此来看,穆帝所讲的《孝经》以郑玄为标榜,或许即与此相关。另外,苟昶所撰的《集议孝经》,亦以郑玄为宗,此书当是根据孝武帝讲《孝经》时群臣议论之义集合而成。由此来看,《孝经》郑氏注视为郑玄传本的说法,与当时朝政也是颇有关涉的。

     既然东晋中叶以来《孝经》地位的上升存在极其浓厚的政治背景,那么《孝经》郑氏注的思想旨趣,应与当时官方意图存有较高的一致性。或者说,穆、孝武二帝之讲《孝经》,与褚太后长期执政的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3从《孝经》郑注旨趣看其受官方重视的内在原因

     现通行本《孝经注疏》为唐玄宗李隆基所注,唐代学者元行冲所疏,宋代学者邢呙又对疏文加以修订。《孝经》李隆基的注文、元行冲的疏文中,保留了部分郑注注文和中古学者的相关见解。通过分析郑注及中古学者的思想旨趣,可进一步说明东晋官方推崇《孝经》郑注的内在原因。以家庭伦理而言,褚太后于穆帝为母、于孝武帝为从嫂,太后临朝称制,实为司马氏微弱而后党强盛的具体反映。穆帝、孝武帝之亲政,从根本上而言不利于后党及其背后高门世族的根本利益。故在二帝亲政前后的微妙时期,集合群臣讲、议《孝经》无疑是表明各自政治立场的绝好机会。故而讲、议的旨趣应与太后及著姓大臣的意图存在某种契合性。事实上,《孝经》所敷陈的孝道,强调爱母敬尊,对于褚太后以母、嫂之尊交出中枢权力而言,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同样,对于高门世族而言,也不希望帝王亲政影响其固有的地位和权力。

     大致上说,《孝经》郑注的思想旨趣,与当时官方政治需要的确存在较为明显的一致性,这其中尤以依据《孝经》郑注的“先爱后敬”说为典型。《孝经·天子章》提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元行冲疏:

     所以于《天子章》明爱敬者,王肃、韦昭云:“天子居四海之上,为教训之主,为教易行,故寄易行者宣之。”然爱之与敬,解者众多。沈宏云:“亲至结心为爱,崇恪表迹为敬。”刘炫云:“爱恶俱在于心,敬慢并见于貌。爱者隐惜而结于内,敬者严肃而形于外。”皇侃云:“爱敬各有心迹,罴罴至惜,是为爱心。温清搔摩,是为爱迹。肃肃悚栗,是为敬心。拜伏擎跪,是为敬迹。”旧说云:“爱生于真,敬起自严。孝是真性,故先爱后敬也。”

     阮元引嘉善浦镗之说,认为疏文所引的“沈宏”为“袁宏”之误,至为精当。此章,郑注之全貌虽不可见,不过根据袁宏之语,我们尚能推断一二。所谓“亲至结心为爱,崇恪表迹为敬”,意思是说,爱敬当有轻重先后内外之分,大致上以结心为内表爱,以崇恪于外表敬;爱为本,敬为爱之迹。概言之,袁宏似以爱在敬先立论。而隋代学者刘炫虽主《古文孝经》孔安国传,但也承认爱为内、敬为外,与袁宏立论有相似之处。南朝梁代学者皇侃与袁宏有所不同,认为爱敬各有本末,即与疏所引的“旧说”不同。在这里,疏文所引的“旧说”,当是东晋南朝之旧义。此处“旧说”与袁宏一致,可证在东晋晚期和南朝宋齐时期,学者大多认为先爱后敬,爱为本,敬为末。袁宏曾参与孝武集议《孝经》,这一先爱后敬说也当是东晋官方阐释《孝经》郑注的权威说法,其渊源当在郑注而又有所发挥,应是合理的推断。

     这一源于郑注的先爱后敬说,颇契合当时政治态势之需要。所谓先爱后敬,是强调臣子应怀有亲近尊者之心,爱深则亲厚,亲厚则无间;反之,若强调敬在爱先,臣子若以肃敬之心对待尊者,敬立则恩杀,恩杀则间生。无论是穆帝i还是孝武,都应当保持爱母事尊之心于褚太后,如此,才不会出现彼此猜疑的情况。若先敬后爱,爱由敬生,褚太后便为一老妇,远尊之可也。

     同样,孝武讲、议《孝经》,侍讲之人有谢氏、陆氏、卞氏等世家著姓大臣,此点亦颇堪玩味。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言,东晋时期,贵臣往往以宽厚无事而为众人所称,如王导等辈。而帝王若勤政多事,便为世姓所不满,如王敦之难随。究其原因,在于司马氏仅为江东世族之共主,权力之重心在世家著姓手中。在此背景下,朝廷汲汲于提倡帝王之孝道,当符合世族的根本利益。《孝经·广至德章》提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唐玄宗注全引郑氏,称:

     言教不必家道户至,日见而语之。但行孝于内,其化自流于外。

     元行冲疏又进一步说明:

     案旧注用应劭《汉官仪》云“天子无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乃以事父事兄为教孝悌之礼。

     陆德明《孝经释文》采用郑注,其引有注文“天子事三老?‘天子兄弟五更”之语,可见这里所说的“旧注”即为郑注。通观这一注义,其大旨无非是让天子行孝于内,以事父事兄之礼对待大臣。从这一注义来看,不难发现郑注旨趣与世族著姓的期望颇为契合。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孝经》郑氏注是否即为郑玄所注,仍可继续讨论。不过,郑氏即郑玄这一说法流行于东晋中晚期的政治背景,《孝经》郑本受东晋中叶以来官方重视及其背后的原因,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古《孝经》学史的真实情形,都是有必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本期排版:小高

     排版限制本文删原文注

    

    

    

    http://www.duyihua.cn
返回 经学文献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