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存阳：三礼馆与清代学术转向
2016/6/7 经学文献
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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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存阳，山东任城人。2000年6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古代思想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0年7月至今，就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清史研究室，现为副研究员。研治清代学术思想史，尤以清代三礼学为主攻方向。
学术发展既随世运推移而变迁，更在变迁中为时代走向注入新的特质。作为集传统学术之大成的清代学术，即在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的嬗中，经由清初迨及乾嘉，以知识界对传统经典的回归取向为标志，实现了由理学返抵经学的学术转型，遂在反向层面上拓展了传统学术的更新进路，从而彰显出有清一代学术的鲜明个性。而在此转型过程中，乾隆初叶清廷诏开三礼馆这一政治性学术活动事件，确然担当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有清一代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无论在政治统摄，还是思想调控等方面，皆表现出集大成的形态。而随着时势的推移，清代学术文化也在艰难的反省和抉择中，扬弃宋明理学发展的当下困境，朝着“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新路向演进，终在乾嘉诸儒的苦心经营下，形成以朴实考经证史为主流特征的清代个性学术。其间，以乾隆十四年(1749)十一月清廷诏开“经学特科”为标志，清代学术路向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揭开了由理学向经学转型的新演进。而论此学术转型的契机，清廷于乾隆初叶所诏开的三礼馆及其学术取向，无疑是一件值得关注的重要政治性学术活动。
1清廷诏开三礼馆的缘由
乾隆元年(1736)六月十六日，清高宗颁发了一道意义非常的上谕。他强调道：
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阐明经学，嘉惠万世，以《大全》诸书，驳杂不纯，特命大臣等，纂集《易》、《书》、《诗》、《春秋》四经传说。亲加折衷，存其精粹，去其枝蔓，颁行学校，昭示来兹。而《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朕思五经乃政教之原，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传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昔朱子请修《三礼》，当时未见施行，数百年间，学者深以为憾。应取汉、唐、宋、元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其开馆纂修事宜，大学士会同该部，定议具奏。
清高宗何以继位伊始即做出命总理事务王大臣等筹措开馆纂修《三礼》义疏的决定?个中缘由，清高宗此谕及其于乾隆十三年(1748)十月一日御制的《三礼义疏序》，已有所透露。综观而言，其因有三：一是欲庚续圣祖御纂、钦定四经(指《御纂周易折中》、《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之绪，补其《三礼》未备之缺憾；二是鉴于“五经乃政教之原，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传》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以发挥礼的经世或修道设教功能；三是应臣下“今当经学昌明、礼备乐和之会，宜纂辑《三礼》，以藏五经之全”的请求。
不过，除清高宗所强调的三条原因外，还有一些因素值得关注。就政治层面来说，明清易代之后，随着统治思路的调整，清廷逐渐确立起“崇儒重道”为治取向，且在与清初知识界“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学术更新的互动下，为经学的再度兴起提供了发展空间；而随着统治秩序的渐趋稳固，加强礼制建设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呼声越来越高，清圣祖对《礼记》、世宗对《周礼》重要性的关注，以及朱鼎菁、熊赐履、魏象枢、陈紫芝等人对强化礼治、编纂礼制之书的不断呼吁，客观上为礼制制作提供了思想依据。就学术层面来说，在清初“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学术潮流的氤氲下，经学兴起之势日趋明朗，而发经学兴复之先声的《三礼》学，更是取得了诸多成就，从而为进一步的整理和系统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就清高宗自身学养和思想来说，自其受学之始，即熏沐于诸位师傅的经训、义理之教，奠定了一定程度的儒学根柢；而随着对经义、宋五子之学研习的加深，他更体会出其中蕴含的深层意味。以此为基始，从而孕育出其加意经学、注目礼之为治的思想取向。以上因素，无疑为三礼馆的诏开提供了很大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之所以成为实际行动，清高宗欲为其父行三年之丧所引发的波折，实是一条导火索。尽管这一波折在清高宗的执意下得到折中解决，但那些不赞成行三年之丧的满洲权贵，内心里仍不免存有抵触情绪，如何消除这一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隐患，成为清高宗不得不妥善处置的一大棘手问题。《三礼》经典文献的权威性，正好为清高宗化解困境提供了思想依据。
由上可见，清高宗所表明的承续其祖经学取向及补其缺的意图，固然是其决定开馆修纂《三礼》义疏的主要原因，但寻其根源，清兴以来最高统治者在理学意识形态下对传统经学、礼学的加意和张扬，以及清初诸儒在“以经学济理学之穷” 致思路径下对《三礼》学的兴复和践履，皆为高宗做此选择提供了客观条件；而他在诸儒臣师傅引导下对经学、以礼为治的体认和阐发，则表明其自身亦具备了更张政治新旨趣的内在素质。客观条件和内在素质的相互激荡，终在“行三年之丧”所引发出的礼制合理性依据需求的促进下，演化为实际的政治行动，而承续祖父之志、应儒臣们的请求，则成为清高宗名正言顺的开馆理由。
清高宗旨下之后，经过20余天的酝酿，至七月九日，以任命三礼馆总裁、副总裁为标志，三礼馆(隶属于内阁的独立机构)正式启动。以此为开端，一项以最高统治者政治意志为导向的学术文化整理项目，登上政治舞台。一时重臣、名儒，参与其间，发凡起例，排比文献，为《三礼》学的趋于大成，付出了艰辛而卓有成效的努力。
三礼馆开馆之后，依时间顺序而言，大体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此一阶段以制定纂修凡例和搜集《三礼》文献等为主，时间上大体从开馆至乾隆二年(1737)底；第二阶段为《三礼》义疏的纂修期，至乾隆十一年(1746)三月，《三礼义疏》完稿奏进；第三阶段为《三礼义疏》的参订期，至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成初刻本，高宗于是年十月初一日为之作序；第四阶段为《三礼义疏》的改刻、定本期，至乾隆十九年(1754)四月三礼馆封馆。
作为乾隆初叶的一项大型政治文化活动，三礼馆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堪称一时盛举。不惟清高宗予以很大关注，众儒臣亦颇能积极响应；而一时饱学、科甲之士，或由“鸿博”(入选“博学鸿词科”者)，或由科举，或由特荐，纷纷厕身纂修之列。据乾隆十九年(1754)闰四月二十五日奉旨开列诸臣职名，当时参与其事者，有上自中央权力核心、各主要职能部门(凡涉内阁、六部、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宗人府、内务府、督察院、通政司等)的官员，下至地方府州县官，以及举人、贡生，共计85人；此外尚有因事除名、参与其事而未开列、荐而不应却参与商酌者等10余人。这些人或身居政枢，或领袖学坛；或兼综《三礼》，或专擅一礼；或为学界宿儒，或为后进新生；或彼此师生，或互为友朋，可谓济济一堂，共襄盛举。以此诸多饱学之士，加之清廷的大力扶持，又有秘不示人的内府藏书、从各直省征来的丰富《三礼》文献可资纵览利用，无怪乎三礼馆能顺利开展，且取得了集前代礼学之大成的硕果——《三礼义疏》(包括《周官义疏》48卷、《仪礼义疏》48卷、《礼记义疏》 92卷，尚不计卷首在内)。
2三礼馆所蕴含的学术取向
从《三礼》学的演进历程来看，历代研治礼学者，在方法上大体有三种学术取向：一是以汉注、唐疏为代表的注重名物训诂的模式；一是以宋儒为代表的注重阐发义理的模式；一是既有所考证，又有所阐发。而从态度上来说，亦有三种取向：一是对《三礼》持肯定的态度；一是对《三礼》抱怀疑批判的态度；一是既有所肯定，又有所怀疑。这些方法和态度，基本上为清初诸儒所沿续。《三礼义疏》的纂修，即是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
大体来说，三礼馆的学术取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礼馆总体纂修体例的制定；二是《三礼义疏》各书的凡例。就总体纂修体例而言，在副总裁方苞提出建议、三礼馆上呈《拟定纂修三礼条例》基础上确定的“七条体例”，即“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体现出三礼馆总的纂修思路和思想取向。尽管有的人对这“七条体例”有不尽一致的看法，如总裁甘汝来认为“辨正”一条应放在“存异”、“存疑”之后，副总裁李绂认为“辨正”与“存异”、“存疑”分别不甚清楚，“通论”、“余论”与“总论”相矛盾等，但经过商讨，“七条体例”仍成为最终的纂修依据。
就《三礼义疏》各书的凡例来看，《周官义疏》的学术取向为：一是辨明了《周礼》一书的名义，当为《周官》，而非《春秋传》“先君周公作周礼”之“周礼”，其司空一职，当名之曰《考工记》，而非《冬官》；二是尊崇宋五子；三是标榜清高宗；四是对古今文持慎重 态度；五是张扬推阐经义之说，而于以己意为说者，则概从删略；六是广搜博采，汉宋并收；七是比较注重器物和舆地的说明，遵循多闻阙疑的方法。以上这些特征，彰显出《周官义疏》仍然受宋儒影响较深，然亦能注重对名物制度的考证。《仪礼义疏》的学术取向为：一是篇次依循郑玄所据刘向《别录》之旧；二是章段以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为主；三是解诂以元儒敖继公之说为主要依据；四是经自为经，记自为记，各不相混；五是对古今文取舍较为审慎；六是注重礼图的考辨。凡此，皆彰显出《仪礼义疏》重实而不务空发议论的总体特征。《礼记义疏》的学术取向为：一是征引诸家之说，务求其是，而不偏主一家；二是除说礼之家外，凡有涉于是书者，亦广搜博采；三是义理以程、朱为指归，其他无足发明者概从删汰；四是全收《中庸》、《大学》之文，不循俗本之陋；五是注重名物度数的考究，遵循多闻阙疑的原则；六是采纳“左图右史”的体例，加意礼图之编制；七是不纠缠于篇目真伪之辨，而主于探寻《礼记》之微言大义，既不附会，也不武断；八是大体遵循七条纂修条例，但亦有小的变通。
由上不难看出，三礼馆虽然吸收了往代的治礼经验，确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此一特色，可从与明成祖时修《大全》和清圣祖时修诸经的比较中，更明晰地体现出来。明代《大全》之修，《易》取二董(董楷、董真卿)、二胡(胡一桂、胡炳文)，《书》主蔡传而本之二陈(陈栎、陈师凯)，《诗》本于刘瑾，《礼记》以陈澔为宗，《春秋》因于汪克宽，《四书》因于倪士毅，《性理》则庞杂冗蔓、割裂襞积，虽然不乏承学于朱子者，但视野之隘，遂致舍本逐末。至清圣祖命儒臣御纂、钦定诸书，广搜博讨，而以朱子为依归，其取向已向前推进矣。这一转变，遂呈经学倒演之势。两者的取材依据和关注点尽管大异其趣，然以理学为导向的意识形态却是一致的。而由三礼馆的取向来看，朱子的影响虽然仍颇浓厚，然汉唐注疏之学亦渐受到关注，经学倒演之势更趋明显。可以说，《三礼义疏》的纂修，正是在有因有革的取向下，体现出尊汉、轻元明的趋势，从而为清代学术由理学向经学的转型提供了契机。
3三礼馆对学术转型的导向作用
学术的发展，每随世运更替而转移。明清统治权的位移，不仅使统治思想的抉择面临考验，亦对知识界的取向形成挑战。出于各自的考虑，清廷为论证其权力的合法性，最终选择了理学作为其统治思想的支柱；而知识界则从对学术演进内在逻辑的反思着眼，走上批判理学之途。两者取向的差异，遂导致了不同的反响：清廷对理学的倡导和扶持，为士子跻身仕途提供了便利，故乐于功名者多斤斤于制义之学；知识界批判理学之努力，则孕育出新的学术生长点，即“在摒弃’性与天道’的论究之后，不约而同地趋向于以经学去取代理学的选择”，“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学术潮流因之而兴。然而，清廷对理学的经营虽然煞费苦心，但其效果并不像统治者所期待的那样尽如人意，毕竟作为理论形态的理学已趋于衰微；而“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学术潮流的兴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惟充溢南北学术界，而且借助儒臣而深入宫廷”。此一局面，遂使政治与学术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如何面对这一张力，成为清廷和知识界不得不予以考虑的大问题。
就清廷而言，虽然其对以理学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取向始终坚持不懈，儒臣中亦不乏唱和、鼓吹者，但问题是，他们对理学的讲求，更多地是一种政治象征，而非对其学说有多高深的探究。吕留良曾指出：“从来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真。”可谓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而清廷以理学塑造知识系统的实践，亦没取得多少实际的效果。陈黄中曾说：“汉自孝武表章《六经》，尊崇儒术，由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班固以为禄利使然，旨哉言乎!自禄利之途开，而学行遂判而为二：穷经守正者，往往与时龃龉；而曲学希世者，每颉颃而取富贵?盖经术之伪，上以钓显位，下以博名高。”“利禄”二字，揭示出取士的症结所在。于此，吕留良在《戊戌房书序》中，有更为痛心的揭露。吕氏“痛哭流涕”的诉求，尽管不能扭转既成局面，但对清廷来说，则不无警示意义。面对理学的种种困境，清廷遂在思路上加以变通，其取径即吸纳了知识界以经学补理学之不足的观念。此一观念的转变，开启于圣祖“以经学为治法”的倡导，康熙后期御纂、钦定诸经书的编纂，更有力地推动了经学的发展。至高宗初政，在政治文化和学术潮流的交互作用下，以开三礼馆、奏进经史、举行经筵讲论为契机，以“经学特科”的举行为标志，最终完成了由理学而经学的转向。陈祖武先生曾指出：“一方面是理学的不振和对理学诸臣的失望，另一方面是经学稽古之风的方兴未艾，二者交互作用的结果，遂成清高宗的专意崇奖经学。”陈先生的这一揭示，洵为的论。
而就知识界的情形来看，面对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张力，他们不仅没被清廷政治导向所左右，依然沿着自己的学术路径而精进不已，而且通过儒臣这一中介，将自己的学术主张影响于最高统治者，甚至间接地参与一些官方举行的学术文化活动，从而对清廷学术导向的调整，产生了促进作用。正是在知识界的此一努力下，康、乾两朝的学术旨趣遂发生了明显的转向。章学诚尝论康、乾之世学风变化说：“自康熙中年，学者专攻制义，间有讲求经史，撰述词章之类，老师宿儒，皆名之曰杂学。出所业编，但非破承小讲，前提后束，中后八股之体，虽有制作如经，皆不得谓之正学。三十年来，学者锐意复古，于是由汉唐注疏、周秦子纬，而通乎经传微言，所谓绝代离辞，同实殊号，阐发要妙，补苴缺遗，可谓愈出而愈奇矣。至四库馆开，校雠即为衣食之业，一时所谓《尔雅》、《三苍》、《说文》、《玉篇》、《广韵》、《集韵》之书，裒然盈几案间，而中才子弟，亦往往能摘谄謟商啇之悮，则愈盛矣。”虽然章氏站在批判考据学的角度发为此论，但其对康熙、乾隆两朝学术旨趣转向的揭示，还是颇有识见的。朱珔也说：“自经义之难明兮，汉与宋同源而异支。宋学只臆断以理兮，证之名物、象数而多非。不若两汉之近古兮，沿溯七十子之徒而传授皆有自来。前明競尚制艺以致空疏兮，虽博雅如杨升庵、郝楚望而未免于疵。维昭代之崇实兮，太原之阎、德清之胡始启其藩篱。近人益加探讨兮，徽则东原而苏则松崖。竹汀、茂堂其接武兮，余子亦纷纷而并驰。”学术新气象的酝酿与庚续，即此可见一斑。又杨昭楷《国朝经师得失论》称：“《六经》之道，一实而已。汉之传注，唐之义疏，皆本圣人之实事实理，译而通之，申而详之，累千万言而不至有蹈空之弊。自宋儒侈谈心性，依托《六经》，专以虚渺之词强为傅会，于是家著一书，人撰一解，而学者便其空疏，相煽成风，经义乃大荒矣。国朝诸儒，力起而振之，以实事求是为本，大旨有二：曰辨驳，曰考订。盖辨驳者，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辟妄人之假托，阐先圣之微言，所谓明道者也。考订者，所以稽同异，审得失，斥众家之庞说，据古书之孤证，所谓守道者也。康雍以前，多主辨驳；乾嘉以后，率精考订。……盖《六经》者，实事实理也；而经学者，实学也。欲求实学者，亦务得其通而已矣。”辨驳、考订之分，彰显出康雍与乾嘉时期学者各自为学路径的侧重点所在。
尽管清初与乾嘉两个时期知识界的诸儒在学术致思中呈现出旨趣取向上的分殊差异，但是不容否认，它恰恰是在清初以降上层统治者一以贯之推举“以经学为治法”文化政策的历史过程中所衍生的现实结果。因此，董理这一学术分殊现象，除了要以学术层面因其内在逻辑发展要求而使
然为其一端外，政治层面来自于上层统治者在治策取向上所做出的主动调适，则是不可或缺的另一关键环节。三礼馆的诏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康熙之世，圣祖在为治取向上虽仍以理学为依归，但对经学亦有所加意。与圣祖的这一意向相应，许多儒臣一方面以理学相尚，另一方面则于经学亦颇讲究。康熙朝后期御纂、钦定诸书的纂修，即是圣祖君臣这一取向的体现。至三礼馆开，虽然限于成例，理学观念仍有一定的影响，但三礼馆儒臣对汉唐注疏的关注，彰显出此时的学术取舍标准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与同馆论纂修三礼事宜书》中，李绂曾提出三点建议，其中第二条说：“《三礼》以注疏为主，一切章段故实，非有大碍于理者，悉宜遵郑注、孔疏。”接着，李绂引朱子答门人问中对注疏的肯定语为据，以增强这一建议的说服力，并从而强调道：“朱子之言如此，则今纂修者，理宜遵朱子之言，一以郑、孔为主，章段不可更张，故实不宜轻驳。惟郑注援引纬书者，孔疏虽委曲附会，亦不可从。”又第三条说：“《三礼》之书，以礼文为主，泛论义理之说，不必过于采摭。”一如上一条，李绂也引朱子有关言论为据，从而强调道：“然则分采众说，务于讲制度者加详，于讲义理者从简，庶合于朱子之旨。”按之《三礼义疏》各书所定之凡例，可知李绂的这一建议，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此一取向，较之康熙朝御纂、钦定诸书之以朱子为取舍准衡，显然已大异其趣。三礼馆对朱子学说权威的不同处理，开启了新的学术风气。遂之，经史讲义的奏进、《十三经注疏》的重刊、“经学特科”的举行，逐渐摆脱了理学的羁绊。而高宗经筵讲论中由尊朱到疑朱的转变，更使理学失去昔日的权威。经此酝酿，至四库馆开，汉学遂如日中天矣。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有清一代学术由理学而经学的转型，三礼馆实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关键导向作用。
4三礼馆对礼学礼治进路的有力推进
三礼馆的诏开及其成果《三礼义疏》的成书，不仅对前此礼学成就做了较为成功的总结，引发了一时儒林、士子对礼学关注、探研的热情，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以礼为治”政治文化取向的深化。其表现为：
其一，《三礼义疏》刊成后，高宗曾赐予国子监，并命颁发各直省学政，令士子研习。又高宗对肇高学政金洪铨以《仪礼》、《周礼》考取童生，以及内阁学士秦蕙田建议将《三礼义疏》纳入地方学校、书院考课的肯定，皆对教育系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功令所悬，无疑对士子有一定的诱惑力。其后，高宗虽未应允将《周礼》、《仪礼》纳入乡、会试考试名目，但其对此二礼重要性的强调，于士子应有一定的促动。在此政治导向之下，士子只关注《礼记》高头讲章的陋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不少志学之士，颇有讲究于《周礼》、《仪礼》者，古学之风因缘而兴。
其二，三礼馆儒臣在纂修《三礼义疏》过程中，不仅对先儒研礼取向和成果有了较为清晰的把握，而且将此一收获融入到个人的研究之中，在此基础之上，结撰出许多专精之作。如纂修吴廷华，在人三礼馆之前，已撰有《周礼疑义》，而进入三礼馆之后，他更注目于《仪礼》的探讨，其后遂成《仪礼章句》17卷，章分句释，笺疏简明，较之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王文清《仪礼分节句读》，更前进了一大步，于经学大有补益。又如纂修杭世骏，当其在三礼馆时，即承担了《礼记》中《学记》、《乐意，遂遭罢斥。离馆后，他并没就此放弃对《礼记》的探讨，而是更为深入、全面地对《礼记》作了梳理，《续礼记集说》100卷的成帙，即是此一努力的结晶。该书的纂辑，不仅融纳了《礼记义疏》的思路和做法，而且在此基础上更有推进，承继和张扬了宋儒卫湜《礼记集说》的治礼取向。此外，纂修中王士让之《仪礼紃解》、官献瑶之《读周官》、诸锦之《夏小正诂》等，皆是离开三礼馆后的庚续之作。
其三，清高宗大规模纂修《三礼》义疏，不惟开启了礼制建设的序幕，《钦定大清通礼》、《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皇朝礼器图式》等，即是此一政治文化举措的衍续，而且引发了儒臣对礼的关注。秦蕙田《五礼通考》之纂，就是清廷好尚的一种积极回应。秦氏于乾隆十年(1745)任礼部右侍郎，在任期间，因赞校阅礼书之任，而得以致力于礼之源流、沿革的考究。后丁本生父道然忧，得见徐乾学《读礼通考》，因叹其书仅及丧礼，而于吉、嘉、宾、军四礼阙如，遂与好友吴尊彝重理先前“读经之会”时对《三礼》的考究，发凡起例，依徐氏之本，补所未及，分类排纂，欲成完书。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历时38年、稿三四易的巨著——《五礼通考》遂裒然成帙。是书不仅增徐乾学《读礼通考》之未备，更“包络天地，括囊人事，缕析物情，探制作之本旨，究变迁之得失。义未安，虽昔贤之论不轻徇；理苟当，即豪末之善亦必录”。较之清廷所修《大清通礼》，秦蕙田是书，洵可谓并肩比美矣。
其四，继清初诸大儒开启研礼门径之后，雍乾之际的学者亦颇致力于《三礼》学的研讨。如江永之撰《礼书纲目》、《周礼疑义举要》、《仪礼释宫增注》、《礼记训义择言》、《深衣考误》，汪绂撰《礼记章句》、《参读礼志疑》，皆以兼治理学、经学而注目于礼的探讨。其后，惠栋、戴震更承前启后，于礼亦有专精之作。而褚寅亮、胡匡衷、卢文弨、程瑶田、金榜、孙希旦诸人，并时而鸣，堪称礼学名家。经此酝酿，乾嘉研礼之途径，已具大体。而论其渊源，雍乾之际诸儒致力于《三礼》学的努力，特别是三礼馆的诏开，实有承前启后之功。
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宋明理学家建构“理”的哲学意蕴不同，随着清初诸儒对礼的倡导和实践，以及清廷在经学取向下对礼之功用的肯定，雍乾之际，礼之观念愈益突显出来，理、礼地位发生很大转变。而三礼馆儒臣对礼、理关系的阐释，即非常清晰地彰显出此一变化。
《礼记·乐记》曰：“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于此，三礼馆儒臣征引郑玄、张载、方慤、邵囦有关言论之后，进而阐发道：“喜怒哀乐之情至变，而有不可变者焉。中节之和一，未发之中也，质文损益之。理时易，而有不可易者焉。人事之宜一，天则之常也。盖人情之浅深不一，乐以统之，乃俱得其安；天理之几微易淆，礼之辨之，乃各当其分。然天理之至，即人情之极；于理有未协，即于情有不安，故礼乐同管乎人情也。”以礼作为天理当否的准衡，较之宋儒视天理为万事万物之准则的观念，已然迥异其趣。
又《礼记·仲尼燕居》曰：“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三礼馆儒臣于征引先儒诸说之后，阐释道：“礼归于一仁，则礼固吾心自具之理，而升歌、下管、雍徹，用诗乐行之，是诗乐亦即理之节，而非有二也。故君子行礼，必以吾心自具之理为之本，无理不动也；亦必有诗乐以和其节而作焉，无节不作也。不然，不能诗，则少温柔敦厚之情，而于礼亦拘固而成缪；不能乐，则少和顺从容之意，而于礼亦朴直而不文，皆无节者也。若夫薄于德，则自绝其仁，而本心之理亡矣，又何以为礼哉？故曰‘于礼虚也’。” 以礼作为“吾心自具之理”，较之阳明心学视心为一切主宰，亦旨趣悬殊。
又《礼记·礼器》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三礼馆儒臣于此诠释道：“此一节总提其纲。忠信，本也，松柏之心也，所谓美质也。义理之文，竹箭之筠也，以增美质。而释回不待言矣。…… 此承上义理之文，言礼必用物，而所用之物，必因天所生、地所养，乃合于人心，顺于鬼神，而万物各得其理也。此曷故哉？盖天时之有生，地理之有宜，与人官之有能，物曲之有利，俱有一定而不能相通者，故必因天所生、地所养之物，乃合人心。而君子以为知礼，亦顺鬼神，而鬼神飨之也。不然，用非其物，则君子直谓之不知礼矣。……时变动而不居，非后天奉天者不能及，故时为大。顺、体、宜、称，则循理守法者可能，故递次之。尧舜禅让，汤武征诛，皆以奉天，而引‘聿追来孝’之诗者，王者为天之子，所谓事天如事亲也。郊社禘尝，孝慈仁敬，先后有自然之序，故曰伦。社稷、山川、诸鬼神，尊卑有定，故曰体。丧凶祭吉，各有其用，大宾小客，各有其交，必当于义，故曰宜。羔豚举其小，大牢举其大，即祭之用牲，以明各有所称。下又推广言之，以明礼之无往非称也。” [14]以礼是否有当，作为万物各得其理的评判，亦与理学、心学思想的核心相去绝远。
三礼馆儒臣对礼、理关系的如此定位，从理学与礼学的演进、消长历程来看，实具转型意义。其后，随着汉学的勃兴，清中期遂有凌廷堪等人“以礼代理”说的盛行，言理几为厉禁。此一趋势，昭示出传统儒学内部理、礼地位的转移。而推其原始，《三礼义疏》实有承先启后之功。
5结语
清高宗改元伊始，即诏修《三礼》义疏，此一历史事件的出现，绝非高宗因个人一时好恶而为之，而是在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影响下，所做出的慎重而坚决的治策抉择。
就政治层面来说，高宗此举蕴含着革新政治的内在诉求，因为伴随政治权力的重新整合，必然要对意识形态作出相应的调适。鉴于圣祖以理学为核心的经学政治化抉择、世宗以吏治为核心的制度化建构，高宗一方面吸取了其祖、父的为政经验，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施政过程中所存在的不足予以妥善的弥补。其尤为突出的表现，是在承继彰显“经学”治统的基础上，高扬礼帜，从而确立了富有个性的为政理念。
就学术层面来说，经由清初知识界兴复传统经典的努力，“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终于衍成一时潮流。但是，随着历史进程的逐步深入，如何在经学内部拓展出更具现实特征与学理体系的致思路径，从而尽可能摆脱理学乃至晚明心学末流所造成的思想羁绊，无疑是摆在知识界面前亟待做出抉择的一大难题。而对礼学的探究，既关涉到学术本身如何由虚而实的学理路径，更关涉到士人面对朝代更迭如何安身立命的价值操守。此两种致思虽出发点各异，却凝结了学术取向的根本共性。迨及清廷诏开三礼馆，恰为此提供了一个时代的突破口。
就社会文化层面来说，清初社会满汉之间的尖锐矛盾由激剧冲突到逐渐合流，已经演绎了一条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轨迹。而当整个社会秩序由乱而治之后，清高宗面I临的挑战是，如何进一步消除满汉之间民族与文化隔阂，努力使之不再出现分裂的反复，从而有利于政治统治秩序的长治久安。三礼馆的诏开，正是他力图从更深层面上解决这一现实问题而进行的一种积极尝试。
综观而论，清廷诏开三礼馆及其《三礼义疏》的撰成，呈现出如下几方面的时代意义：其一，体现了高宗对此前施政取向的认同与承继，特别是对“阐明经学，嘉惠后世”意向的一贯张扬，使清兴以来“崇儒重道”的政治导向保持了内在的连续性；其二，高宗通过对礼学的扶持，确立起“以礼经世”的为治理念，从而实现了对官方意识形态领域的重新整合；其三，以礼学探究为枢纽，使政治与学术两个层面的致思取向被统摄为一体，客观上整理和总结了一大批礼学研究成果，同时奠定了乾嘉时期以礼学为一坚实重镇的政治基础，从而为有清一代的政治文化和学术转向接续了一个关键的逻辑链环。
总之，清廷诏开三礼馆，可以被视为清代社会由治而盛历史过程中一次蕴含了政治导向、文化抉择以及学术转向等多重现实意义的政治性学术活动，从而由一个侧面显示出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政治文化与学术思想之间既含张力、又具合力，彼此消长互嬗的演进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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