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梅， 郭明浩：《毛诗序》尊废之争与儒学嬗变
2016/6/17 经学文献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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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序"因其对儒家元典的经学阐释而成为儒家文化关键词,而历代解"序"又被称为"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汉代至中唐,汉唐经学居学术主流,"尊序"乃思想界共识;中唐至明代前期,变革汉唐儒学产生的理学占据学术思想制高点,"疑序""反序"甚至"废序"声浪高涨;明中期至晚清以前,理学趋于衰微汉学复兴,"存序"与"尊序"再占上风。中国古代思想史所演绎的关于"毛诗序"关键词之悖反式解读,与儒学嬗变密切勾连。
《毛诗序》不仅是儒家诗教的经典文本，也是儒家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典范形态，它深刻影响了中国文论、美学、儒学及整个学术史的演进。但是它对儒家元典《诗经》的经学阐释在学术史上引发旷日持久的尊废之争，而使“毛诗序”成为儒家重要的文化关键词之一，并被四库馆臣称为“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的历史隐秘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深入考察中国学术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毛诗序》的尊废之争以及由此再生的“尊序”、“废序”等儒家文化关键词与儒学变迁密切相关，其间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和思想文化张力。而这种空间和张力对于准确判断《毛诗序》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遭遇、地位与影响，深入揭示“毛诗序”关键词的词根性、历史性、再生性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儒家在先秦虽长期贵为显学，但仅为诸子一脉而已，始终未能施诸国是，甚至未如墨家、纵横家、法家、兵家曾付之治国理政或施诸战事纷争，基本处于“待贾”状态，“显而不用”。有秦一代，法家独尊，诸子百家之学近乎废绝，儒学亦不得传，“焚书坑儒”更使儒家遭致灭顶之灾。汉初统治者尊奉黄老之学，儒学虽未遭禁却不得昌明。迨至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道术兼修”的儒学(主要是经学)“成功地将一种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文化观念”，并迅速占据学术思想的制高点。汉“四家《诗》”中，齐、鲁、韩三家皆为官学，《毛诗》为私学。虽未得官方认可，但《毛诗》在汉代的影响不容小觑。如今文经烦琐之弊在东汉日益凸显之时，习古文经者日多；而经马融、郑玄诸大师的弘扬与阐发，《毛诗》遂胜于三家《诗》。终至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毛诗》独传而三家亡佚。作为《毛诗》核心的《毛诗序》是在承续先秦以来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密切联系汉代思想文化状况与社会实际而形成的理论结晶，是儒家文化话语权的集中体现。《大序》中的“六义”说、情志合一说、变风变雅说、讽谏说、美刺教化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及《小序》以“美刺”解《诗》等影响中国文学与美学发展两千多年。因此，《毛诗序》不仅是《毛诗》之纲领，还是儒家文论、美学最具典范性且影响最大的文本形态，而“毛诗序”也由此成为儒家文化关键词。
儒家诗教是《毛诗序》的核心，虽然文学承担教化功能是其重要使命之一，但“发乎情”在根本上必须“止乎礼义”则会大大削弱文学的审美功能。《小序》“美刺”之说于史虽不乏证据，但牵强附会亦不在少数。然而，诸如此类“问题”是“四家《诗》”的共同特征，绝非《毛诗》独然。因此，虽然“四家《诗》”之间有抵牾龃龉之处，但是相合者甚多，故攻讦《毛诗序》者似未见，当然另一解释是《毛诗序》综三家诗《序》之长而晚出。更为重要的是，通儒郑玄作《毛诗传笺》虽于《毛传》有所修正、补定，但“正变美刺”之说实与《毛诗序》一脉相承。因此，在经学昌明和极盛的汉代，《诗》虽分四家，但未见反《序》之声。
魏晋南北朝玄佛大盛，儒家的独尊地位不再.以至被皮锡瑞称之为经学之“中衰”与“分立”时代。不过，“儒学虽然受到佛、道的挑战，但仍然是社会上有影响的学术思潮”。因典籍亡佚颇多，难以窥见此时《诗经》学研究全貌。但根据现存资料看，这一阶段尊《序》仍占据统治地位。其一，魏晋时期，出现了《诗经》学史上著名的“郑王之争”，但王肃申毛难郑，实尊《序》也。后之陷于“郑王之争”者，如王基、孙毓、马昭、孔晁等流于郑王是非，实承续旧说、踵事增华。虽有今古文论争痕迹，但在根本精神上与《序》无违，且未见直接攻《序》者。其二，南北朝时期，南北经学虽有“约简”与“深芜”之异，但“殊方同致”。表现在《诗经》学上，南主《毛传》，北崇《毛传》与《郑笺》，总归于《隋书》所言“《诗》则并主于毛公”。至于雷次宗、周续之、陆玑、刘焯、刘炫、舒援等注疏《毛诗》，束皙依《序》作《补亡诗》均是尊《序》之表征。其三，在文学批评方面，虽然倡导缘情与注重辞藻已对《毛诗序》的话语权构成挑战，但挑战者并未视其为攻击标靶，反而出现了一些尊崇或申说之论，如萧统、刘勰、裴子野都在不同程度上尊《序》或引之以证己说。最后，值得关注的是，范晔于《后汉书·儒林传》中言卫宏作《毛诗序》与前人谓圣人作《序》不同，并成为后世关于《毛诗序》作者纷争的渊薮，因为《毛诗序》是否为圣人所作直接影响其权威性。
面对南北朝经学双峰并峙的分立状态，唐统治者希望兼取二者之长并为天下法，遂出现了由孑」颖达奉勑编撰，综合汉代笺注之学与南北朝义疏之学结晶而成的《五经正义》。《五经正义》的编撰标志着汉唐经学统一局面的正式形成。是书颁行之后，“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尊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之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五经正义》包罗甚广且融贯群言自然具有集大成之功，但是由于“官学”强调规范与守成，并试图获得作为“唯一真理”的权威地位，必然会禁锢思想而阻碍唐代经学的发展，如《诗经》学在唐代便不甚发达。由于汉唐经学的权威地位十分稳固，《毛诗序》在中唐儒学革新以前未遭质疑。如孑」颖达《毛诗正义序》一仍《诗序》旧义，其所论《诗》之功用、产生及与政治之关系大体沿袭了《毛诗序》的基本精神，虽有经学玄学化与魏晋文学自觉思想的浸入，如“无为自发”、“物感情迁”、“冥于自然”等均超越了《毛诗序》的范围。但这种超越是由于时代思潮的发展所致即“随运而移”，而非观念之抵牾，也就是说孔颖达是尊《序》的。
总体而言，虽然《毛诗序》话语权曾遭遇各种挑战，但“依《序》解诗”是迄汉至中唐以前《诗经》学的基本特征，尊《序》派也得以一统天下，而“尊序”也由此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关键词。
中唐不仅是有唐一代社会政治及思想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一大转关。中唐大变革是在社会政治与学术思想的合力下出现的，如置“安史之乱”及相关的社会历史原因不论，在学术思想领域，《五经正义》僵化守旧及钳制思想的弊端日益凸显，而道佛思想的兴盛对儒学也形成巨大压制，加之贯穿中国思想始终的怀疑精神推波助澜，出现儒学革新运动势所必然。伴随儒学革新运动出现的便是疑经思潮，中唐以前虽也有疑经者，如王元感、刘知几等人，但中唐儒学革新运动后疑经者遂众，啖助、赵匡、陆淳疑“《春秋》三传”最具代表性。在《诗经》学领域，施士丐治《诗》已不专守《毛传》；成伯玛《毛诗指说》“定《诗序》首句为子夏所传，其下为毛苌所续”；韩愈《诗之序议》认为《诗序》不合“六经之志”，实乃汉人伪托子夏所作。此一阶段疑《序》思潮虽已显现但尚显微弱，尊《序》的呼声依旧很高。如自居易于《毛诗序》便多有遵从，其《新乐府序》直接采用《毛诗》大小《序》体制；《读张籍古乐府》强调“六义铺陈”，重视“风雅比兴”。由此拉开了中唐迄清末“毛诗序”关键词多元阐释演变的序幕。
宋代儒学尤其是理学化经学在疑经辨伪的方法、思路、规模、深度及影响力方面都有很大拓展，进而成为宋学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伴随着席卷宋代思想界的疑经浪潮，《毛诗序》也被宋儒作为质疑对象。欧阳修《诗本义》首开宋儒疑《序》先河，他提出《诗序》作者非子夏，且于《小序》颇多质疑。继欧阳永叔之后，有宋一代尚可考疑《序》甚而废《序》者有刘敞、王安石、司马光、晁说之、苏辙、张载、郑樵、王质、朱熹、杨简、王柏、章如愚、程大昌、辅广、邱铸、董迪、曹粹中、钱文子等，他们或疑《序》之作者，或疑《小序》，或全盘否定《诗序》，甚而废《序》言《诗》。由于宋儒对《毛诗序》的作者和内容都持怀疑态度，因此舍(废)《序》言《诗》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在宋代疑《序》思潮中，郑樵与朱熹最为引人关注。郑樵《诗辨妄》力驳《诗序》之不可信，他对《诗序》之作者、正变说及《风》《雅》《颂》之分都有异议，尤其对《小序》牵强附会以美刺解《诗》极为不满。其疑《序》、驳《序》不仅言辞激烈，而且在深度上超乎前人，彻底打破了《诗序》、《毛传》、《郑笺》、《孔疏》一统天下的传统《诗经》学局面，标志着宋代疑《序》的全面深入与彻底完成。郑樵对《毛诗序》的批驳得到朱熹支持，由于朱子在学术思想领域中的显赫地位，其疑《序》对当时及后世学术走向都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且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毛诗序》的尊废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毛序》与《朱传》之争。不过，对朱子疑《序》有两点需特别指明，一是朱熹对《毛诗序》的态度有一个由信《序》到疑《序》的转变过程；二是朱熹并非完全否定《诗序》，他对《诗经》的阐释守成多于新解，其《诗集传》与《毛传》相异者明显少于相同或相近者。也正缘于此，我们认为宋代疑经思潮并非质疑经典的神圣性，而是认为后人(尤其是汉唐儒生)的阐释蒙蔽了圣人大意及经典所承担的道统，其本质是更好地尊经。
在疑经思潮风行的宋代，尊《序》派依然相当有实力，程颐、吕祖谦、范处义、陈振孙、陈傅良、唐仲友、林臣、黄度、薛季宣及周孚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维护《诗序》的权威性，坚称《诗序》不可废。程颐认为《诗大序》乃圣人所作，《小序》国史作，而“学《诗》而不求《序》，犹欲人室而不由户也”；范处义从“尊圣”、“宗经”高度反对废《序》，即所谓“《诗序》尝经圣人笔削之手，不然则取诸圣人之遗言也。故不敢废《诗序》者，信‘六经’也，尊圣人也”；吕祖谦反对只存《小序》一言的做法，且与朱熹为《序》之尊废问题产生了争辩；周孚《非诗辨妄》驳斥郑樵《诗辨妄》之谬妄，在尊《序》派中有着较大影响，四库馆臣从维护经典的权威性出发，贬郑扬周，甚至以为《非诗辨妄》有“神物护诃，以延风雅一脉”，于之评价很高。
在尊《序》与废《序》之外，宋代还出现了调和折衷一派，叶适《习学记言》与黄震《读诗一得》均表现出折衷倾向。由此，宋代基本奠定了《毛诗序》尊废之争的基本格局，即尊《序》、废《序》与折衷三派争鸣。
朱子学是元代儒学的主流，其《诗经》学思想自然也不乏承续者，胡一桂、胡炳文、安熙、陈栎、刘瑾、许谦、朱公迁、朱倬、刘玉汝皆主《朱传》反《诗序》。如四库馆臣评介刘玉汝《诗缵绪》“其大旨专以发明朱子《集传》，故名曰《缵绪》。体例与辅广《童子问》相近，凡《集传》中一二字之斟酌，必求其命意所在。……虽未必尽合诗人之旨，而于《集传》一家之学，则可谓有所阐明矣”。在反《序》或废《序》盛行的元代，尊《序》的势力显得极为薄弱，马端临可视为元代尊《序》派的代表。他认为，《诗序》不但于解读《国风》至为重要，而且还可明“孔子删诗之意”，故不可弃而废之。当然，与汉唐诸儒尊奉《诗序》为金科玉律不同，马端临承认《诗序》有强解和语辞鄙浅等不足，故要求择善而从。
由于宋元理学的流行及维护统治的需要，程朱理学在明代正式被确认为官学，科举考试也以程朱之论为准绳，加之《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官方纂修典籍颁行，程朱理学在明代前期成为思想主流，而朱子学无疑是此时儒生研习的重点。因此，在《毛诗序》的尊废问题上，明前期承袭朱熹之说为多。胡广、梁寅、朱善、梁本之、薛瑄、王鏊、张邦奇等大体上申朱《传》反《毛序》。如薛碹认为，“《诗》困于《小序》之牵强，晦于诸家之穿凿，至朱子《集传》一洗相沿之陋习，洞开千古之光明，真所谓豁云雾而睹青天也”。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为《毛诗序》申说之论，如湛若水坚称学《诗》必依《序》，坚决反对废《序》。另外，蒋悌生认为《小序》固有纰缪之处，但朱子攻之太过，表现出折衷汉宋的倾向。至于吕柑说《诗》以《小序》为主，但不明确反对朱说；袁仁贬抑朱子学、不废《序》，但也不纯主《序》说则表现出更为多元的意向。
明代中期社会危机加重，理学弊端日显，儒学随之转变。虽然理学依旧占据官方统治地位，但重新审视以至反思批判程朱的思想不断出现。明代中期的儒学状况反映在《毛诗序》问题上即是尊《朱传》反《毛序》一派虽不乏其人，但尊《序》和折衷派较之元代及明前期势力更盛。杨守陈、季本、王樵、许天赠承续朱子《诗》说；而郭子章、李舜臣、陈言、崔铣、何良俊、袁仁等则尊序或对朱颇有微词。如何良俊认为，所谓《诗序》乃子夏所作并非无根游谈，后世疑之太甚，即便乃汉儒所为，但汉儒去古未远，也较后世臆测更可信。同时，沈鲤、潘恩、陆深、李先芳、陆绑、冯时可等兼采折、衷汉宋也较之前代尤甚。折衷论不断涌现既是当时学术状况的反映，同时也表明思想界对《毛诗序》及宋人《诗经》学的认识趋于辩证，不盲从一端，尤其注意甄别汉宋得失。至于杨慎等抛开门户之见，对毛、郑、朱皆有驳正，则更在明代思想界独树一帜。
晚明进入所谓“天崩地陷”乱世，儒学陷入杂语共生状态，士人秉持的价值观念也变得模糊或摇摆不定。言《诗》者受其濡染，其状况芜杂难以一言论定。他们多以己意解《诗》，于《毛序》、《朱传》兼而采之，较少泾渭分明之论。总体而言，尊《序》和折衷一方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废《序》宗朱一方。倾向朱子一派虽有宋景云、郝孔昭、徐凤采、俞指南等人，但衰颓之气已显。存《序》或尊《序》的力量较之宗朱派更盛，郝敬、田有年、田逢年、胡绍曾、陈元亮、王介之等都认为《毛诗序》对于阐释《诗经》依然有效。如郝敬认为，《毛诗序》对于了解作者之志十分重要，所谓“若《诗》无古《序》，则似夜行”。调停《朱传》与《毛序》的折衷派则有朱朝瑛、徐奋鹏、唐汝谔、何大伦、夏大辉、贺贻孙、张星懋等。如贺贻孙《诗触》“斟酌毛、朱，标以己见”，四库馆臣评介曰：“大旨调停于《小序》、《朱传》之间，作诗之旨多从《序》，诗中文句，则多从《传》。《国风》多从《序》，《雅》、《颂》多从《传》。”另外，晚明尚存于《毛序》与《朱传》皆有驳正，不主一端者。如钟惺对《朱传》时有攻讦，亦不主《毛序》；沈守正仅存《序》首句，但又以《朱传》废《序》为非。今人于明代《诗经》学多有忽视，认为前不及宋元，后无望清儒。但细而考之，其继往开来之功不可不察。
清代前期经世之学大行于世，而程朱理学则相对沉寂。此时几无专守朱学的《诗经》学著作，尊《序》派远胜废《序》派。钱澄之、杨柱朝、钱谦益、诸锦、李爆、刘青芝、陈启源、胡承珙、纪昀、陈奂、朱鹤龄等都认为《毛诗序》并非宋儒所谓无根游谈，宜作解《诗》依据。如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总诂，举要》便赞同以“美刺”解《诗》，强调不可“舍《叙》而言《诗》”；钱澄之《田间诗学，凡例》认为“解经断宜尊《小序》之言”。与此同时，由于汉学的强势，清代兼采汉宋者虽然试图调停《毛序》与《朱传》，但在一定程度上于《毛序》的遵从多于《朱传》，田雯、阎若璩、顾镇、范家相、姜炳璋、毛奇龄、马瑞辰、严虞悖等都属此类。如阎若璩认为《小序》不可尽信，但朱子疑之太过；毛奇龄认为毛说“必有明据”，朱子废《序》实非明智之举；严虞悖《读诗质疑》兼采《毛序》与《朱传》，其从《序》者远超从《集传》者；顾镇编撰《虞东学诗》，斟酌汉宋以得其平。因《诗序》本身的诸多疑点和朱学的官方哲学身份，反对《毛诗序》的声音亦时而有之，崔述、牟应震、牟庭、袁枚、方苞、魏源于《毛诗序》便颇有微词。牟庭将《小序》列为《诗》之“七害”之一；牟应震《诗问》不信《诗序》；方苞《朱子诗义补正》宗朱；崔述《读风偶识》于《毛诗序》攻击较甚；魏源《诗古微·三家发微下》站在今文经学立场主“三家《诗》”反对《毛诗序》。
清代儒学隆盛之表现不仅在于集前贤之大成，更在于能在兼采众说的基础上自出机杼。因此，在《毛诗序》的尊废问题上，清儒并非完全拘泥于汉宋之争，而是能于旧说之外自成一家。戴震、姚际恒、方玉润等言《诗》均超越尊废之争，坚持无征不信、广参互证。戴震认为汉宋相攻不可取，惟有通过字义训释、名物疏证并采取知人论世之法方可明夫子“思无邪”之意；姚际恒认为“汉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故言《诗》惟“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方玉润治《诗》“务求得古人作诗本意而止，不顾《序》，不顾《传》，亦不顾《论》，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
值得说明的是，清朝统治者对《毛序》和《朱传》的态度虽不完全一致，但其态度转变与儒学变迁完全契合。《钦定诗经传说汇纂》虽声称折中同异，且案语也对朱说之失有所揭示，但尊朱倾向十分明显，典型体现了康、雍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是书编成数十年之后，汉学大盛，清廷官方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转变。乾隆《御制七十二候诗》“虹始见”中明言“晦翁旧解我疑生”，率先对朱子《集传》提出怀疑；乾隆二十七年敕编《诗义折中》分章多准康成，征事率从《小序》，解《诗》首列《小序》，或兼采《毛序》与《朱传》。两相对照，清代学术变迁自明，《诗序》尊废之争尤显。
“康乾盛世”之后，清代国势转衰，经典考据学流弊不断显现，其末流陷入琐碎一路，整个清代朴学也由此显露偏枯之象。晚清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与学术思想的输入，引起了巨大的文化地震，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导致民族受辱及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而成为众矢之的，从统治阶级到文人学士都对之进行了批评。而作为儒家文化关键词研究典范形态的《毛诗序》也必然难逃遭伐挞的命运。
由是观之，聚讼千年的《毛诗序》尊废之争与“毛诗序”关键词的“尊”一“废”一“尊”之悖反式生命历程与儒学的嬗变完全一致，换句话说，《毛诗序》的尊废之争和“毛诗序”关键词的生命演变史可看作儒学演进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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