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世界失去了什么
2015/1/2 生活报

    

    


     历史学家所谓“漫长的19世纪”在100多年前结束,1914年萨拉热窝两声枪响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20世纪的开始。20世纪是充满冲突的100年,除了夺去8000万人生命的两次世界大战,还有土耳其发生的种族屠杀,“十月革命”催生了一个意识形态全新的帝国,纳粹的崛起带来史无前例的种族灭绝。冲突和战争的结果是殖民主义结束,世界分为两个阵营,争夺着后殖民时期的世界代理权。

     很难说20世纪是在何时结束的,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有的认为是1991年苏联解体时。之后世界经历了相对繁荣、和平的全球化时期,无论是通讯、技术、资本还是人,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动。此间全球市场、机构和战争被一个超级力量掌控,那就是美国。这段时间形成的世界秩序类似二战刚结束的几年,彼时美国也是手握全球唯一霸权,没有丝毫疑问。但这个阶段和二战之后一样,极其短暂,而且只是过渡性的。今天看来,这种过渡已经结束。

     21世纪的开端是2014年。当然,若以死者数量论,2014年并不像100年前的那个世纪开端那样惊人,2014年没有全球战争。至于种族屠杀、霸权以及瘟疫,在历史上我们都经历过,更何况2014年没有萨拉热窝,没有腾空而起的蘑菇云。

     但这依旧是充满震动的一年,种种震动来自世界上最不快乐的地方,那些缺乏安全、自由和舒适的地方。这些变化彻底惊动西方社会,人们意识到,原本可以遏制种种冲突的结构、权力和原则都不管用了。对西方世界而言,这种崩溃带来的震惊是最具冲击力的。

     乌东危机让欧洲震惊,尤其是德国。这么多年来,德国以为大家已认识到,在同一片大陆上生存发展,就必须吸取教训,并遵守简单的规则,那就是和平、团结和不可侵犯的国界。乌东危机在欧洲地图上投下奇怪光影,但直到7月,100多名荷兰人的尸体散落在那里,他们乘坐的航班在那里化为残骸,欧洲才真正被这种震惊刺痛。

     “伊斯兰国”(IS)带来另一个震惊,而且极其丑陋。它控制了伊拉克1/3的领土,掌握了叙利亚大片土地和资源,对在这片土地生活上千年的少数派赶尽杀绝,还制造具有轰动性的、针对西方人的斩首录像。其实斩首处决早在2002年就有,而IS的意识形态、口号和野心都是从前任“基地”组织发展而来,但不同的是,IS能快速发展为自我任命的“哈里法国家”,拥有相当于两个约旦的领地,控制数百万人口以及油田、水坝和一支武装精良的庞大军队。

     IS的恶性发展是中东两大事件共同导致的结果,一个是外部事件,一个是内部事件。外部事件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而内部事件是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变局。两个事件的初衷都是以民主取代独裁,但结果都是可怕的混乱和悲剧。美国要承担相当部分责任,几十年来它一直插手中东事务,支持腐败的石油政权,针对其他极权者开始一场恶意战争,却对其后果不加收拾。但美国并非中东一切问题的“祸首”,更不可能给这块土地带来解决之道。在中东,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死斗不是美国挑起的,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及重塑“哈里法国家”的梦想也和固有的社会形态有关,将女性和少数派边缘化的政策则与这里的宗教传统有关。

     埃博拉在西非杀死了数千人,受害者还会继续增加。埃博拉病毒并不新鲜,它已经与人类共存40年,其快速传染的致命性也不是初为人知,但它仍是2014年一大震惊事件。它使一些国家的脆弱性暴露无遗,经济几乎瘫痪,社会和政治稳定危如累卵,并折射出世界范围内“幸运者”和“不幸者”之间的巨大鸿沟。尽管两种人都可能被病毒感染,但结局完全不同。

     所有这些震惊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种分裂感和失落感,我们失去的并不是和平和稳定,其实和平、稳定和发展在2014年之前好几年就已经失去了,我们感觉失落,是因为一种框架、一种可以自我纠正和重建的体系一去不返。

     联合国已经没有太多权威,秘书长潘基文在所有国际事务上几乎“隐形”,安理会被一些大国控制,颠覆、封锁和捣乱经常发生;北约缺乏长远战略,与杜鲁门时代相比,只剩下一点影子,现在连确保盟国边境安全这一点都快失守了。波罗的海国家虽全面成为欧洲盟友,却无法摆脱相邻大国的阴影,更难奢望能获得北约的军事保护。

     国际框架的崩溃必然伴随着一些政体出现坏行为,可能是选举政体,也可能是非选举政体。土耳其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发展为地区统治力量,但埃尔多安的统治日益集权化,甚至宁愿看着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被IS压垮,也不愿开放边境给予支持。欧盟是另一个脆弱群体,由一群世界上最停滞的经济体组成,执行着有问题的政策,使用着病态的统一货币。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是更多希望看到欧盟解体的党派崛起,预示着欧盟似乎到了生死关头。

     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基础是美式民主在一系列有效机构支持下传播,国家共享繁荣,公众普遍乐观,而21世纪世界的种种混乱和美国内部各个问题的恶化有关。经济发展无力,政治演变为党派极端主义,最深层的问题是多数美国人对于未来、对于自己的后代在美国的生活失去希望,对此美国还不能给出答案。

     伴随着种种震惊,2014年标志着历史学意义上21世纪的正式开始,这个世纪注定会有很多坎坷,未来如何发展,任谁都难以预料。

     撰文:潍

    

    


     普京:“有人说我们违反了国际法,好事是,这些人至少还记得有国际法。”这一言论明显体现了现有国际秩序已经分崩,约束力下降。

    

     大卫·洛克菲勒:“我们处在全球变更的时代,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次全球危机,然后整个世界就会接受新的国际秩序。”象征资本主义精神的洛克菲勒家族的领导人二战前发表这番言论。之后二战催生了新的国际秩序,冷战期间也有新的国际秩序,现在的世界再次面临种种危机,需要新的国际秩序。

    

     世界多极崛起、国际事务决策权去中央化是注定趋势,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这个权力已经从G7国家分散到金砖国家,之后还会继续分散。

    

     斯托布·塔尔博特:“在21世纪,国家的概念渐渐模糊,所有国家被视为单一的全球整体,主权不再是最重要的问题。”作为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副国务卿,他在20世纪90年代就预见未来世界多极发展的状态。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我曾认为控制100万人比杀死他们容易,现在我绝对相信杀死100万人比控制他们容易。”这位美国教父级政治顾问像是预言了IS崛起给文明投下的阴影。

    

     派特里斯·卢蒙巴:“总有一天历史会说话,非洲会写下自己的历史,那将是光荣和尊严的历史。”这位非洲着名政治家的预言或许正逐渐实现,未来非洲经济和政治的国际地位都会不断提高。

    

     国际机构的管治能力严重下降,国际秩序无法完全被遵守,尼日利亚极端组织Boko Haram绑架200多名少女至今,依旧逍遥逞凶,正是一个体现。

     众治:无序世界的新秩序

     既有世界秩序正在崩塌,国际决策权走向去中央化之路,各地区主要力量都将参与其中,实行众治,能否达成共赢局面,就看它们的努力。

     原作:Richard N. Haass(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原载:《外交政策》

     编译:潍

     着名社会学和国际关系专家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在其着作《无政府社会》(The Anarchical Society)中,曾指出世界总存在“有序力量”和“无序力量”的较量,而试图平衡这两种力量的种种细节定义了一个时代的主要特征。

     有序力量包括人们认真执行法律和规则,并试图不断完善它们,无序力量包括人们为了随心所欲拒绝规则和原则,除了漠视,甚至可能故意颠覆它们。两种力量间的平衡也会受全球趋势的影响,全球趋势塑造了政府形式,而政府又制造了众人行为和选择的背景。今天的世界,这种平衡正开始倾向后者,也就是无序力量,其中某些原因是结构性的,但更多是因为重要人物的选择性错误,很多错误原本能及时纠正。

     分崩离析

     今天世界无序的重灾区在中东,这个地区长期混乱,尽管人们常用一战、二战与之比较,但今日中东的局面更像欧洲历史上的“战争30年”时期,那是17世纪上半段30年,欧洲各国持续混战。未来,中东将遍布最弱势的政府,无力控制国内恐怖分子、民兵组织和恐怖组织,这些团伙争夺利益,并随时调转风向,既相互倾轧,又彼此结盟。内战将充斥于很多国家,国家之间的冲突也会更激烈。部落身份和宗教民族身份会比国家身份更强势,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不同部落身份和宗教身份的消长争斗助燃,帮凶还有地区主要力量以及长期干预中东事务却从来不肯善后的外国力量。

     欧洲外缘同样会进入无序,以东欧国家政府稳定性下降为标志。普京希望带领俄罗斯重塑统治欧亚大陆的梦想,拒绝融入欧洲主流、接受全球秩序,选择用强权和特殊地缘关系控制邻国。目前,乌克兰危机可能是此趋势下最严重的问题,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

     亚洲的问题不是政府虚弱、不稳定性增加,相反是各国政府越来越强大。好几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正在壮大,经济非常活跃,在军事预算逐年增加的同时,咀嚼着历史仇恨和未能完全分割的边境问题,所有这些都增加了亚洲出现传统地缘政治冲突、甚至是大面积武装战争的可能性。再加上朝鲜及巴基斯坦,除了拥有核武器,朝鲜还有最善变的统治者,巴基斯坦则有全球最危险的恐怖组织,一旦有危险变动,两个国家随时可能成为地区危机甚至是全球危机的导火线。

     在当代,对于秩序的挑战有很多是全球性的。首先,全球化带来种种危险,包括恐怖分子随意跨境流动以及病毒的传播——这些病毒可能是生物的,也可能是精神的,还有温室气体排放等。面对这些全球性挑战,没有任何机构能管理、控制,结果是地球作为一个整体,发展和质量下降,内部纷争频发。面对全球经济不景气,平民主义的崛起以及分配不公日益恶化也给改善全球管制带来更多困难。

     决定国际秩序的原则也存在争议。有些原则是一致的,例如“靠武力获取领土是不可接受的”,正基于这种一致,1990年萨达姆政权入侵科威特之后西方盟国的武力干预曾获得广泛支持。但是,几十年来,这种一致性渐被消磨。甚至于当一个国家的政府用武力攻击自己的公民,又或者尽不到管治的基本义务时,外来力量是否有权介入,国际社会的一致看法也正在分崩离析。在《联合国宪章》提出“保护责任”之后的10年,外国用武力干涉失败政府的行为越来越难以获得广泛支持。

     重大进步

     当然,即便进入无序阶段,相比几十年前,今日世界仍取得了巨大进步。几十年来,全球没有主要战争爆发,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开始合作竞争,很多竞争是良性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彼此投资的程度正在深化,一个国家发生了拖延时间的重大冲突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对于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一个典型就是俄罗斯已受到这种“相互依存”的制约,其经济和投资环境严重依赖能源出口,意味着西方对莫斯科的经济制裁有机会改变克里姆林宫的一些政策。况且就算普京专注于“收回沙俄失地”,作为一个国家,俄罗斯无论是硬力量还是软力量都还有限,暂时不会影响欧洲核心。

     事实上,欧洲过去70年的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其中包括德国全面民主化、法西斯主义倒台、法德携手和大陆经济全面整合,这些力量都非常强劲,将欧洲联盟的历史地位推到一个新高度,但欧盟在军事上的虚弱使其难以成为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强大伙伴。当然,在大陆内部,安全不再是主要问题,与以往几个世纪相比,已是巨大进步。

     在亚洲,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样成为制约冲突的主要刹车。几十年来亚洲享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各国政府相对和平共处。在可能的冲突爆发前,各政府还有很长时间来创造政策,缓冲民族主义崛起和互不信任带来的冲击与威胁。

     全球经济在2008年深度危机后逐渐稳定,新政策正逐步到位,以避免未来出现类似规模的危机。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增长还很缓慢,但放在历史中看,暂时不算最坏。未来北美可能再次成为全球经济引擎,因为它有最稳定、繁荣和开放的经济体,有近5亿的人口资源,同时能源实现了自给自足。

     拉丁美洲也在逐步稳定,至少与10年前相比,墨西哥的进步太大了,情况类似的还有哥伦比亚。有人在担心巴西、智利、古巴和委内瑞拉的方向,但这些不会扭转整个大陆右转发展的决定性方向。在非洲,很多国家政府的管治能力不断增强,经济表现也超出一般预期。

     失败的教训

     但此时传统分析手段已不能解释有序和无序之间的矛盾。传统方法是用描述一个力量的崛起和一个力量的陨落来形容国际格局之变幻,于是有了今日流行的“中国崛起论”和“美国失落说”,但这些说法无非夸张了美国的问题,同时低估了中国的问题。此外,除了中国还没有其他国家能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面对种种国内问题和外交形势轻描淡写地说:“与冷战期间相比,今天的一切都算不上什么,世界总是一团糟。”可总统或许过于乐观了,因为今日世界恐怕比他说的更糟,主因是一大批有分量的国际事务参与者加入,除了传统西方强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土耳其和巴西的力量都在扩张,与此同时,多极之间的重叠利益却在减少,相互也没有制约机制能约束、克制极端行为。

     在美国的全球霸权逐渐减弱、没有其他力量能填补空白的局面下,未来世界要想从无序中挣脱,只能放弃现行国际规则:允许众多核心力量参与决策,大家尽可能形成更多一致意见,对于美国利益和选择的注意力减少。简而言之,冷战之后的国际秩序难以维系,国际社会需要努力创造新的秩序,虽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主要共识,但“众治”显然是这种新秩序的主要方向。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传统国际秩序的分裂更加猛烈、快速,原因有结构上的,也有意愿上的。中东就是个典型例子,大范围内秩序已不存在,众多政府腐败严重,民权社会的重要性被忽略甚至最小化,丰富的油气资源反而成为诅咒,拖延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教育系统极为落后,女性地位低下,部落和宗派分割严重,极端势力和温和派彼此越来越难以容忍,宗教和世俗领域的分割线也严重模糊化。外界力量的介入让问题更严重,从乱划边境开始,发展到如今的武力介入。

     如今回头再看,10年前美国政府推翻萨达姆、重塑伊拉克的政策是错误的。把逊尼派政府移除并扶持什叶派政府的做法不仅移走了原本在地区内制衡伊朗的力量,反而让伊拉克的混乱被伊朗所利用,同时让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争斗冲破伊拉克边境,升级并扩散到整个中东。所谓的政权变更政策在其他国家也没有太好的结果,在埃及,美国要求穆巴拉克离开,却导致埃及社会进入两极化,对穆兄会的清洗以及其他事件说明埃及还没有做好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准备。与此同时,美国撤销对长期“伙伴”的支持,让其他阿拉伯盟国对华盛顿的可信性产生怀疑。在利比亚,移除卡扎菲造就一个失败国家,掌握权力的不是什么亲西方政府,而是恐怖组织。卡扎菲的下场更让很多中东国家意识到核武器的重要性,要想避免类似结局就要获得核制约力量,这是武力介入撒下的另一个危险种子。

     在叙利亚,美国一直口头表示阿萨德必须离开,但实际行动很少,奥巴马的政策让局势一再恶化,就算划了“红线”,阿萨德还是使用了化学武器,且不曾面对国际惩罚。毒气事件之后,叙利亚反对派遭到深深打击,国际社会也放弃了一个削弱叙利亚政府军力量、扭转内战局势的难得机会,让极端分子有空间发展,“伊斯兰国”(IS)随后崛起。美国在口头上和行动上的差距也进一步加深了世界对其可靠度的怀疑。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也不成功,就连贸易协定都迟迟不能敲定。在俄罗斯,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都加剧了局面的恶化。虽然普京个人选择在外交和经济上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定的国际秩序,但西方也没给他任何积极选择的机会。丘吉尔时代曾提出如何对待失败对手的着名政策,但冷战结束后,西方对俄罗斯的政策并未体现出积极的拉拢和结盟意愿。北约东扩的过程让俄罗斯人感到的更多是背叛和羞辱。武器控制是俄罗斯具有全球话语权的少数议题之一,但相关讨论几乎被关闭,鲜少有形成常态的协议通过。换言之,在1991年之后的30多年中,如果西方的政策不是如此针对,而是更加慷概友好,俄罗斯的政策可能不至于发展到现在这样。

     至于全球管治方面,国际准则越来越难以执行,因为总有一些国家通过颠覆与不合作使一致意见不可能达成,不同国家的利益难以协调,结果是促进全球贸易以及控制气候变暖等需要全球协同的议题始终停滞不前。很多时候各国不愿合作是因为不想牺牲自身利益去实现全球目标,有时也是不情愿做先例,这样今后遇到类似情况就会有案可循。虽然我们时常说起“国际社会”这个词,但现状是今天的国际恰恰非常缺乏“国际社会”。

     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有两个前提,一是美国有绝对实力和影响力,二是其他国家愿意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现在美国的影响力被一系列错误政策伤害,首先是不负责任、宽松的金融政策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其次是过分的本土安全政策践踏国际准则;还有国内管理机构的无能导致政治上功能丧失。在美国影响力下降的同时,一个全球趋势导致国际秩序快速解体,即有分量的国际事务参与者开始增加,而且分散在世界各地,体现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政体和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上。也就是说,美式政治和经济的模范效应慢慢丧失。

     如果美国不能或不愿做出更明智、更具有建设性的政策选择,那么现在世界的动荡可能继续恶化,种种问题已不再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个办法就能解决一个难题,更何况很多问题再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就能应付的。全球化历经30年,其间世界完全改变,人口、资本和观念的流动就像冰川作用于南极大陆,或潮汐作用于海岸线,在不知不觉之间,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已经变化,不可逆转。

     美国一极霸权的时代始于1989年柏林墙倒塌,止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短短30年间,我们见证了世界经济发展、技术革新,但更多成就伴随着泡沫和幻灭,美国领导时代注定是过渡性的,在雷曼兄弟轰然破产那一刻,这个时代就匆匆结束了。

     创造新秩序

     接下来,世界还是要进步,人类还是要发展,我们总要前进,不能退化。面对一个个问题,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但更多政府和机构将参与决策,更多国家要找到共同的重叠利益,更多政府要放弃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狭隘,用全球的眼光去制定政策。多极力量必须持续崛起,除了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巴西和印度,未来还有印尼、沙特,甚至是中美洲、非洲国家也加入国际社会主要成员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不会再有老大老小,大家在共识的基础上合作决议。欧盟作为最成功的跨国联盟,虽然面对种种挑战,却也证明不同国家可以牺牲利益,实现共赢。不同大陆上及宗教、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不同的国家要像结盟般取得一致意见当然会更困难,但这是我们必须努力的方向。

     美国的野心和行动之间一直存在差距,未来这个差距必然要减小,野心将萎缩,而行动要加强。美国和北约盟国理应意识到一个很不幸的事实:通过外力实现其他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的转变往往不会有好结果!冷战期间是这样,冷战之后也是这样,“9·11”之后还是这样!并非所有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做好同等准备接受标准化的民主制度。结构上的先决条件可能还不成熟,政治文化中还有很多障碍,完美的民主制度或许能帮助更多人类成为“优秀的世界公民”,但要催促其他国家实现这一点,困难总比想像中更大,有关尝试总是伴随高风险,一个不成熟、不完整的民主体制还可能被煽动者、野心家和民族主义者劫持。美国应该缩小外交野心,不再企图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治模式,而是促进其他政府提高管制能力、帮助其完善外交政策甚至是内部政策,这才是更合理的野心。

     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其他地区的主要国家,在南美是巴西,在东南亚是印尼,在南亚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欧盟内部是德国,在东欧、欧洲的外缘地带是乌克兰,在中美洲是墨西哥,在混乱的中东,现在是土耳其,未来希望还有约旦和沙特。这些地区的主要力量并非旁观者,他们也有责任促进地区民权社会进步,帮助接受难民、对抗恐怖主义、防止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重要的全球问题更需要各个地区力量协同合作,例如未来对抗IS需要美军持续提供军事力量,也需要沙特和土耳其的合作,才能遏止新招募的武装分子和资金流进叙利亚和伊拉克。不幸的是,类似对抗IS这样的国际行动需要很长时间,代价很高,同时非常困难。

     亚洲国家的争端不像中东那么狂暴、激烈,但也不少,好在亚洲国家相对务实,能不计较其他分歧实现经济领域合作,美国和欧洲要尽快与亚洲达成更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这应成为各政府的首要议程之一。在乌克兰问题上,除了现在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之外,西方国家还要采取更多样化的方式提高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在政治上要快速吸纳乌克兰为欧盟成员。作为整体,欧洲必须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这或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但是马上就要开始,而且应该作为欧盟的首要议程之一。

     在全球层面,众治的理想状态是主要力量都努力把更多国家吸引进一个合作圈子,一同面对全球变暖、恐怖主义、武器渗透、贸易壁垒、公共健康等全球问题,同时尽可能让更多国家发现公共的、长远的共同利益。当然有些决策是全球性的,也有些决策是地区性的,还有些决策可能是选择性的,无论如何,决策的前提是更多力量参与的同时,尽可能取得更多共识。

     每个政府也应把发展国内经济作为对地球整体的贡献,每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改善了,世界平均水平自然也就提高了。在众治的前提下,如果美国想继续保持现有的影响力,在国内要提高穷人生活水平,缩减社会不公,改善社会福利,开发清洁能源,增加基础建设,所有这些是其保持活跃的国际角色的基础。对其他国家而言,同样如此。

     今天的世界,再没有一个国家或者机构能重塑其他国家,能做的只有重塑国际秩序,但是就算新的国际秩序确定了,也很难保证未来不被侵蚀、忽略、遗忘。下一次国际秩序失效之时,将是全球权力进一步分散之时,它将分散给更多国家,分散到更多大陆,面对更多人群。国际事务的决策权从此走上去中央化的进程,问题不是这个进程会不会停止或者逆转,而是这个进程将以怎样的速度前进。

     来源:南方都市报《地球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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