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14年来冰城235位志愿者实现遗体捐献，背后的故事更感动！
2015/4/19 生活报
“最后的死亡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
最近，患脑瘤离世的五常4龄童小陈林捐献器官的故事，感动了全国。其实除了器官捐献者，在哈尔滨，每年还有三十余位遗体捐献者，默默地用生命尽头的最后一点光芒，照亮着医学研究的前路。
哈尔滨市志愿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成立14年来，截止到今年4月15日，已有235位志愿者实现了遗体(眼角膜)捐献，共有6623人在《黑龙江省遗体(眼角膜)捐献志愿者登记表》上签下了名字。
15日，记者来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解剖学馆和志愿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带您了解遗体捐献背后的感人故事。
致敬向这些“无语体师”深鞠一躬
15日上午10点，哈尔滨医科大学解剖学馆三楼，一堂局部解剖学课刚刚结束。尽管实验室里安装了通排风系统，空气中仍弥漫着福尔马林气味，让人忍不住掩鼻。
灰色的金属解剖台上，躺着十余具“无语体师”。他们没有姓名，区分标志是脚上挂着的一个小牌，上面刻着编号和遗体捐献时间。
“无语体师是医学院学生对解剖教学用遗体的一种尊称。这些遗体捐献者，就像是一个个无言的老师，虽然没有语言和动作，却用身躯带着学生探索人体的奥秘。”解剖学教研室副主任马晶向记者解释道。
2013级临床医学专业的大二学生程博刚刚做完实验。他和所有临床医学的学生一样，通过上解剖学课，触摸和切割捐赠者的遗体，来真正认识人体的每一块肌肉和血管。
虽然是实验课，但每个学生都保持静默，按照老师的指导，在用手术刀切割遗体时，动作轻柔、谨慎，为了保持遗体完整，肌肉通常不允许被横向切断。“做局部解剖时，为了表示尊重，我们会用白布把捐献者的面部和会阴部位遮住。上完课后，再将遗体包好，喷上保存液。”程博告诉记者，绝大多数医学院的学生面对遗体时，不会感到恐惧，而是心怀敬畏，每次拿起手术刀，都带着一种“庄重的仪式感”。
在通往解剖学实验室的狭长走廊里，记者看到，墙上挂着一个淡绿色的宣传板，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我们教学所用的标本，来自遗体志愿捐献者，来自一次崇高的选择。当生命落幕，他们把自己作为一份特殊的礼物，永远在这里驻足。有什么会比这种胸怀更宽广？有什么会比这份信任更沉重？让我们，为这些伟大的灵魂，深深地鞠躬。”
程博说，在进行遗体解剖实验之前，老师会领着他们一起鞠躬默哀，“虽然捐献者已经看不到了，但我们所有想说的感谢的话，都在这最后的鞠躬里，感谢他们为医学所做的贡献……”
忧虑
缺失的三分之二
“去年我们接受了32具遗体用于教学研究，而每年教学所需的遗体至少要80—90具。”哈医大解剖学教研室主任张雅芳，已经从事解剖学教学28年了。这几年，遗体解剖数量的巨大缺口，让她感到分外忧虑。
“就目前的标本存量来看，也许再过三五年，医学院学生的局部解剖学课恐怕会难以为继”，张雅芳给记者举了个例子，“目前是8~10名学生同看一个标本，随着标本数量不足，以后可能会20~30个学生同看一个标本，那意味着每个人的实际动手操作经验几乎为零。”
观看器官模型或者用三维数字化演示，被人们认为是某种替代局部解剖学实验的方式。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纸上谈兵”的演练方式，必然会对临床产生影响。
“一是实际经验不足，医生手术时心里没底，二是对人体脏器不熟悉，手术等于是在病人身上练习，盲目切割的危害可想而知。”张雅芳告诉记者，不仅是医学院的学生，就连省内几家大型医院的外科医生，在进行重大手术前，也会回来重新做解剖实验，几乎可以断定，“即便计算机技术再发达，临床经验再丰富，解剖学实验仍是不可替代的。”
尽管近些年，人们的观念逐渐在改变，哈市遗体捐赠数量也在逐年上升，但上升的幅度非常缓慢。据记者了解，去年，哈医大接受志愿捐献遗体32具，全部用于医学实验研究，仅比2013年增加了4具，距离教学所需数量还差三分之二。张雅芳曾去外地考察，她发现在遗体捐赠方面，上海、深圳等城市远比我们做得好，“那边观念相对比较开放，遗体捐献者比较多，捐赠数量完全可以满足医学院学生的实验需要。”
然而，等待人们转变观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张雅芳和她的学生们显然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作为哈尔滨市政协委员，她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今年年初，张雅芳在政协会议上递交了一份提案。她呼吁有关部门能够尽快重视起来，允许医学院将一些无主尸体，在保存必要的身份证明后，用于解剖学教学研究。
有人质疑，这种做法过于冷酷，不但是对逝者的不敬，而且有违社会伦理。张雅芳心里不是没有犹豫，但面临抉择时，她不得不选择站在活人这边。
作为医学教授，她显然更清楚一点，“如果没有遗体用于解剖实验，那意味着将会大大增加患者们的手术风险。谁也不想做‘恶人’，可是谁能承担因经验不足造成的危险呢？”
怅然生死只在“一眼之间”
哈尔滨市志愿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设在哈医大解剖学馆一楼右侧的一间小屋里。这间朝北的小屋，只有十几平方米。
窗台附近立着一排档案盒，记者仔细查看了其中的两个，一个写着“2014年捐献登记”，另一个写着“2014年已捐献人员”。在外人看来，这两个档案盒紧紧挨在一起，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中间有一道无形的线，隔着生与死。每一年，都有一些捐献登记者的名字，从一个盒子转移到另一个盒子里，而他们的躯体最终躺在三楼的金属解剖台上，成为医学院学生口中的“无语体师”。
今年32岁的付旭，是志愿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的工作人员。15日中午，记者见到了这个神色黯然的年轻人，也许是见过了太多的诀别场面，他的脸上明显少了几分朝气。在登记接受站的沙发上，付旭接待过数千位前来咨询或填写遗体捐献申请表的人，在他看来，生死往往只在“一眼之间”。
“我一般只和捐献者见两面。第一眼见时，他们来这里在申请书上签字，第二眼见时，是开车去医院或者家里接他们回来……”从2010年工作至今，付旭在逝者家里或医院一共接受了147具遗体。
“是接受，不是接收。”付旭跟记者反复强调着，他一脸严肃不容有误，一字之差里饱含着对逝去生命的敬意。
记者注意到，在这间布置得十分素净的小屋里，唯一的亮色是挂在窗户上的一个彩色大风筝，它与周围的陈设如此不搭，却又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和谐感。
“成百上千的志愿捐献者，在签下自己的名字后，一抬头就能看见这风筝，它就像是一种安慰，让人看到一个没有牵绊的自由灵魂……”付旭抬起头望着风筝，神色怅然。
尊重即便捐献者反悔也能理解
“电话一响，就意味着任务来了。”付旭的工作时间与医学上的死亡危险时间基本重合，经常是在深夜和凌晨。
接到家属的电话后，他会立刻叫上司机和工人一起 “出任务”。从事这份工作快5年了，付旭再也没买过一件颜色鲜艳的衣服，工作电话常年保持24小时开机，甚至连洗澡时也要把手机带进浴室里。去年大年三十，吃年夜的时候电话响了，他立刻带人赶到遗体捐献者的家里，面色凝重地站在一旁，等待接受遗体。
如果参照捐献登记上的实际人数，付旭的工作本应该比现在更忙。有数据为证，截止到今年4月15日，哈尔滨市志愿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成立14年来，共接受捐献登记6623人，而实际完成捐献的共有235人。付旭见过一些前来登记的重症患者，看样子不久于人世，但是此后几年，他一直也没有接到家属的来电。
“六千多个来登记的志愿者里，大概有20%左右的家属最后没再打来电话，也许是离世后，直接拉去殡仪馆火化了。”当然，付旭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这些人，他怕被当成是“催命的”，也尽量避免跟志愿者及其家属有更多的交流。
“遗体捐赠首先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不能强制执行，就算捐献者和家属签完字以后反悔了，我们也能充分理解。”付旭一脸诚恳。
理由为了一个共同的“意义”
在志愿捐献者的电子档案中，记者看到，在这6600多人中，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97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中有三分之一是老党员、老干部，三分之一来自普通市民，剩下的三分之一是无力支付丧葬费的困难户。
接待志愿登记人员来访时，付旭和他的同事们几乎很少发问，只做倾听者。在签下捐赠书之前，很多志愿捐献者不约而同提到了一个词：有意义。
他们接待过豁达的肺癌晚期病人，“我这病啊治不了了，儿女都在国外，我就不给他们添麻烦了，从确诊那天我就想好了，死后把身体都捐出去，这样有意义……”
有前来咨询的老人，听说捐赠遗体需要征得子女同意，立刻说“我现在就回去给孩子做思想工作，你们一定先帮我做登记，我很快就回来……”第二天，果真领着孩子一起来了。
让工作人员印象最深的是一对老夫妻，他们互相搀扶着来到遗体接受站，“皮囊烧了也是烧了，买墓地有啥用，过了三代谁还记得你，还不如做点儿有意义的事儿……”临走前，老大爷让工作人员放心，“万一去世以后子女反悔了也不要紧，你看我们俩人呢，一个人不在了，后事另一个人说了算，至少能捐一个!”
在志愿捐献者中，还有解剖楼的设计者之一。在捐献同意书里，这位姓战的老人写道：“1954年，我参与设计了医科大学的教学楼，在建筑投入使用期间，作为设计员来这里回访，遇见了一个正在做解剖实验的学生，他跟我讲了很多解剖学的意义，我决定死后要把遗体捐出去……
在众多遗体捐献证明里，记者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朱占华。这位身患胰腺癌的的哥，曾被称为“冰城好人”，去年4月，家属按照他生前的嘱托，将他的遗体捐出来用于科学研究。如今，这个“冰城好人”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在这栋教学楼里的某处，以另一种方式教人救人……
心结哪里能容得下一座纪念碑？哈尔滨市志愿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负责承接哈市各区县及绥化地区的遗体捐献工作。一旦接到远一点儿的家属电话，工作人员立刻开着救护车直奔高速，“执行任务时，并不是每次亮工作证都管用，有的收费站还是坚持要取过道费。”
这笔费用从哪来？
“接受站是公益性质的，总不能管家属要钱吧。”所以多数时候，付旭和接受站的其他工作人员只能自掏腰包。
其实，掏钱还只是小事儿，在登记接受站工作5年，付旭最怕的是每年清明节，这是他的一个心结。目前，由于种种原因，所有遗体捐献者死后不留骨灰，也没有墓地。每年清明节，他都会接到不少遗体捐献者家属的电话，电话那头，经常有人泣不成声：“我想去看看我爸，给他扫扫墓，可你告诉我，我现在该去哪儿呢？”
五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付旭，因为没法给家属一个交代，他甚至觉得自己有点儿轻度抑郁了。这个城市如此之大，却不知哪里能够安放一座纪念碑。付旭一直期待着，有朝一日，哈尔滨能像扬州、昆明等地一样，在城市周边交通便利的公墓里开辟一小块墓区，树起几块纪念碑，在碑上，刻下每一个遗体捐赠者的名字，“好让这些遗体捐献者的家属们，有个缅怀家人的去处，也让更多的市民来这里接受生命教育。”
“我想选一个晴朗的日子，带上一束花，到纪念碑底下坐坐。”这个曾经的医学院学生对记者说，他很想去和那些此生只见过两面的遗体捐献者再多聊几句，对着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毕恭毕敬地鞠上一躬……
哈尔滨市志愿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地址：哈市南岗区保健路157号 哈尔滨医科大学解剖学馆一楼110室
联系电话：0451-86662941
它山之石
★《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规定，捐献遗体供科研、教学使用的，丧属凭使用遗体单位的证明，到死者生前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领取丧葬费、抚恤费。
★重庆医科大学当场给登记捐献者颁发荣誉证书、正式接收时给家属颁发荣誉证书，还设立告别厅，满足捐献者亲友举行短暂告别仪式的要求等。重庆市红十字会还牵头买了一块墓地，为捐献者免费留名，供其亲人家属寄托哀思。
□文/摄 本报记者 周际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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