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最新演讲：尊医，要法，还要更多方法
2015/5/2 医脉通
?导读
很多人都问我，你为什么总替医生说话？我说，说明我不傻。别人不解，“你这个话怎么说，不傻就替医生说话？”我说，伤了医生得罪了医生，倒霉的是医生吗？倒霉的是每一个人!
本文由医脉通整理自白岩松4月18日在首届中国医疗法治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发布已获授权，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白岩松在会上做演讲
我首先谢谢于丹，她不仅自己来，还通知我必须来，而且是在半年之前就通知我了，所以显然她不是因为脚受伤需要找医生(笑)。我觉得这里头有一种情感更有一种责任，我想我们是共通的，今天我跟于丹出现在这里，既不是医生，也不是司法工作者，带着两个角色，一是作为患者代表，二是作为媒体人，去关注整个社会的医患关系和法律之间的关系。现实中有很多乱象，过去的有些故事很可能是未来的预言。
梁启超的故事
1926年，梁启超先生尿血，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刘博士给他做的手术。割下来右肾之后，发现只有黑点，没有肿瘤，显然出了问题，这或许是受制于当时的诊断条件。但后来经历史学教授考证，这件事发生在1928年，说是护士标注把左肾错标成了右肾，我去收集了很多很多的版本，前一种表述更准确一些。
这件事发生之后，当然引起轩然大波，北京大学一位教授马上发表文章说《宁信医不如无医》。看看这个标题，那时候的评论比现在猛。接着徐志摩教授也出了一篇非常强烈的抨击文章《如果我们得病怎么办？》一时间社会上出现大量谴责的声音，大家纷纷主张梁启超到法院起诉大夫，弄的底儿掉。
那时候的协和不像现在的协和，西医在中国刚刚起步，依然处于风雨飘摇和众多怀疑之中。最先跳出来反击的是鲁迅，他比我们于丹有条件多了，人家是学医的，用辛辣的文字表示，“那些不懂腰子的人已经开始抨击了”。文章里用反讽的语调说，我告诉医院的朋友，从来都是这样的，不要去招那些没希望不太好救的病人，因为治好了出去没人关心，但是如果死了抬出去的话，就是轩然大波，医院可能就要倒闭。我觉得鲁迅先生说出了医院的巨大风险。
回到这一起应该说是带有明显错误的手术结果，梁启超先生该怎么办？动用法律的武器？没有。梁启超先生在风波之中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先写英文后来翻译成中文，题目叫《我和医院之间的事情》。他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而且态度治疗都很好等等，最后他希望大家支持协和医院。
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发生两年后，1928年到1929年间梁启超又得了病，他依然选择在协和医院去求治，最后在那里病逝。讲这件事情的意思是什么？梁启超先生当时充分认识到，西医刚刚进入到中国，这是一个科学，如果因为自己的案例而倒掉西医，可能更多的患者将来是直接受害者。因此，法律是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武器？这是一个过去的故事留给我们一个巨大的疑问。
回头一想，梁启超先生为什么放弃法律的手段为自己维权？他没为自己维权，是不是维护了我们所有人的权益？我们几代人是不是受到了后来西医快速发展的恩泽？请注意我这里加一个口号，那时候西医面临的处境可能跟今天中医面临的处境相似，曾经也被妖魔化。今天恐怕也存在大量的妖魔化中医的问题，其实中医有大量优秀的理念，在此不表，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这段话，认为这个有抨击中医的地方，其实没有。
医生、律师与上帝的故事
再讲一个未来的预言。如今医生也好，媒体人也罢，大家都认为医患关系最糟糕的就是中国。去年我去台湾的花莲，参加台湾慈济中秋节的一个活动，他们把全球的志愿者医生请过来感谢。他们也知道我现在在大陆主职做医生有关的工作，兼职做新闻主持(笑)，所以让我跟他们聊个天。
我做了演讲，也跟很多来自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的志愿者聊天，听他们讲各自的医患关系故事，简直触目惊心，因为哪儿都一样。后来我专门就这个事问了慈济的一位负责人，我说为什么做好事的人反而遭磨难？结果他回答了一句话，平平淡淡，他说“被磨的石头才亮”。
有一个来自美国的大夫讲了一个美国最流行的段子，他说你要知道现在美国医患关系也很糟糕，律师大量存在，他们跟在患者的后面，等在医院的门口，只要有人治病就给患者类似小广告的东西，告诉那些患者“出了问题找我”。也就是说，律师在怂恿患者跟医院打官司。因此美国的医生几乎可以说是在律师的监督下生存，监督本身没什么不好，但是当它到了这样一种乱象，医生当然有怨言。
段子是这样的，都说医生是神圣的，死后都可以上天堂，有一天一个非常棒的医生死了上了天堂，他以为上了天堂一定是好招待，结果没想到上下铺，一屋几个人，大学的时候都不是这么惨，然后就去找上帝，“哪有这样的，我们救死扶伤，我们是白衣天使，我们……怎么到天堂之后住宿条件这么惨？”
结果上帝说，“对不起，我这儿正忙着没工夫搭理你。”医生问上帝忙什么，上帝说，“我在准备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要铺红地毯，我还要亲自去致欢迎词，因为马上有人要上天堂了。”医生连忙问：“什么人？至于您这样？”上帝答道：“律师。”
医生一听更生气了，“我一辈子跟他们打交道，总是他们折磨我，为什么律师上来的时候，你还要如此欢迎？”上帝说，“每天上天堂来的医生有很多，律师这却是头一个。”
美国的医生用这样一个段子挤兑律师，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未来的故事？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医生恐怕也要准备好，在未来的某一天，患者的后面不再是职业医闹，而是有律师跟着。我不认为这是一种退步，也许还是一种进步。因为当一切进入正常的程序之内，患者的后面有法律进行保护的时候，恐怕是进步。因此当我们在感叹眼前的这种医患关系时，恐怕你可以看到未来，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先守住底线，然后仰望星空
讲完这两个故事，回到今天的主题。医疗和法治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会不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只要法治发展成一种信仰，所有问题都解决掉？我觉得不。
法律的定义是一个社会最低的道德底线，不是上限，即便再过很多年，当我们拥有了真正健全的法治体系之后，法治的确替社会垒起了一条最低的底线，法律从来不承担过高的道德追求或者更完美的境界。但是法律的重要职责也恰恰在于此，一个乱的社会，如果底线不被守住，后果是什么？因此谈到医学的发展，我觉得应该分为三个境界：守住底线靠什么？靠法律!提高底线靠什么？靠自律!但是追求上限靠什么？靠全社会更和谐的旋律!
守住底线靠法律
因此我们回过头来，首先要谈的是守住底线。
前几年我可能是最早在做的，只要有伤医事件就会做节目。我记得哈尔滨杀医案发生后，我当晚做了一期节目，题目叫《我们其实都是凶手》，因为网上超过80%的人在点赞，在对凶手点赞!点赞的背后，反映出我们相当多的人法律和公民意识的薄弱，简直达到了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已经不认为犯罪是犯罪了!伤医杀医首先是犯罪，而不是什么医疗纠纷。在全社会点赞的情绪中，你看到整个社会的底线是完全没有的。
很多年前，易中天先生问我一个问题，“咱们现在很矛盾，又要守住底线又要仰望星空，你怎么看？”我说：“还是先守住底线吧，先夯实底线然后逐渐提高底线，有一天突然一抬头发现离天很近了。理想是这么实现的，不能在没有底线的情景下前进。”
但是守住底线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医学是科学，不是神学。到现在医学遇到的挑战仍是巨大的，我想医学界人士很清楚，此时此刻全世界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抗生素正在失效。50年代左右到60年代，抗生素达到了一个黄金时代，几乎是药到病除，但是现在，已经在研究超级抗生素了，病菌快速地学习去打败你。
今年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是结核病菌的分离者特鲁多医生逝世一百周年。前几天我见到国家卫计委新闻司毛群安司长，我建议他今年开展纪念特鲁多的系列活动，因为特鲁多有个著名的墓志铭，上面写着医生的职责，“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抚慰”。
偶尔去治愈，因为有相当多的病，人类是治不了的。我咽炎很重，去一家给中央领导治病的大医院，医生是我们东北老乡，一进去他就问：“岩松怎么着？”我说咽炎，结果他说：“我也是，咱聊点别的吧!”
在这个过程中，有相当多的医生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必须冒风险。哈医大杀医案过去很多年后，北京协和医院又出现一个王大夫被患者严重刺伤，那个伤口医生的手指头可以直接伸进去，这是多大的伤口？而且患者和医生几乎不太认识，医生好心帮他去治，可能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情况，患者不能接受所以导致的犯罪。
这个事情出现了之后，有一个大夫在那儿嘀咕，“我马上进行一个高风险的手术，可做可不做。因为这个手术如果要做成了，患者百分之百受益，但是医学告诉我只有30%的希望成功。现在王大夫的事情发生了，不做了。”所以医生这样的犹豫，最后倒霉的是患者。
法律如果只用治疗结果去评判医生对错，我想我们有相当多的手术是失败的，但是失败是不是医生的责任？如果是医生的责任，医生是有权放弃这个过程的。反而没人去议论他，因为他选择另外的方式就可以了，请问司法界的人士该如何看待医学这种充满未知、挑战、风险和失败的科学？因此我极其赞同刚才张教授谈到这一点，不能把伤医杀医当成消费纠纷。
我最近在谈医院是什么，如果把每个人生比做一辆跑车，医院就是4S店，一是season，季节，因为春夏秋冬每个人都躲不开，这是任何季节都会面对的地方；二是service不是sale，因为医院是服务的系统而不是销售的系统，不能单纯用花多少钱买多少东西的理念；三是sport，运动，医院应该是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而不仅仅只是出事才治病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刚才于丹已经说过了，sunshine，阳光，我觉得医院就是一个提供阳光和希望的地方，这才是终极目标。
所以话题回到这里，未来我们用法律守住了医疗、医患关系和医学在社会发展中底线的时候，恐怕也要有相当多的判立建立在先明白医学的特点。
我发现医生一般都有AB面，一方面被患者当成神，另一方面医生经常无助地落泪。我一个好朋友是急诊科主任，他曾经给我讲，一个孩子被送过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外面跪了一地。他接诊的时候知道孩子已经死亡了，但是他无法迅速把这个结果告诉他们，因为他脑子里还绷了一根弦——需要一段时间让他们接受这个现实。他在里面继续做心肺复苏，尽管完全知道这是没用的。他说那段时间他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因为无能为力，一个多小时的心肺复苏后，外面的家人逐渐接受孩子死亡的事实。
所以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职业？我们要期待接下来的中国医疗法治论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题目，将来这个论坛还要进一步探讨医学环境下司法案例怎么在了解和沟通的基础上更遵守规律，同时案例应该形成对全社会患者和媒体的一种教育。
教育大家，不能说结果是糟糕的，医生就是混蛋，就是失败的，就是错，就是不尽责。因为绝大多数的医生是在为了你的生命在冒险做尝试，但是科学一定会有失败。中国现在最可怕的一面就是，不允许有任何的过错，厌恶失败，整个社会充满着成功学，而一个不能尊重合理失败的民族是不会真胜利的，所以此时的中国很危险。
我现在准备系统地去讲一个题目，叫美好的失败是一种胜利，或者说是另一种成功。因为观念一定要改变，在医学集中体现出这一点，因此我觉得这可以当成一个命题。
那么在守住底线的时候要依靠法律，今年很高兴地看到在两会的报告当中，不管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两高的报告，为保证良善的医患关系，把暴力伤医等事件同时写入其中，我觉得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非常开心。
尤其温州那起事件又出现的时候，凌锋教授联合很多政协委员给我打电话，问要不要联名签名，我说当然要了，随后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我发现相关的司法界人士，法院、检察院还稍微好一点，公安局就很矛盾，医院里出事以后一时不好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在犹豫的过程容易被人理解成纵容，或者说是一种保护，一些恶劣的事件进一步发酵。
接下来我觉得公检法面对暴力伤医态度应该更坚决，更严厉更快速。先从犯罪的角度去治理，否则医生将来都练武术，然后玩开枪？讲一个15岁孩子的故事。协和医院出现伤医事件后，一名医生问他孩子要不要学医。孩子说，要。医生就问他，有人伤医怎么办？孩子说，我将来买枪，病人进来的时候，我让他把手举起来放在墙上不要动，检查完之后让他走。
提升底线靠自律
医生尽最大的努力为患者治病，医学作为一种科学一定会有失败，我们不仅不能把这种尽力当做犯罪或过失，还应该要表扬和鼓励。
提升底线靠自律，但是请注意，自律靠两点，一是约束，二是尊重，哪个行业都是如此。于丹是教授，她的全家都是老师，这么多年来，老师很辛苦，但走到哪儿都有尊重，那种尊重就是约束。
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其实好大人何尝不是？好行当何尝不是？这个社会上夸医生的太少了!如果我们都对医生形成一种良性的尊重，同时又有方方面面的约束，自律才能成为现实。
追求上限靠和谐的旋律
我觉得最重要一个追求的结果就是和谐的旋律。很多人都问我，你为什么总替医生说话？我说，说明我不傻。别人不解，“你这个话怎么说，不傻就替医生说话？”我说，伤了医生得罪了医生，倒霉的是医生吗？倒霉的是每一个人!
中国人聪明，古人用生老病死四个字把每个人的医生都衡量了，生老病死四个环节谁能躲得开医生？去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第一次超过两亿人，接下来是一个加速度的过程，在加速度的过程中，我们对医疗健康的需求是快速增长的。
中国将来的第一产业，一定是健康产业，这点无话可说，因为将来中国的第一问题一定是人口问题，这个人口问题就包括了老龄化，出生率下降，健康资源调配等。
今天举行的这个论坛，其实意味着如何做一种更好的工作，将这种底线守住了，我们都兴高采烈愿意去谈提高底线，兴高采烈愿意去追求上限，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理想的国度。
中国古人早就强调了，做任何事，圣人从不为大，都从小的事情做起，也才成其大。换一个角度去说，追求更多美好的目标，都要先从守住底线开始。底线守住了，理想才有可能。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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