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版】我们为什么行医？
2016/1/26 医脉通
?导 读?
我们始终相信，尽管当今医疗环境恶劣，医护人员怨声载道，但是在大家的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职业，对医学，是有一种情结的，就是这种情结让我们爱恨交织。之前我们也推出过系列文章【我行医的第一次流泪】，相似的是，国外的医生们也会有一样的情结，特别的经历也会让他们思考：为什么行医。本文整理自Medscape，不知读过此文的中国医生们会作何感想呢？
来源：医脉通；作者：梦佳
“比起仅仅探究病理生理和掌握治疗方法，我们还有太多的事要做。”
——Abraham Verghese医生
(译者注：Abraham Verghese 是一位医生作家，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理论与实践医学的教授以及内科学院的高级副教授。他同时也是三部畅销书的作者，两部回忆录一部小说。2011年，他入选美国医学研究院。)
以下这些故事将会从更深远的层面上更好地诠释“行医真正是为了什么”。
“在我刚开始执业的时候，我曾被叫去诊治一名农民大家族中的女族长，她来到急诊科时已经陷入昏迷而且处于濒死状态，她非常憔悴，而且满身是汗，肝脏肿大，多结节。她被20个暴徒一样的子民围绕着，那些子民每个都是大块头。
我作出了一个“肝转移性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现场初步诊断——感觉像个15岁的人作出的判断，还给他们解释胰岛素的分泌引起了低血糖昏迷。我给了她一颗葡萄糖药丸，她服下后逐渐恢复了意识，坐起来，问发生了什么。那帮大块头觉得我‘TM就是个天才!’那是我唯一一次在急诊室里被高举过头表示感谢!”
——David J. Kerr
David J. Kerr：英国二等勋位爵士，医学博士，理学博士，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牛津大学纳菲尔德临床实验室科学教授，英国牛津肿瘤中心的肿瘤学教授。
“1983年，我作为一名医学生在家乡南非的加赞库卢工作。在种族隔离墙倒塌以前，我曾驾驶一辆老旧的大众汽车到中部的不毛之地，去教给那里的村民给他们的孩子口服补液的技巧。我坐在一棵猴面包树的阴凉里，喝着“Chang”(一种当地的啤酒)周围围坐着10个尚加纳族的女人。当时一定有三十七八度，我所在的那个地区是中部最干旱的地区，一些牲畜的残骸就散落在地里。但是那里的女人们依旧很热情，她们大笑着拥抱我，似乎对我去他们那里工作非常高兴。那一刻，我觉得医生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职业。”
——Anne L. Peters
Anne L. Peters：医学博士，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凯克医学院糖尿病临床项目主任，临床医学教授。
“有一次坐飞机去参会，我坐在中间的座位上睡着了，我突然听到我那一排后面的地方有一阵骚动，我转过身看到一个老太太正在一边拍打她丈夫的脸一边呼喊：‘醒醒!醒醒!飞机上有医生么？’那一刻，另一名医生跳出来并上前提供帮助，而我还在原地站着，最大限度的转过身清理我眼前的蜘蛛网。那个脸色苍白的老大爷还是毫无反应，但是还有呼吸，另一名医生正在检查他的颈动脉搏动。
我当时想最好的做法应该是让这位老人离开座位，平躺到地上，但是我不想冒犯另一位医生，尽管我知道让老人继续坐在座位上是不妥的。所以我礼貌的，充满敬意的悄悄对那位医生说：‘我是急诊科医生，你需要我的帮助么？’
‘喔，谢谢，太感谢你了!’他大声回答道‘当然，非常需要。我是个高危产科医生，我只知道怎么处理怀孕的女人。’
于是，我们让老人平躺在地面上，我拿出除颤仪正准备除颤，结果老人自己醒了并恢复了意识。
这段经历让我对自己是个急诊科医生感到骄傲。但是我更尊敬那位产科医生，因为他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及时站出来，他是个真正的医生!我很庆幸当时我在场，而且最终结果是好的，但是最宝贵的是我和另一个医生的相互帮助。”
——Amal Mattu
Amal Mattu：医学博士，教授，副主席，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急诊医学部心脏急救协会主任。
“在我当实习生的时候，我体会到同情心的真正含义。有一天晚上挺晚了，我在肿瘤科所在的楼层给一个25岁左右的男人抽血。他得了急性白血病，正在接受化疗。等我抽完血，他站起来准备上床睡觉，我跟他说‘哥们儿，我真想也能上床睡觉啊。’他看着我，眼里充满了鄙视，对我说‘我真想去上班。’
那一刻我一下就在感情上成熟了，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抱怨过。”
——Lynda Szczech
Lynda Szczech：医学博士，工程硕士，北卡罗莱纳州杜伦大学肾脏协会。
“当年我当住院医的时候，有一天我已经回到家里，一个实习生叫我回医院去处理一个危重的女病号。那天晚上我们一宿没睡，照顾了那位患者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们终于看到她脱离了危险。她问我们是不是要回家休息一天了，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新一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Henry R. Black
Henry R. Black：医学博士，纽约大学医学院临床内科学教授；纽约大学医学院心血管病防治中心高血压分会主任。
“我当实习医生第一年，那是一个周日早晨，我值班，因为前一天晚上睡得太晚了，所以当我走近急诊室的时候还有睡眼惺忪，也就是那时，我看到了他们。
四五个美丽的女人在急诊大厅里排成一列，照顾着拥挤的病患，她们穿着华丽的红色绸缎长袍，优雅地走动，她们的头发柔软顺滑，佩戴的珠宝闪闪发亮。她们和担架上流着血、衣冠不整的病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名住院医注意到了已经凝固在入口的我，‘这是我们周日雇来的教会志愿者么？’我问他。
‘不是。’他答道，‘昨晚一场婚礼上发生了打架斗殴，那些是伴娘，新郎在创伤室里……对了，你想不想去看看伴郎下巴上的撕裂伤？’
我脑补了一下那副情景，然后说：‘想。’”
——Nicholas Genes
Nicholas Genes：医学博士，管理学博士，纽约西奈山医学院急诊医学部副教授。
“曾经有个老太太在医院附近的大街上看到我，走过来跟我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但是2年前你是我的医生，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你对我和我家人的热情。你真是个特别的医生。’
通过一些细小的行为，能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这无疑是对医者最好的职业回报。”
——Kendra Campbell
Kendra Campbell：医学博士，纽约布鲁克林纽约州立大学南部医学中心精神病科住院医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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