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原理和管理技术影响了“一战”?
2015/3/11 中外管理杂志

     文/罗仲伟

     1914年9月,劳师远征的德国重装集团军的进攻经马恩河战役被阻挡在埃纳河一线以后,大战各方希冀的“速胜速决”梦想完全破灭,西方的战争变成了一场把世界各个工业国的全部工业、科学和精神资源都席卷进去了的围困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人类首次认识到“组织”和工业化的强大。一些历史学家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描述为“工业战争”,这是不无道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掀起的浪潮还未消退之际。除经第一次工业革命已实现工业化的英国外,西方各大国正在工业化的征途上高歌猛进。工业化的核心标志是“规模”和“系统”。借助于突飞猛进的现代科技,规模化、系统化的工业生产方式使人类彻底抛弃了以农业生产方式创造财富的机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规模和财富积累,从而也使人类解决群体性冲突的极端手段或形式——战争也具有空前的规模化、系统化特征。

     管理重要性的彰显

     在这样一种“工业战争”的态势下,紧紧围绕工业化规模、系统生产而诞生的管理原理和管理技术,从两个方向深刻地影响到战争的进程。一是包括采购和库存控制系统、成本核算、生产规划和行政规划在内的基本管理原理,被直接应用到响应战争动员的超常规军备生产和后勤保障。二是被直接作用于实施战争行动的作战军队的组织行为中。问世不久的科学管理理论即刻在战争中找到了用武之地,居于其核心的动作分析原理甚至指导着一线作战士兵军事动作和武器操作的不断改进。

     1911年弗雷德里克·泰勒的巨著《科学管理原理》正式出版,作为管理学学科诞生的里程碑,三年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初出茅庐的管理学原理首次大规模、大范围普及应用。

     彼得·德鲁克曾将工业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一段时期的管理主题称为“黑暗大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类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知识虽不能说是空白,但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还没有被人们普遍意识,并没有被看成是应当与现代化工业规模化、系统化大生产相匹配的必然主题,更遑论像今天这样管理学已被社会广泛认可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即便在因发起科学管理运动而为现代管理学奠基的美国,无论是企业界还是政府部门也都不重视管理。这时还没有严格的管理者、管理专家和管理学者的概念,在涉及工业化的各类组织活动中,工程师的地位和作用最为重要。泰勒就称自己为“管理顾问工程师”。作为法国管理思想的先驱,亨利·法约尔的正式身份同样是工程师。实际上他们两人都是实践工作者而不是理论家。然而,除少数像泰勒和法约尔这样的精英工业实践家外,工程师们一般都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狭隘的纯技术导向主宰着考虑问题的方向,既意识不到也漠不关心组织机构的管理因素。直到1907年以前,工业化过程中最具权威的组织——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都还漠视管理的作用,不承认有管理工程的议题。到了1915年,该学会还有不少有势力有影响的会员否认可以建立一门管理的学科,或者认为即使可以建立管理学科,那也不关工程界的事。事实上,一战前的美国企业,尤其是大公司对科学管理的接受程度很低,企业家和管理层普遍对其持小心谨慎的态度。少数公司试图以一个完整的系统全面引入科学管理方法,却遭到保守的、老派的势力反对,对劳工抵制力量的担忧,强化了这一状况。

     始于美国的科学管理革命在蔓延到欧洲之初同样不受欢迎,推行科学管理的行动阻碍重重。丹尼尔·雷恩指出,欧洲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有一支常常具有激进思想的有组织的劳工队伍。科学管理遇到工会方面的抵制力量,比在美国遇到的还要大。此外,在一战前和一战初期,由于欧洲大陆的人们普遍具有反美情绪,源自美国的管理思想很少被人接受。例如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英国,高度组织化的劳工情绪极端对立,对科学管理几乎不屑一顾。

     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样的局面很快就被扭转。稚嫩而单薄的、需要不断深化和急需得到实践证实的科学管理思想和其他管理原理与知识,似乎瞬间获得了一展身手的机会。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人们很快就认识到重视管理、改进管理的必要性,科学管理思想逐渐深得人心,科学管理实践活动开始流行起来。

     按照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组织、训练的美国军队展现出惊人的高速度和高效率。尤其是战争后期派往欧洲支援作战的庞大美国远征军,在架桥铺路、建造船坞、战壕掘进、建立通讯线路和战场机动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组织效率和行动速度,无疑使协约国朝野各界大吃一惊。美军的现身说法使泰勒名声大振,其学说立刻被冠之“主义”称号而风行开来。时任法国陆军部长乔治·克莱孟梭甚至向他管辖下的所有军工厂下达命令,统统都要研究和应用“泰勒主义”。1917年苏维埃革命刚获得成功,俄国一退出战争,列宁随即就提出应用科学管理推动工业化的主张。法约尔独立于泰勒创造的行政管理原则和方法,同样是在一战中渐渐受到法国政府的重视。

     兵工厂的速度和效率

     科学管理方法首先在由各国政府经营的兵工厂里得到广泛应用。例如以多种形式沿用至今的甘特图表,就是在一战期间开始广泛地用于军工生产和应对战争的政府行政管理,并在实际运用中日臻完善。美国则按照科学管理原理,开始全面实行工作分析制度。

     战争期间,无论是在协约国还是在同盟国,为增强政府的战时管理能力,都建立起一系列管理和干预经济的战时机构,主要职能是分配政府定单、控制重要原材料的供应、协调各种经济关系和保障战时管理顺利进行。相当数量的商业领袖人物和管理研究者进入政府部门和战时机构,要么担任具备执掌一方权力的高级职务,要么作为管理顾问为政府服务,从而大大推动了管理原理和方法在战争动员、军工生产、后勤保障、军队组织、部队训练等方面的普及应用。在美国,他们大多数象征性地收取一美元作为工作报酬,因而被称为“一美元年薪雇员”。由此,各国政府得以在前所未有的范围和程度上管理关键的经济部门和战时委员会,努力高效地处理纷繁复杂的大规模战争事务,使战争物资源源不断生产出来,并迅速送抵前线,使后备部队快速招募、组建,经过训练后陆续开赴战场。专家决策、组织管理似乎超越市场力量,成为战争期间经济良性运转的更佳方式。不幸,管理专家是经由战争第一次得到定义,管理史无前例的历史地位也是由战争所奠定。

     泰勒的主要合作者、追随者亨利·甘特和哈林顿·埃默森等人,作为美国海军工厂的工业管理民间专家委员会成员,针对海军工厂的职能和运行提供咨询。而泰勒的另一位合作者弗兰克·吉尔布雷斯则在战争末期出任美军少校工程师,在参谋本部中负责训练新兵和伤兵复员转业工作。一战后期法约尔也担任了法国政府的管理顾问,对改进法国陆军、海军和企业的管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18年3月,面对战备混乱局面忍无可忍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任命华尔街投资家伯纳德·巴鲁克为战争工业委员会主席。巴鲁克卓有成效地运用了科学管理原理和方法,在各个强势且相互龃龉的政府部门间斡旋,将不断提升的生产能力进行调试与分配,将生产出来的军火和军需品调运到合适的地点,从而实现更加高效的战争准备。战争工业委员会解决了许多复杂的、过去从未遇到过的问题,获得了明显的成功。这也表明政府的计划管理方式同商业管理方式在理念上是一致的,都要不断追求稳定性和统计控制。

     行为科学的建立

     刚刚崭露头角的行为科学同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找到用武之地,从而有所建树。被称为“工业心理学之父”的德裔美国心理学家雨果·芒斯特伯格,他关于心理学和工业效率的学说在战争中得以扩大影响。当时,几乎每一个交战国都应用他提出的心理学方法来挑选和训练军队。美国在1917年参战后,对二百万军人制定并进行了心理学测验,这是心理学空前未有的大规模应用。另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工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沃尔特·斯科特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为军队制定军衔标准、编制军官任职技能说明书的同时,应用心理学原理设计出一种对士兵进行分类和对军官候选者进行测试的制度,被美国陆军所采用。斯科特还于1917年在美国军队中组建人员测评委员会,进一步推广他设计的管理制度。因战时将心理学应用于军队管理而做出的卓越贡献,美国政府向他颁发了服务优异奖章。一战时期任职于英国皇家陆军的心理学家、工业心理学英国先驱者查尔斯·迈尔斯,也在军队中积极促进心理学的应用和推广。英国管理学者和企业家本杰明·朗特里于1916年至1918年期间在英国军工部新设立的工业福利局任局长,负责对战争军需生产中所产生的有关人的问题制定政策和提供咨询意见。由于他的努力和影响,一战结束时,英国工业领域中已经较为广泛地关注人的因素,关心职工福利。

     围绕人的问题在残忍的持续战争中得到彻底暴露。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于1920年左右,以工业心理学为基础的行为科学作为管理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牢固地建立起来,使年轻的管理学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既在战争动员的压力下,又在战争市场的诱惑下,企业对组织化、专门化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了强烈冲动,并纷纷通过推行此前顾虑重重的科学管理实践予以表达。战时经济的经验使企业知晓、扩大工业产能具有重要意义,“科学化”管理成为必须。一些大企业更是借助战争提供的非常机遇实现管理创新。考察这样的典型企业时,忽略像美国福特公司和杜邦公司是不合适的。

     福特之变革

     战争需求为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巨大动力,早已接受科学管理原理而跃跃欲试的福特汽车公司似乎自然而然地脱颖而出,好像它早就神奇地预测到战争将会来临,战略性地以管理方式的变革预先做好了准备。战前的1913年,福特公司位于底特律高地公园的新工厂在汽车零部件标准化基础上建成流水装配线,由此诞生了工业时代最令世人瞩目的组织创新。1914年1月5日,亨利·福特对记者宣布创新性的工资政策,福特的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可得到五美元工资。果不其然,一战的爆发,进一步推动刚刚按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和管理原理高度组织化、机械化生产并不断改进的福特T型车获得成功。1915年,福特推出由T型引擎驱动的四轮拖车,使战争中远距离运输使用卡车成为可能。1916年,在全力开工的福特工厂流水生产线上,汽车底盘的装配时间从十二小时缩短到两小时。这一年,福特T型车的售价降至三百四十五美元,销售量猛增至七万三千四百辆,几乎占整个美国汽车销售量的一半。福特一举横扫了此前高踞在它之上的几乎所有汽车业对手,并使这种优势一直持续到1928年。1917年美国正式宣布参战,福特本人高调宣称,福特公司完全听从美国政府的调遣并将从战争合同中赚得的利润返回给政府。虽然这不过是一个宣传噱头,但福特公司的确为战争高效地生产了许多航空发动机、军用车辆和大量猎潜艇。与此同时,巨大的新工厂开始在底特律里维荣格建设,福特的汽车生产达到了最高水平。这也是一战时期最为显著、最为典型的反映现代大工业生产特征的规模经济。从此,福特主义成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朽标签。

     杜邦公司的结构创新

     杜邦公司的管理创新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方面。杜邦在一次大战期间依托超常规的弹药生产,大发战争横财,自然盈利颇为可观,从而有能力通过开发、并购和合资等手段逐步进入到新的领域,实现业务多元化。1915年杜邦收购制造油漆、塑料、搪瓷的阿林顿公司,1916年收购费尔菲橡胶公司,1917年收购制造燃料、油漆和重要化学品的哈里森公司。1917年出资收购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并于1919年成为其控股公司。为应对业务不断增加而带来的组织结构不适应,迫使杜邦进行组织创新,以使企业具备足够的灵活性,能够处理多元化的业务。为此,在战争期间杜邦公司就抛弃了当时企业普遍采用的单人决策管理方式,开始探索集团式经营的组织管理方式,着手试验与产品线并行的多部门组织形式,实行职能式管理。其主要特点是在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之下设立“执行委员会”,作为公司的最高管理机构。在董事会闭会期间,大部分权力由执行委员会行使,董事长兼任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时,执行委员会有10名委员、6个部门主管、94个助理,高级经营者年龄大多在40岁左右。公司按照预测、长期规划、预算编制和资源分配等内容进行管理职能分工,以分工为基础建立制造、销售、采购、基本建设投资和运输等职能部门。由于在集团经营的管理体制下权利高度集中,实行统一指挥、垂直领导和专业分工的原则,所以秩序井然,职责清楚,效率显著提高,大大促进了杜邦公司的发展。但随着公司逐步从单一的火药生产商向综合性化工企业转变,经营范围不断扩大,而且市场需求出现变化,公司在规模扩张中经营情况却不断恶化,于是杜邦于1919年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如何改进公司的管理。次年该委员会建议按不同产品/市场划分事业部,由事业部部长全权负责处理一切事务,从而开创了事业部制的基本概念和组织管理方式。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美国各家大公司典范的M型组织结构的雏形。

     德国的标准化管理

     不提到战争中同盟国企业在管理创新方面的表现是不公平不完整的。对此,德国企业充分体现出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称之为“合作管理的资本主义”的群体性特征。德国工业界和企业在战前面临的最大困惑是产品生产的标准化问题。这是源于当时德国工业化的外部环境和企业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工业化突飞猛进,要求德国企业尽可能开辟国内外市场,但海外殖民地已基本被英、法等国瓜分完毕,德国境内又缺乏廉价的原料资源。为了能在海外市场上与英、法等国相抗衡,德国社会普遍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进产品设计,用高质量的产品夺取市场。1896年德国工业设计运动奠基人穆特西乌斯被任命为德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建筑专员。他经多方考察后认为德国应当把功能性和装饰性的设计思想与机器生产结合起来。1907年穆特西乌斯等人发起成立德国第一个设计组织-德意志制造联盟,宗旨之一就是推动标准化和批量化生产。此后在举国关于工业生产“标准化”的争论中,德意志制造联盟的主张稍占上风。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结了这场争论。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必须实现制造业大批量生产,工业产品及零部件实行标准化生产最终成为工业化发展中的历史必然,标准化成为包括机械设备制造业在内的工业生产的主流思想。设计独立于经济,设计品质不因经济利益而动摇的原则,从德意志制造联盟上升为整个德国工业界所奉行的立场。大战期间,德国迫不及待、略显匆忙地展开了标准化管理运动,开始制定全国的产品生产标准。首先是设立非政府组织德国标准化协会,由其建立工业生产标准化认证体系。接着是建立德国电气、电子和信息工程协会认证体系,对电气电子产品等重要产品进行专业的技术标准认证。德国企业积极参与到有关标准化的各种管理活动中,申克、鲁尔奇和道依奇等公司的标准化室成为行业性标准化组织。虽然标准化管理运动不可能最终决定战争的走向,大量标准及其管理制度还在襁褓中德国就已经战败,但是对产品生产标准化及其管理制度的不懈追求,对于打造德国机器装备制造企业的竞争优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从此,“谁制定标准谁就拥有市场”成为德国企业的教条,依靠标准化管理和品质管理,在更小的范围内组织大规模生产成为德国的一种企业传统。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快了许多大趋势的发展,那么人们认识到管理作为工业化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和内容,以及现代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的普及运用就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毫无疑问,在战争促使管理渐渐深入人心的进程中,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科地位悄然得到巩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全球的政治地理版图最终重新绘制。凡尔赛体系维系着脆弱的欧洲和平,美国从此全面稳坐全球霸主地位,并顺利进入开启现代生活的消费者十年。随着在战争的废墟上确立的管理学大国领袖形象得到巩固,美国管理黄金时代的帷幕也随之徐徐拉开。

     来源:清华管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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