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辞职体风行谈起
2015/8/20 中外管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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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距离“万众创新”还有多远？
文/杨光
当创新与创业热潮席卷华夏时，我一方面很是期待，一方面又颇为担忧。
一件看起来的好事，在中国要真的成为好事，是需要一些前提的。人生其实有两大学问：一个是分寸，一个是时机。而就时机来说，中国显然到了必须万众创新的临界点，不然中国在吃尽人口红利之后，就会从此掉队沉沦。
但是，中国确实到了能够万众创新的临爆点吗？至少不像看起来那么乐观。我仅从三点来窥豹一斑。
当我们依然以复制为乐
日前，某位教师仅仅一句“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辞职信，通过网络轰动了全国。轰动的原因，一则是现在各行各业皆不景气，前景渺茫、辞职转行已是涌动在万众心中的现实大潮，因此大家对辞职话题都会共鸣得厉害。二则这封辞职信确实很有创意和情怀。而这两点，也都是国人现在所缺乏的。
因此，问题不在于这封辞职信，而在于万众对这封信的反应。几乎在几个小时后，一直到最近，举国都像留声机一样在各种场合照搬复制这句话，或略加改动以“体”的方式疯狂复制。甚至，连最应不甘人后的广告创意公司，都相继加入到了“复制”大军中。
无独有偶。没几天，一对万众瞩目的艺人，在被万众八卦很久后，忽然在微博上主动而含蓄地说了一句“我们”。于是一切昭然若揭。应该说，在合影下加这么一句图说，很有东方式的创意美，精炼，含蓄，又有明白无误的想象空间。因此，这条微博是有创意，是没有问题的。问题也在于万众对这条微博的反应。
“我们”，就这么一个普通到极致的人称代词，居然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全中国的电子屏——举国都在晒“我们”。仿佛，直到这对艺人发话，万众国人才忽然想起了这个世界上不止有我自己。
虽然以上都只为闲暇一乐，但我仍想较真而败兴地问：一个全民以复制为乐趣，并席卷了精英阶层且浑然不觉的国度，真到了万众创新的临爆点吗？
创新，是一种意识，一种追求。众所周知，犹太人善于创新。如果他们看到身边谁创新开了个铺子，很火，一定想到的是：“这个人了不起!但我如何能与这个先行者不一样，从而让我自己、这个先行者都能共享创新的乐趣与成果，让全村子更加繁荣？”可我们呢？大概举国都知道这个段子：“那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全村都会义无反顾地跟着开一模一样的铺子，直到创新那家被万众淹没，痛苦而无声无息地死掉!
如今，我们的万众思维真的改变了吗？
当我们依然不以山寨为耻
“山寨”这个因中国制造而风行的概念，早已经在全球乃至中国国内声名狼藉，貌似大家都避犹不及，“我们也革命了，可以姓赵了”。但正如鲁迅先生对阿Q精神的尖刻追问：真的断子绝孙了吗？
我所居住的社区，虽谈不上高大上，但也都是具有小康能力的中产阶级。而我刚有了宝宝，因此终于开始留心与妇婴有关的琐事了。
我注意到，当这些中产家庭喜添宝宝时，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经常带着孩子一起远途飞行。为此，一个能进入机舱而无需托运的可折叠婴儿车，便成了家庭的必需。这时他们面临一个抉择：是“只花”上千元买一个原汁原味的进口品牌车，还是“只花”几百元买一个看起来完全一模一样的中国山寨车？所谓都是“只花”，是因为对于他们的消费能力而言，其实价格并非天壤之别。
但是，我惊讶地发现，我身边这些中产家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买山寨车。如果你问他们，得到的答复是：“反正目前用起来真没什么差别，那为什么要买贵的呢？就算过一段坏了，大不了再换一个呗!”
这时，我才意识到其实我们谈及以上的创新话题，真的有些奢侈了。
因为创新的基础，是对产品品质的追求，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
我们知道，中国人苦得太久了，饿得太久了，穷得太久了。因此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发展经济主要是满足我们对物质数量的渴望，是理所当然的。但该阶段如果在我们的内心依然挥之不去，我们可能万众创新吗？如果连具备经济实力、貌似应该转入品质追求的中产阶级，依然热衷于价格而不是品质时，我们可能万众创新吗？如果我们的市场依然是劣币驱逐良币，我们的企业谁愿意“忤逆”市场而“徒然”做创新呢？而没有品质追求的万众创新……1958年，我们都已经领教过了。
我们也知道，近代西方文明的起飞来自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的内在起点，并不是瓦特“发明”蒸汽机，而是英国率先通过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也就是说，当创新者的利益，得到了最切实的保障时，万众创新才可能真正出现。可是在我们已经颁布知识产权保护法多年之后，我们的“上帝们”至今仍对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不屑一顾。如果退一步说，在不到10块钱的Photoshop软件盗版盘和动辄数千元的正版盘之间，即便是位博士也难免会纠结的话，那么明显在承受范围之内却依然义无反顾地践踏知识产权，则只能说明一点：没觉悟，远比没能力可怕。
一个国度或组织的整体素质，并不是看舍生取义那一刻，而是看举手之劳那一时。
如今，我们的万众素质真的改变了吗？
当我们依然奴性不改……
如果我们再深一层思考，我们的国民性改变了吗？
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刺痛过我们，因为他让我们不得不面对惨淡的现实，面对我们国民心中源远流长的奴性。
一个组织或行业要创新，远不像我们决定去看《速度与激情》那么令所有人都亢奋。
尽管我们组织里或行业里的大部分成员，都早已领教了原有机制对我们的束缚，都早已受够了保守势力对我们的压榨，我们也有诸多不满和牢骚，我们也不断畅想彻底改变。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一股改革与创新的力量，真的即将动摇原有那个万恶的根基时，“奇迹”就会一再发生：正是那些被保守、错误机制所虐待的人，反而会跟随守旧势力一起反对变革，反对创新!因为，再痛苦，再悲催，他们都“习惯了”——“只要是能坐稳奴隶的时代”。而创新，虽然带来了希望，但也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带来短期的利益受损——而这，恰恰是“万众”所绝不愿意的。于是，他们反而会和守旧者“同仇敌忾”，成为道貌岸然的卫道士，去绞杀创新。
很显然，最近关于出租车领域里的创新，就正在发生这样的事。聆听出租车司机咒骂这个行业，几乎成了我们每天打车出行的必修课。但当滴滴、优步、神州等创新大潮终于汹涌而来强烈冲击这个体制时，这些旧体制的受害者，却并不乐见，更不愿一起参与迫使那个旧有体制做出改变，以适应时代。他们反而去向政府示威，罢运，去抗议甚至恐吓、殴打那些参与创新的力量。就像某些被家暴的妇女，反而会指责义愤者多事，甚至敲诈义愤者。
其实，又何止是出租车行业，我们各自的行业，乃至我们各自的组织里，难道不是多多少少都在上演同样的闹剧吗？
如今，我们的万众奴性真的改变了吗？
我绝不是反对万众创新，而只是希望让大家共同面对那些不经意却很残酷的现实——当前，万众依然对个性创新意兴阑珊，对消费创新缺乏动力，对参与创新更是叶公好龙。我们只有看准了病灶，找对了病根，才能继而做出切实的改变。假以时日，万众创新才会真的来到中国，来到我们身边，进入我们的血液。
来源：中外管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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