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中国龙？还是中国病人？
2015/9/20 中外管理杂志
第24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
先说几个很有意思的史实——请密切注意史实中的时间长度。
十五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让西欧两个毫不起眼的小国西班牙、葡萄牙一跃成为成为欧洲乃至全球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当时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有这样一段名言：“在朕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但这种辉煌只延续了不到100年。1570年西班牙在殖民墨西哥、菲律宾之后，想打开中国大门，“当时西班牙人认为中国人也和印第安人差不多，征服他们不会费什么力气”。彼时中国正是无为而治的明隆庆年间，明帝国处于垂暮的夕阳余晖中(70年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吊死在北京煤山)。但一场看似偶然的事件同时改变了西班牙这个“海上霸主”与中国的轨迹：1588年8月在英吉利海峡进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大海战。这次海战，西班牙实力强大，武器先进，且兵力达3万余人的“无敌舰队”被英国小得多的舰队击垮， “无敌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从此以后西班牙急剧衰落。
替代西班牙的是英国。自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这个偏居于欧洲最西北岛屿上的国家通过英荷战争、七年战争、工业革命，在短短100年内成为第二个“日不落帝国”。鼎盛时期，当时全球人口的约四分之一、世界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都是英帝国的版图。这个辉煌一直延续了400多年，二战的巨大损失与冲击令英国走下巅峰，世界头号强国被美国取代。但，即使今天，英帝国余威犹存。
最令人纠结的例子是当今全球无疑义的最强大国家：美国——这是一个239年前还不存在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1776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这一年，詹姆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正式进入量产，这预示着人类工业革命真正的开始；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则在这一年的3月9日正式出版了他那本深刻改变人类经济生活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同时，美国的清教徒们在这一年发表了独立宣言，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叫美利坚的新国家诞生。这个国家年轻得令自己国家已接近破产的希腊人都不以为然：我们的祖先在思考哲学的时候，你们的祖先还在树上荡秋千。
彼时在中国正是大名鼎鼎的乾隆四十一年，康乾盛世时代，尽管此时中国经济几乎已经停滞了500年，但大清帝国看上去仍财大气粗，歌舞升平。虽然人类工业化浪潮已经在遥远的英格兰兴起，市场经济理论在这一年已经形成强大的范式，而国际贸易正在以一种粗糙的方式向全球蔓延，但是尾大不掉的大清帝国对此完全不感兴趣。这一年的11月16日，乾隆降下谕旨，在全国范围内“删销书籍，以正人心”，焚毁书籍计77万卷。饶是如此，到了他儿子嘉庆年间(1820年)时，中国GDP仍达到了全球约1/3的峰值(彼时美国GDP占全球比重只有1.8%)。但自此之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国家从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之路：中国江河日下，GDP全球占比的“K线图”一路无反弹跳水，一直下降到二十世纪50年的4%，而美国则从1.8%的占比在短短200年内增长到约全球的1/3(见下图，数据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
看完上表，有没有一种历史恍惚感：一直到15世纪(文艺复兴前)，欧洲仍处在中世纪的蒙昧黑暗时期。几乎在过去2000年的时间里，中国都是世界各国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头号强国。但，过去200年，我们做了一次自由落体式的高台跳水。
为什么有的国家会衰落？
近期，刚刚从金融危机泥潭里爬出来的欧洲正疲于应对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难民危机，扩张性的安倍经济学并未给日本低迷的经济带来任何好消息，美国则忙于2016年总统大选并纠结下周要不要加息，中国这个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40%的国家(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贸易代表佐立克)股市两个月的下跌在全球范围掀起了世界金融危机将到来的恐慌——虽然这其中不乏过度的反应甚至恶意的兴奋(法国前总理拉法兰)。
一切貌似都糟透了。
但如果你把观察的时间周期放大到100年，或者200年、甚至500年呢？
前几年，中国拍过一部很有趣的纪录片，叫《大国崛起》。2012年美国两位教授出版了一本风靡全球的书：《国家衰落之谜》(Why Nations Fail)——可见中国和西方都在审视和研究国家崛起的道路。《国家衰落之谜》这本书刚出版就赢得了强烈好评，其所受赞誉甚至直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这个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分析周期：它在人类历史数百上千年的坐标轴上分析西班牙、荷兰、英国、中国、美国……他们因何而起，又因何而落？
相较于短期的经济繁荣或者衰退，相较于听起来很可怕的硬着陆，一个国家有远比这些坏得多的选项：比如战争，比如独裁，比如少量利益阶层的固化与社会的固步自封——这些长期因素会导致一个社会从长期必然走向衰落。你能想象二战结束后，亚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是缅甸吗？
但二战结束70年后，这个军治下的国家几乎沦为亚洲最穷的国家。感谢佛祖，好在，他们现在有昂山素季(一个令格隆心悦诚服，堪称伟大的女性)：她正在做一件事，试图以自己的不自由，换取祖国的自由。这或许会让这个国家发生一些变化？
《Why Nations Fail》的作者在搜罗了数百年的历史资料后认为：“英美等国之所以变得富有，是因为它们的公民推翻了掌权的精英，创建了一个权利得到广泛分配的社会”。评论员兼经济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对此总结道，他们其实就是在说：“自由让世界变得富有”。这和一反凯恩斯“干涉主义”，而崇尚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私有化国企，裁汰工会、减少干预，减少支出，大力减税刺激企业自主投资的美国前总统里根的那句名言是一致的：“Freedom works。”(自由是管用的。)
简而言之：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推行自由主义，限制和约束权力的寻租行为与利益固化：按照经济学家奥尔森的理论，一个社会承平越久，利益集团的密度与势力越大，利益集团高度组织化的寻租逐利行为将轻松战胜一盘散沙的大众，即使后者的公共利益要远大于前者，如何对抗利益集团将成为国家兴衰的关键!
我们再回到1776年发生的三件大事之一：亚当·斯密正式出版《国富论》。在书中，斯密非常严肃甚至是刻薄地批评了表面红火，实则权利高度集中、小撮利益集团已高度固化的“康乾盛世”：“中国长期处在静止状态，其财富在多年前就已达到该国法律制度允许的最高限度。如果改变和提高他们的法治水平，那么该国的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出很多。” “富人和大资本家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穷人和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低级别的官僚借口执法而被强加掠夺”。这种对平民财产的肆意剥夺，有的时候是一种个别行为，但更多的时候竟然是一种国家层面的行为。这是对市场经济制度中最重要的合约制度的破坏。由于私人财产得不到有效保障，中国成了世界上财产继承与创造都极为低效的国家。
这或许就是中国从康乾盛世迅速跌落任人欺凌深渊的原因？
最近的案例：英国病人 (English Patient)的康复与撒切尔革命
还记得那部获奥斯卡奖的电影《英国病人 (English Patient)》吗？
二战结束后，以“国家积极干预主义”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到70年代就已难以为继，并在欧美制造了一大批要死不活的“滞涨”病人——英国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是其中之一。战后数十年间，英国病日益严重，甚至有人断言它将是第一个从发达国家退回到发展中的国家。
好在，英国当时有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几乎是再造了英国——但是对于遥远的中国而言，除了津津乐道她在人民大会堂前戏剧性的摔跤之外，似乎很少有人去点检她的政治遗产尤其是经济措施——尤其在当今中国经济已经是最经典“滞涨”特征的情况下。
撒切尔的做法并不复杂，更多的是需要勇气与决心：限制和打击既得利益集团对经济的阻碍，重新界定与市场的边界，并让市场在更大的领域与程度上主导英国经济转型，具体包括：私有化国企、去监管化、减税、取消汇率管制、打击工会力量，以及颂扬财富创造、而非财富再分配——她不仅重整英国经济，使之重新回归世界舞台中心，更与对岸的里根总统一起向世人证明：自由市场制度的确仍旧是最不坏的制度。
“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这是里根的名言，撒切尔夫人的解决方案与之异曲同工：砸碎利益集团与官僚机构加诸市场的锁链，让市场为经济寻找前进道路。由此可见，面对严重的英国病，撒切尔夫人给出的答案是从更为朴实的生活常识去理解经济，对于改革阻力则是更为果断的态度——这对于面临多重转型的中国改革，没有参考价值？
新中国会是一个大国崛起与衰落规律的例外吗？
《Why Nations Fail》的作者依据他们的历史数据与逻辑，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制度是崛起式的制度，而这种制度不能转化为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这和“中国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杨小凯(请参阅格隆的文章《大家小凯》)的观点如出一辙。杨小凯将经济学家沃森的“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对后来者的诅咒”，置放在中国百年经济史里研究并提出“后发劣势”理论。简而言之，就是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自由宪政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这种没有制度提升的模仿带来的沾沾自喜，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其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这种情形下经济增长本身不会带来社会稳定，反而会激化社会冲突。
但新中国自80年代以来的成功却对这种认识带来了挑战：中国用彻底的实用主义(这种思想在邓小平的格言中体现无余：“无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近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速，让数亿人摆脱贫穷，并且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两个时间维度：
1、3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很短；
2、在200年前的差不多2000年里，中国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们只是在恢复；
行为边界是经济学界曾经热烈探讨的课题，尤其是在独立于古典经济学的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后。格隆之所以用曾经这个词，是因为即使是最极端的凯恩斯主义者或者制度学派学者，也都认同小、大市场这个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结论，争议只是在于某些特定条件下，诸如市场失灵时，如何短期参与到市场，帮助市场再平衡，并如何快速干净地退出。因为所有学派都认识到，本身就是一个利益团体，也是由具有自身利益诉求的经济人组成，在对任何一个经济问题的判断上，并不比某个企业或个人更理性、聪明或者具有前瞻性。
对经济发展这艘大船而言，的职责不是对航行方向做出对与错的判断，而只是在危急的时候帮助恢复一下船体的平衡，让大船不至倾覆。换句话说，恪守行为边界是定论，根本无需讨论，经济学界讨论的只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偶尔越界，越界的方式、力度，以及如何尽快干净退出。
但在中国，基本不存在这个边界。中国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市场经济参与主体而不只是一个看门人，通过直接控制和运营企业(国企)、经济规划、分配资源等方式深度介入经济。在这种背景下，被自负的理性、政绩需要、利益分配等因素推动而盲目钦点、扶持、催肥的企业比比皆是。这些国企或者准国企往往会占用大量社会资源，导致社会资源错配。最关键的是，即使最后证明这种资源配置是错误和失败的，面对行政强权，市场体系自身也很难去予以纠错。
回顾过往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我们会发现一个悖论：我们习惯于把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就归结于对经济的深度参与、人为设计(所谓五年计划)、人为管控与调整，并把这个归结为“中国模式”。而且经济发展越有成绩，就越强化我们这种深度参与的“中国模式”情结。很少有人反向考虑，我们过去三十年的成就，是否恰恰是因为不断放开管制，不断减少对市场干预的结果？
如果我们一直迷信和强化“中国模式”，而不是约束这种模式，我们怎么可能指望能大规模减税？怎么可能在国企这些参天大树荫翳蔽日的空间里完成克强总理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经济结构调整又怎么可能得以完成？
30年真的太短了，短得根本不足以让我们成为一个例外。
国企改革：我们真的需要国企吗？
最后格隆简单讨论一下与大国兴衰貌似无关，但却对中国这个大国是“中国龙”，还是“中国病人”有着直接关系的焦点问题：国企。
“国企改革”无疑是最近曝光率最高的一个词——很讽刺的是：
1、国企是资本市场寄予厚望，就指望靠它的改革给经济和资本市场带来突破口的抓手
2、国企同时又是深度参与和掌控经济的抓手
很明显，一柄剑只有一个剑柄，不可能同时被两个人抓牢在手里——这也注定了国企改革盛名之下，多半难堪重负!
哲学讨论有两个意思类似的词：屁股决定脑袋，路径依赖。
当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哪家国企都重要，哪家都不可或缺。哪怕你是躺着数钱的银行，你也会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如果你试着把屁股从凳子上挪开，做一次客观的旁观，你会发现，于经济体系而言，占用了太多、太多经济资源的大多数国企，不是麻烦解决者(trouble shooter)，而是麻烦制造者(trouble maker)。
所以核心理论探讨在于：1、我们真需要国企吗？2、或者说，我们需要那么多国企吗？
国企症结的标在效率，本在产权与权责——如果不是真放，只是引入部分民资，国企改革极难有超预期的可能——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动真格的政治智慧与勇气!
但资本市场一定会炒，海博股份大涨、申达股份停牌这些都是案例。A股就是一个先有图，后有逻辑的博弈市场。从买方到卖方，从机构到散户，墙上骑着上亿人。
来源：微信号Economy-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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