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厂校结合”的败笔
2015/10/29 中外管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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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位置比邻国内一流大学的中关村,为什么没有真正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科技创新创业集群地?不妨借鉴美国硅谷成功集群的经验。

     文/许稍稍

     几周前,我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小住,被朋友极力劝说不要搬回波士顿,一定要住在湾区。

     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居然是:生活在硅谷的所在地湾区,人就会被无形地感染,总是琢磨着想干出点什么新东西出来,于是每个人都过得活力十足。

     友人现在的职业是房产中介。但是,她已经在湾区有过好几次创业经历。现在的职业和她过去的各种尝试,完全大相径庭,但已步入中年的她,还是整天飞快地转脑筋,创意、追逐着各种新想法,继续做着创业梦。

     硅谷:创新集结地

     没错!旧金山湾区的硅谷,是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英国剑桥科学园、印度的班加罗尔、法国的索菲亚科技园,以及国内的各种“高科技园区”,都无法与硅谷相提并论。

     这里聚集着全球密度最高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高素质人才。不仅有高科技人才,更有提供各种创业服务的风险投资家、咨询专家、猎头公司、会计和律师,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的创新支持。例如:硅谷的高资本可得性,全球任何一个创新集结地都无从攀比。

     硅谷内外,有一种自发的、非正规的社会网络。无论是那里企业内部松散扁平化的结构和文化,还是企业之间人员的频繁跳槽,甚至技术移民在母国和硅谷之间的流动,都在无形中促进了行业以及跨行业知识和创新理念的共享。

     我的另一位生活在湾区的友人,近年来跳槽过好几次。出乎常人意料的是,他今年跳槽,是放弃了一家薪水丰厚、日趋成熟的高科技公司,而选择了一家飞速发展但还没上市的创业公司。据说,不算股权,友人现在的薪酬只有被放弃的那家高科技公司的1/6!

     硅谷特有的这种自发、非正规的社会网络状联结,不仅促使了地域中各方人才对新技术和新产业的集体分享学习,同时,创业者或创新者们能通过人才、技术和资本的自发重组,去追求各种最新机遇的行为,得到最大限度的鼓励。

     随之,弥漫硅谷的创新和创业文化,也越来越厚密。

     斯坦福:产学研结合地

     最有特点的,大概是和硅谷的形成息息相关,在1950年代初创建了世界第一个科技工业园区的斯坦福大学了。惠普、苹果、太阳微系统、硅谷图形、雅虎、谷歌、思科、英特尔以及很多当今世界高科技领域的巨头公司的创建人,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或教授。

     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大学,都无法和斯坦福大学对商业奇迹作出的贡献相媲美。有人甚至认为,斯坦福大学是东部的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合集,人文理兼修,强调全才的培养。而正是全才,才最有可能成为商业领袖。

     和美国东部名校相比,斯坦福大学从政府得到的经费很有限,所以就绞尽脑汁想办法解决自己的财务收入问题。其实1951年创办硅谷的雏形——斯坦福科技工业园区,就是学校用于创收的项目。

     今天,守着世界级公司林立的硅谷,斯坦福从工业界得到许多资助。而这种资助的性质,解决了常见的学术界和产业界的脱节,“迫使”教授和学生通过参与公司的项目,养成了解决商界实际问题的本领,更培养出能够把握产业发展方向的高瞻远瞩。例如: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课题,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们,可能不太情愿在这个题目上花时间和精力。而当时的科技公司也不会想到或愿意开发这样的前瞻性产品。但是,两位斯坦福的教授夫妇,LeonadBosack和Sandy Lerner却义无反顾地从事路由器的研发,以解决异种计算机之间无法互联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思科的创立,革命性地推动了互联网的迅速普及。

     斯坦福大学对教授办公司也非常支持。该校校长JohnHennessy,在1980年代是一名普通工程系教授,发明了精简指令集(RISC)的处理器MIPS后,并与合伙人创办了MIPS公司。MIPS在纳斯达克上市之前的那几年,Hennessy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在他的企业上,而教课和研究工作沦为次要。运营公司的经验,也将Hennessy锻炼成为难得的管理人才,成为校长的人选。

     中关村:“厂校结合”的败笔

     和世界其他名校相比,斯坦福真正让大学融入了产业界,而不是许多大学高谈阔论、颇显浮泛的“厂校结合”。例如,中关村与国内一流大学共享优越地理位置,却没有真正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科技创新创业集群地。其中,并未真正融入的“厂校结合”,应是原因之一。

     谈及中关村,我们应该借鉴硅谷,反思国内“集群”的不足。中关村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看似有着无可比拟的政策优势,但是,政府的刻意规范和助跑,多少阻碍了集群自身的生态进化。例如,政府往往通过引入大企业,制造集群单纯的规模扩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省略了集群中的技术创新和创业要素之间自由组合、不断充分成长的过程。而这个成长过程,实际上是创新网络和创新文化建立的必由之路。集群中有机生成的创新和创业的文化,和政策、资本等其他支持要素相互作用,才能真正推动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抱团创新,是有效的模式

     纵观国内许多“科技创新城”,都存在缺乏集群的生态进化问题。集群地的高校,没有真正和产业结合,甚至根本不具备支柱产业相关的学科。还有许多所谓的“集群”,既没有大学也没有明确的主导产业,沦为商业地产的噱头。

     说到底,集群的最大功效,是通过浓厚的知识共享和频繁自由的流动,促进创新。硅谷和其他优秀的创新和创业集群已经证明,抱团创新,是最有效的一种模式。

     不过,我对朋友说,我依旧喜欢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区(Cambridge),近年来正飞速地发展成为生物技术创新和创业的基地。大大小小的生化企业和实验室正日益集结在这里,将十多年前还是一个被认为不是最适合居住的区域,打造成了一个高科技创新、创业达人们聚集的大本营。一个新的生物技术集群,正在这里被孵化得日益羽翼丰满起来。而且越来越多的国际人才也纷纷落户在这个区域。集群内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的创业气氛,也越来越浓郁。

     很大程度上,半个世纪以来硅谷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得益于亚太经济的发展。而在经济发展速度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不妨借鉴硅谷成功集群的经验,相信打造真正能够引领创新的集群,则指日可待。

     来源:中外管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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