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列德瞄上中国丙肝患者的钱包
2014/9/23 医学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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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一千万中国丙肝患者急需吉列德公司的天价新型丙肝药物Sovaldi,中国该怎么办?或许习近平主席近日在印度的表态将为中国患者带来希望:中国愿意扩大进口印度生产的药品。

     作者:琲乐 来源:“医学界杂志”微信号

     去年吉列德公司(Gilead Sciences in Foster City, California)的新型丙肝药物Sovaldi在美国市场上以8.4万美元/疗程的天价推出后,今年9月15日,吉列德宣布与印度迈兰公司(Mylan)达成非排他性授权协议,生产Sovaldi及其新版本的仿制药,以低廉的价格销往91个北非、中亚和东亚的发展中国家,而这91个国家却没有包括全球丙肝患者最多的中国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

     全球都在寻找一款廉价抗HCV药物

     HCV病毒于1989年被发现,主要经血液传播,可导致肝脏慢性炎症坏死和纤维化,部分患者可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细胞癌(HCC)。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HCV的感染率约为3%,估计约1.8亿人感染了HCV,每年新发丙型肝炎病例约3.5万例,其中80%的患者来自中低收入国家,每年有大约35至55万人死于与此相关的肝癌或肝硬化等疾病。

     在中国,约有1000万丙肝病毒感染者,卫生部《2011年度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死亡统计表》显示,2011年,我国报告的丙肝发病数量超过17万例,比2010年增长了13.1%,是乙肝的5倍。

     在全球HCV感染者中,绝大部分都没有得到合适的医疗干预和处置,这主要是由于目前的医学干预措施都不是十分管用,而且价格也相对较高。使用抗病毒药物利巴韦林(ribavirin)和免疫调节剂干扰素(interferon)联用的治疗方案治疗一年,只能达到不到50%的治愈率,并会出现疲惫、恶心和抑郁等副作用。

     Sovaldi的出现,无疑成为了广大丙肝患者的救命草。据估计,全球将有220至320万患者会使用Sovaldi治疗丙肝,但这个药物昂贵的价格却让人无福消受。美国Molina Healthcare的CEO J. MarioMolina则认为,该药的定价不应超过4.5万美元/疗程,以拯救更多患者。

     无缘中国的廉价Sovaldi仿制药

     本次,吉列德公司在推出更昂贵的新版Sovaldi的同时,还与仿制药公司Cipla、兰伯西(Ranbaxy Laboratories)、Cadila Healthcare、迈兰(Mylan)、SeQuent Scientific、Strides Arcolab和Hetero达成协议,生产低价的Sovaldi仿制药,销往91个北非、中亚和东亚的发展中国家,然而,中国却并未被包含在内。

     英国利物浦大学的课题组于今年2月在《临床感染疾病》杂志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比较了生产仿制药的成本,据他们估计,如果使用仿制药生产企业出产的药物,完成12周的疗程一共只需要100-250美元。同样是丙肝大国,为何印度就能够享受到如此优惠呢?

     “强制许可”改变药企销售对策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议,成员国发生公共健康危机,如艾滋病、疟疾、肺结核和其他流行疾病时,可考虑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仿制生产仍在专利期限内的药物来解决公众危机。

     巴西、南非、泰国等国就曾对治疗艾滋病等传染病的二线药物实施过强制许可。而在2012年3月,印度政府批出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抗癌药物的强制许可,允许本土制药商生产德国制药商拜耳(Bayer)公司抗癌药物Nexavar的仿制版药物,这一强制许可,允许印度的Natco制药将每月剂量以8800卢比(约160美元)的价格销售Nexavar仿制药,与拜耳公司的原药相比降价幅度达到97%。

     这条强制许可的出现,使外国制药公司对新兴市场药物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乏产生了担忧,同时也改变了在新兴市场的销售策略以减少自身损失。因此,吉列德公司为了防止印度再次以强硬手段生产仿制药影响自身利益,特别允许印度等91国在协议范围内制造和销售仿制药。

     而在中国,自2012年5月1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更新《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施行至今,虽然中国民间对乙肝、艾滋病等相关治疗药物申请强制许可的呼声不断,但无一款药物获得国家批准。这是政府的保守还是政策的疲软?

     “最惠国待遇”或能造福全球?

     既然“强制许可”暂无力实施,那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我国是否有机会享受最惠国待遇(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MFN)呢?

     《路透金融词典》将最惠国待遇定义为:双边贸易协定中的一项承诺,规定缔约国的一方若给予第三国某种优惠待遇,缔约国的另一方即时获得相同的优惠待遇。放到吉列德问题上说就是:吉列德公司给予印度的低价药物,其他WTO成员国都应同时获得相同的待遇。

     新药Sovaldi在欧美的售价是5.7万美元/疗程,在埃及只有1800美元/疗程,都远低于美国的8.4万美元/疗程,这样的卡特尔行为已经违反了“最惠国原则”,对此,WTO成员国或可要求吉列德公司按照“最惠国待遇”原则执行,给予全部WTO成员国以同样优惠价格。

     患者等不起,中国该何去何从?

     1000万中国丙肝患者正在等待Sovaldi的拯救,事实上中国患者急需的类似Sovaldi高价药还有很多种,中国该何去何从?

     首先政府完全可以从国民的生命健康高于一切的立场出发,和相关药企展开单独谈判,毕竟中国市场巨大,议价能力还是有的。只要给压力,相信问题能解决,看看印度就知道了。

     其次,谈判不成也可以从印度等国进口药品。

     事实上,目前国内药品走私案屡见不鲜,且来源大多都是印度,原因无非是印度的仿制药比国内进口原药便宜。但是,由于这些仿制药均没有获得中国进口批准注册,被查获后往往只有销毁一途,无法用于患者。因此,我们急需政府放开制度,允许个人及医院采买仿制药。

     因为中国目前尚处于发展阶段,人均GDP不足7千美元,医疗技术和自主研发能力都相对薄弱,医保制度也仍不完善,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政府必须坚持强硬的态度,尽最大努力让公民有权且有能力接受药物的治疗,而非坐以待毙,完全听由他人指挥行事。

     值得欣慰的是,9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印度时表示,中国愿意扩大进口印度生产的药品。

     期待政策上能够取得快速突破,因为患者们实在是等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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