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摩洛哥当麻醉医生
2015/1/20 医学界杂志

     导读:2011年,我前往北非摩洛哥王国执行为期两年的援外任务。经过一万四千公里的跋涉,踏上摩洛哥山城时,却发现……

     作者:陈弘 来源:“医学界杂志”微信号

     2011年春天,我有幸成为一名中国援非的医疗队员,前往北非摩洛哥王国执行为期两年的援外任务。从接到任务担忧、疑虑;到临出发前好奇、憧憬;直到经过一万四千公里的跋涉,真正踏上我将为之奋斗700多个日夜的摩洛哥山城塔扎时,犹如兜头一盆凉水,所有的担忧不是多余的,所有的憧憬却是多余的。

     语言障碍,生活艰难

     初来乍到,才知道我们短期的法语培训根本是不够用的,而且这里大多数人还是说着他们互相自己也搞不清的阿拉伯语。看着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们,听着陌生的语言,感觉有一种穿越到一千零一夜古堡的错觉。不要说循医问诊,就是问候寻路都成问题,另外最令人痛苦的是这儿的饮食习惯,对于不吃牛羊肉的我来说尤其遭罪,只有味同嚼蜡的白鸡肉和仅有的番茄土豆等几样蔬菜打发日子。语言不通,对于麻醉医生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如何快速传达指令、如何告知我要的体位、如何测试麻醉平面、如何懂得病人的主诉,不能及时了解病人的感受,就会耽误处理意外的黄金时间,那结果真的是不敢想象的。于是只能努力适应,我在一个月后已经能够用法语对着摩洛哥同事开口头医嘱,两个月后我能用阿拉伯语和当地病人做些简单的沟通。生活上我们自己开荒种地,搭棚翻土,竟然种出了青菜,冬瓜,刀豆等国内才有的蔬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国内的食谱,使得生活工作勉强驶上轨道。

     设施落后,观念迥异

     摩洛哥的麻醉工作深受前殖民国法国西班牙等的影响,所有运行的机制全部是欧标的,一个麻醉专科医生,他们叫做rentimadeur (复苏医生)而不是anesthesiste ,他所要负责的范围很广,包括急诊抢救室,重症监护室、中心手术室,急诊手术室,产科手术室;凡是全院病人涉及生命循环不稳定的都要麻醉医生负责。当然,在摩洛哥要成为一个麻醉医生具有很高的门槛和很规范甚至是残酷的培训途径,而最终能成为一个麻醉专科医生,虽然凤毛鳞角,却是人中凤凰。所以在摩洛哥,麻醉医生地位很高,高到我们国内的同行不敢想象的地步,所有手术是根据麻醉医生的作息时间安排的,所有需要手术的病人必须有麻醉医生同意的盖章才能获得住院资格,你停手术或者延缓手术不需要任何解释,你的诊断就是权威,没人敢质疑和得罪麻醉医生,所有的手术科室医生都要对你尊重有加。

     我所在的山城塔扎一共只有两个麻醉专科医生,要负责全省200万人口的手术之需,你可以想象他们的麻醉医生有多珍惜,而我即将成为他们的第三个麻醉专科医生,经过多轮的磋商,我最终答应重点负责中心手术室的麻醉工作,间隔负责重症监护室及急诊手术室的工作。所谓中心手术室就是有四间手术室,其中一间眼科专用,其余三间有老drager 麻醉机的两间,只有两台监护仪没有呼末检测的,其中一台只有血压和心率监测没有氧饱和度检测,但这里的手术难度却是和国内两级医院比一点不差,胆囊、疝气;妇科的全子宫、骨科的全髋、半髋手术;甚至还有颈椎,腰椎手术和重大颅脑手术,而我的工作就是带领五个麻醉护士完成所有的手术。唯一让人感到些许安慰的是,这里的麻醉护士工作能力很强,术前准备,实施麻醉,气管插管,术中管理都有他们完成,只有遇到需要穿刺的麻醉和插管困难和术中出现生命体征不稳定时才会让我出场。

     说句题外话,到这里才发现我们在国内做的活其实都是麻醉护士的活。话说回来,这些麻醉护士经过层层考核培训,手里的活都不赖,如果你没有两下子,技术上震不住他们的话,那两年的得不到尊重的日子蛮难过的。记得我插第一个管是我们中国医生开的胆囊,摩方的几个麻醉护士和他们的麻醉医生手忙脚乱的忙乎了一阵都未能插入,眼看着要第二轮插管了,幸亏我们的中国医生及时把我叫来,我急忙喊停,我怕他们把病人的喉头插水肿了,到我插时可能连一点机会都没有,那以后病人如何供氧都会成问题,我拿面罩先供了一会氧,查看了一下体征还算平稳,我吩咐用了点激素,又给我准备小一号的气管导管,先用咽喉镜挑开口咽情况,发现喉头水肿严重,声门根本无法目及,轻轻地压一下喉结,根据会厌根部情况大致能分辨出声门所在,我拿气管导芯把气管导管拗了个鱼钩造型,深吸一口气,我知道这是我在我的摩洛哥同事前的第一次亮相,而且这个病人也许只有这么一次插管机会了,当我小心翼翼地的把导管置入气管,并通过听诊确认插入了,在场的摩洛哥同事不约而同的响起了掌声,有的用法语口里喊着“brave” (真棒,厉害),有的用阿拉伯语念叨着Alhamdulilah(感谢真主)。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以后的工作稍微平顺一点。

     但是紧接着一个问题又来了,我和他们的麻醉理念完全迥异,比如说麻醉适应症,比如麻醉方式选择,根据国内的操作常规和指南,很多手术根本不具备麻醉条件,于是我在第一个月几乎没怎么做手术,一直在停手术,但很快发现很多病人过了半月一个月又来排队了,问他们去内科治疗过没有,他们茫然地摇头,最后又苦苦哀求,我知道我再退回去,他需要再排队再约手术的话,没有三个月兜转是绝对搞不定的,渐渐地我不得不向他们的现状妥协,于是我尽可能地安排最可靠的麻醉方法,最可靠的麻醉护士,必要时自己参与麻醉。还有一件非常困扰我的事情就是,有些明显心肺有问题的患者,在国内肯定是全麻的,摩方同事执意要做腰麻,我列了一堆原因,他们还给我更大一堆困难,什么肺部感染,经济原因,ICU设施落后。说到穿刺是最滑稽的,整个医院没有硬膜外麻醉包,只有散装的一次性腰麻穿刺针,也没有铺巾,所以每每穿刺病人都采用坐势,我是双手悬空操作。好在他们所用的局部麻醉药品布比卡因等药都是法国米兰公司的产品,适量的浓度和用量,病人阻滞后一般体征很平稳。在我工作两年间,涉及穿刺病人没有出现过平面高,体征不稳等情况。

     作风拖沓,态度怠慢

     条件艰苦通过自我调整和适应,一般在三个月左右也就能适应,最今人无奈地是摩方人员做事的拖沓作风,由于他们是国家卫生部统一发放工资,护士由省卫生厅统一发放,与工作量工作强度不挂钩,而且人事制度上原则上是不能解雇医护人员的。所以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迟到是最家常便饭的,借故没有消毒巾,没有麻醉药,麻醉机坏了,无影灯不亮了等种种理由推脱手术。这些也就算了,麻醉护士工作的怠慢确实不能忍受,上好了麻醉人都不见了,要么喝咖啡,要么到一旁聊天去了;麻醉护士们自视技术很好,插管从不用导芯,完后从不听诊,害得我每天盯着他们屁股后面,连哄带吼,直到我真的板起脸严厉呵斥他们几次后,至少在我在场的情况下有所收敛。虽然他们的麻醉护士工作能力挺强,但是他们仅仅是一个医嘱的执行者,对于术中的管理很欠缺,病人最后的转归如何他们根本不管。所以对于整个手术室所有的手术及可能出现的意外,我必须有一个全局观,术前把关,术中管理,术后关照必须了然在心。所幸的是,在我工作的两年时间内大大小小的手术完成1500多例,没有出现一起因麻醉原因而造成的不良后果。

     苦中作乐,甘于奉献

     虽然条件艰苦,生活乏味,但是这里百姓的纯朴,医患的和谐,空气的新鲜和我们所受到的尊重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寂寞枯燥,万里之外祖国亲人的关怀,队友之间亲密无间的相融,异乡人民真忱的托付,让我们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医者的使命,作为一个中华儿女的骄傲:

     我不遗憾,我在北非大地留下了脚印,我很幸福,我一个炎黄子孙能给异域百姓尽绵薄之力。

     我要歌唱,我从心灵深处对得起自己,我会怀念,我曾在那里每天迎接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

     (作者:浦东新区人民医院麻醉科陈弘医生,本文为“医学界杂志”微信号原创,转载须经授权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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