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服务为何沦为“哑巴医疗”？
2015/2/10 医学界杂志
导读：医院这个承担着救死扶伤职能、本该充满人文关怀、闪现人性之美的所在，如今却成了医患共同的伤心地，医生一度成为一个危险的职业。面对这种状况，不少人都在问：这到底是怎么了？
作者：李宁 来源：城市快报
现代人在医院出生，在医院去世，就像有评论说的那样，“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可是，医院这个承担着救死扶伤职能、本该充满人文关怀、闪现人性之美的所在，如今却成了医患共同的伤心地，当越来越多的杀医事件被曝光后，医生一度成为一个危险的职业。面对这种状况，不少人都在问：这到底是怎么了？
最近，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国内知名医学人文学者王一方出了本书，叫《中国人的病与药》。诚如副标题中“来自北大医学部的沉思”所说的那样，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医院、医疗制度、医生品德操守以及病人的百科全书式的“沉思录”，作者以其宽广、深厚的医学和人文学科背景，通过生动的故事剖析展示了医患关系的各个侧面，试图展现当下中国人的生命状态。
专业知识不对称导致的沟通之难——“到医院去看病的患者，在知识上与医生高度不对称……唯有检测与实验报告才能提供确切可靠的病况依据。”
现代医学的鼻祖希波克拉底曾经说过，“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然而很多时候，患者看不清楚的不仅是大口罩后医生的脸，还对医生所让进行的化验、开的药、诊断依据、康复护理等心存疑惑。
对于医生动不动就让病人做各种检查，这些检查究竟有没有必要？六六在她的作品《心术》中借着主人公郑艾平之口有过这样的叙述：“我如果好心替你省钱，凭直觉判断，而少做一样检查，万一不巧恰恰就是省下的那部分出了麻烦，责任肯定是我的。我不想再担负任何责任了，我应该担负的和我不应该担负的。”“凡是来看病的，都全面检查一遍，任何一个疏漏都不放过，免得日后起纷争。”
对此，王一方的分析则更加深入。在他看来，这种医生不允许病人“倾诉”而更多依靠仪器的表层原因是“现有的门诊考量制度不允许，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技术崇拜与客观优越’。在现代医生的眼里，”病人满嘴都是啰嗦的、非专业的、主观的痛苦体验，唯有检测与实验报告才能提供确切可靠的病况依据。“
在医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医学似乎正离人们的切身感受越来越远。众多的”技术方言“干扰了病人对病情的了解，而一旦有一个医生不这样说话，则可能被同行甚至病人看做不专业、没本事。于是，”到医院去看病的患者，在知识上与医生高度不对称。知识霸权所产生的技术偏见与傲慢，几乎无处不在。诊所里常有这种景象，病人讲了一句外行话，医生会斜着眼睛嗤之以鼻，专业霸权造就的居高临下使医生不屑跟病人交流。“
于是，医疗技术就成了科学大幕上的星辰，在百姓触摸不到的地方闪烁着。
医疗资源匮乏导致的沟通之难——专家门诊超负荷运转，”一位名医一天接诊高达130个号，按8小时计，每位病人只有3分多钟，哪有条件充分沟通？长此以往，医疗服务将失去从容和优雅，沦为‘哑巴医疗’。“
其实，医生在主观上未必想要剥夺病人对包括技术在内的一系列事情的知情权，而是很多时候，他们真的没有时间去解释。王一方在书中提到了专家门诊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一位名医一天接诊高达130个号，按8小时计，每位病人只有3分多钟，哪有条件充分沟通？长此以往，医疗服务将失去从容和优雅，沦为‘哑巴医疗’。“
在小说《心术》中，一位因不跟病人沟通频遭投诉的主任曾委屈地申辩：”我是外科大夫呀，不是老中医或者内科大夫，我这个不需要问长问短的呀，来我这里总归就是为了看病，瘤子拿掉了你什么症状都没了，瘤子拿不掉，我说一箩筐话，你还是难受呀!再说了，一下午就3个小时时间，我要看60个号，1个小时20个号，1个号3分钟，还不包括人情号、加塞号、院办带来的，会算术的人都算得出的呀，3分钟我要看片子、判断能不能手术、怎么手术，还要安排病床，怎么跟你寒暄、安慰你的情绪呢？我认为医院应该设立一个专职的情绪安抚员，专门干安抚工作，不要让我来干这些事情嘛!“
病人想了解的事情医生没时间说，病人想获得的感情安慰医生没时间给，医患的沟通渠道就此堵塞。很多医生觉得医院不是医疗科普的地方，然而现在却鲜有专门从事医疗科普的机构。一方面是高涨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堵塞的通道，矛盾怎能不产生？
心理期待与现实落差导致的沟通之难——”坏消息的告知成为医患冲突的‘导火线’，在这里，沟通失败完全归因于双方医疗期待和医学功能理解上的巨大落差。“
其实，无论是技术还是渠道上的沟通之难，说到底都是患者的情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在作家讴歌的作品《医事》中，一位网友分5条写下了他想要遇到的好医生，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位”道德高尚的白求恩式的大夫“。
然而，作为社会人的医生，他们也有自己的情感诉求。王一方在书中指出，除了道德升华、技术进步外，医生还有经济丰裕的诉求。在国内，听患者倾诉、帮患者进行心理调适，医生是拿不到任何报酬的。于是就有人说，看病这么贵，医生收入还不够吗？《心术》中的郑艾平是如此回答这个问题的：”我觉得一点也不贵。中国最便宜的是人工。普通挂号两块五，专家门诊十四块，前一个是工作十年的医生的价值，后一个是工作一生的大夫的价值。而这一部分钱还要被医院拿走，落到我们自己口袋里的九牛一毛。“”一台手术开下来到最后结算三万到八万不等，器材费远高于人工费。开刀是不值钱的。器材费要是再不提成，医生不要活了。“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没有报酬，如何生存？所以，仅靠道德的感召与呼唤是远远不够的。
除此之外，情感沟通之难还在于双方的期待不同。在王一方看来，如今对医疗作用的过分宣传，”不恰当地拉高了百姓对医学的功能、治愈率、康复程度与进展的期许，使得实事求是的临床评估成为不可接受的现实，甚至是怀疑医护人员无能和失职、渎职的托词，坏消息的告知便成为医患冲突的“导火线”，在这里，沟通失败完全归因于双方医疗期待和医学功能理解上的巨大落差。“
就像王一方所说，”如今的卫生科普也罢，健康宣传也好，都只在医学知识方面寻求沟通，希望获得更多的共同语言，如今的医院硬件太硬，软件太软，技术环境太优，人文环境太次，几乎没有医患之间经常性的、非冲突的沟通平台。“这一平台，患者想要，医生也想要。如郑艾平，当他被年长的医生告知在诊疗过程中首先要”保护自己“时，心中是无限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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