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就医:医生需要警惕的患者
2015/2/15 医学界杂志

     导读:您在看诊时,遇到过这种患者吗?

     作者:王文林(作者授权“医学界杂志”发布)

     2015年2月10日(农历腊月二十二)中午1点钟,有人敲我的办公室门。我打开房门,看见一个陌生的年轻男性站在门口。我问他什么事,他热情地告诉我说:“王主任,你不认识我啦?之前我在网上和你聊过,我的胸廓有问题,想找你手术。”

     网上向我咨询的人很多,有通过微博向我咨询的,有通过个人网站向我咨询的,还有通过其他社区的留言向我咨询的。咨询的患者太多,我实在记不得什么时候和此人交流过,何况他突然到访,预先连电话预约一下都不曾有,我不可能知道他的具体病情。而既然人就在眼前,之前的病情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亲眼查看他到底是怎样的畸形。

     我把他让进了办公室,问他到底哪里有毛病。他掀起衣襟,露出胸廓,指着肋弓的地方告诉我说:“我的畸形就在这里,肋弓过于前凸,好难看,我感到非常痛苦,很希望你能帮我手术。”

     我仔细看了他的胸廓,除了肥胖的肚子向前明显凸出外,胸廓并没有太大问题。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他的胸廓基本正常,肋弓的地方也不算太凸出,根本不需要手术。我甚至让他摸了我的肋弓,说我的肋弓都比他凸出得更明显,劝他尽早回去过年不要手术。

     听了我的话,他表情痛苦,一口咬定自己的胸廓就是与众不同,并告诉我说之前已经在上海的长征医院做了手术,但效果不佳,所以才历尽千辛万苦找到我帮他再做手术。

     类似的患者我见过很多,对他们的痛苦非常了解。胸廓畸形的问题不光是肉体上的痛苦,更重要的往往来自心理。如果真有胸廓毛病的话,这样的病人是需要手术的。但此患者的畸形实在不严重,我不愿意轻易帮他手术。

     看我态度坚决,他一边哀求,一边诉说他这些年就医的痛苦历程。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自己的毛病。2004年他18岁,考入了长沙的一所军校,但因为身体的毛病而主动退学。此后曾先后到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东的多家著名的医院进行治疗,而多数医院的医生都觉得他不需要手术,更有医生诊断他为“精神病”。由于得不到治疗,他感觉不被人理解,痛苦万分,最后找到了上海的长征医院,该院的医生为他做了“肋软骨切除术”,但手术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目标。这令他极为不满,下决心一定要再找医生手术。

     他告诉我说,他之前付出了太多,大好的年华因为治病而受到严重影响,他衷心希望我能帮助他解除痛苦。他的话让我感动,我非常同情这个年轻人。

     我又仔细检查了他的胸廓,他的肋弓只是稍有凸起而已,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如果一个人真的因为这毛病而痛不欲生的话,手术也许是必要的。

     他在央求我时举例子说:“所有的医生都觉得我不需要手术,其实这毛病对我来讲就如脸上长了个大麻子。别人爱的美在脸上,而我爱的美在胸廓。别人可以有爱美的心理我当然也可以有,只是大家关注的部位不同罢了。为什么医生都不理解我的痛苦呢?”他最终说服了我,我决定先让他住下来再做决定。

     当天下午我帮他办了入院手续,然后开始做术前的一些必要准备。此后我反复多次与他交谈,希望他能放弃手术的念头,但每次他都非常坚决,说一定要手术。

     入院的那天已经腊月二十二,很快就要过年,如果真要手术,必须抓紧时间,我希望他能手术过后高高兴兴地回去过年。

     第二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三的早上,我开出了手术通知书,初步决定腊月二十四上午手术。此间我再次与他交流,他依然决心如故。

     由于他的故事曲折,很有教育意义。于是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在腊月二十三的上午为他做了一个特殊的访谈,时间大约有一个小时,全程做了录像。他的经历全是治病,曲折动人,让人同情。

     时间到了中午,正当一切术前的准备都在有条不紊进行时,经管医生突然跑过来告诉我说,术前检查的结果出来了,心电图提示“预激综合征”,血液检查提示HIV阳性。听了这个结果,我一下子惊呆了。

     “预激综合征”是心脏节律方面的异常,这样的病人如果进行全麻手术,很可能导致心脏骤停,直接威胁生命。这对手术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威胁。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如果不是为了做救命的手术,这样的情况是需要预先处置的。而这个患者的所谓胸廓畸形根本就不严重。如果冒着心脏停止的风险去做这样的手术,对于任何一个外科医生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事情。更何况他还有另外一个要命的结果,HIV阳性呢?

     HIV阳性实际上等于说这病人患了爱滋病。对这样的患者实施手术也是需要格外谨慎的。如果病情非常严重,当然可以手术。但面对这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畸形,怎么可能冒着种种的风险去实施手术呢?

     做为医生,我开始为这个病人真正感到痛心了。我在想,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会如此不幸呢?我想到了他本人,又想到了他的父母,甚至在中午休息的时候还写了些感受,题目为《可怜的父母》。我觉得这个家庭真的是太不幸了。

     手术的风险太大,我最终决定放弃手术。但我必须告诉患者实情。停止手术我是有理由的,就凭“预激综合征”一项就完全可以不做手术,但我的担心是怕他知道爱滋病这个噩耗。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太不容易了,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这个病情。

     在之前的聊天中,他告诉我说他在长沙的一间律师事务所工作,是个助理,是个文化人。爱滋病对人意味着什么一般人都很清楚,而对于如此有文化的患者,应该更清楚爱滋病的涵义。所以我实在不想告诉他这个结果,我担心对他打击太大。但手术是绝对不可以做了,我必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好让他尽早回去过年。

     经过反复思考,我把他叫到我的办公室,把心脏方面的检查结果告诉了他,说明手术风险过大,不适合手术,让他先回家过年,等以后再考虑手术。我没有告诉他爱滋病的事情,我实在不忍心也没有足够的勇气。

     听了我的解释,他的表情出乎我的意料。他丝毫没有感到惊讶,而是非常镇定地告诉我说,我们的借口根本不足以构成停手术的理由。他说他之前已经在网上查过预激综合征的相关知识,并不象我说的那么严重。因此用这样的理由拒绝手术,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我苦口婆心地说服他,他态度坚决,决意要手术。

     我和他相持不下,他最后说:“这样吧,我写份声明给你们,如果有任何与这件事相关的意外,我不追究你们任何责任。”他不愧是法律圈里的高人,为了说服我手术而使出这样的杀手锏,让我由衷地佩服。

     他说写就写,很快拿了一份他自己签名的文件交给我。说实话,他的作法合情合理,更符合法律规定,但我决心已定,不可能再考虑手术。而直到那时,我依然非常同情这个年轻人,实在不忍心告诉他爱滋病的事情。

     他看我心意已定,真的不愿意为他手术,态度陡然变化,忽然间严肃起来,正颜厉色地告诉我:“王主任,如果你实在要中止手术的话,你必须给我一个书面的说明,否则我不会离开医院。”

     一个法律界的人士,正式地向我索要书面的说明,这让我感到事态有些严重。我在想,他该不是想与我对付公堂吧?这实在是太难为我了。我本好心好意想为他手术的,但由于客观原因的存在而没有办法实施手术,他现在却非要把我逼到绝路。

     到了下午,医院感染科的医生来到科室,告诉我是专门找该病人谈话的。因为按照法律规定,HIV一旦检验阳性,就必须通知患者,并进一步检查、治疗甚至定期的监视。他们的到来刚好了却了我一桩心事。如果他们能告诉患者实情,也许会让他彻底放弃手术的念头,我善良地为这病人考虑着。

     感染科医生走向患者的病房时,我独自坐在我的办公室,心情非常沉重,心里是满满的同情。我想象着各种令人痛心的场景,想象着他获知消息后必然会非常难过,会痛不欲生。但是,结果却太出乎我的意料了。他很快来到我的办公室,表情轻松自如,甚至还带着得意的笑,然后非常镇静地拿出了一大堆文件,微笑着向我开口:

     “王主任,说实话,我早就料到会被拒绝手术,所以来之前我做了很多功课,这可能是你没有想到的。但我必须这样做。我是做法律工作的,这是我的习惯,也是为了对自己有个更好的保护。首先,我必须告诉你,我在很早前就被查出了爱滋病。对此我曾伤心过,难受过,但我又了解了很多相关的知识,因此我并不觉得这是个什么不得了的疾病。我在乎的是我的胸廓畸形。之前我在‘好大夫’网站与你交流的时候,我问你是不是可以做手术,你亲口告诉我说‘可以做’。如今我千里迢迢过来找到你,为什么要拒绝我呢?”

     他一边说,一边翻开了文件,从中找到了一张复印件,上面有我与他在好大夫网站上的对话。我看着那些文件,听着他的指责,面前的这个我一直非常同情的患者突然间变得面目狰狞,我顿时感到一种巨大的威胁扑面而来。我实在想不到他已经知道自己得了爱滋病,更想不到的是,他竟然隐瞒了病情再来找我看病。这是怎样的心计啊?他一开始便做好了万一遭拒绝便置我于死地的准备,我感到了这个人的阴险。

     他拿起另外一份文件,然后继续对我进行指责:“这是我国的法律文件。这里清楚地写道,任何医疗机构不可以任何借口拒绝爱滋病患者的治疗。你们这显然是在拒绝我,这种行为是不是涉嫌违法呢?你们是在得知我感染了HIV病毒之后做出的停手术决定,因此构成了事实的拒诊。我不可能接受你们的作法,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书面的解释。如果真的不为我做手术,我会到你们广州市卫生局、广东省卫生厅投诉你们,并会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维权。”

     听完他的话,我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我不是无法反驳他,而是因为心中极度的痛苦。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如此同情的这个人,会忽然间变得如此凶恶?

     说实话,从第一面看到他,我便一直以为他是个非常不幸的年轻人,他让我同情痛心甚至怜悯,我多希望通过自己的手术解除他的痛苦。而此时的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阴险狡诈富有心计,为了达到目的不惜设了一个硕大的局将我套进去。我除了痛心还是痛心。对于这样一个可怜人,我甚至没有想到去仇恨。

     有关好大夫网站与这个患者的交流我实在是记不清了。咨询的病人太多,我不可能记得每一个人。为了弄清真相,当即我登陆了好大夫网站找出了那段对话。对话是2013年的事情,一个网友留言告诉我说胸廓畸形非常严重,很希望手术治疗。当时由于没有看到清晰的图片,我没有给他准确的答复。他第二次留言是在2014年的8月份,他又留了同样的问题,但在最后说HIV阳性,问能不能手术。当时他给我的感觉是患有非常严重的畸形,我的想法是,如果畸形真的非常严重且有威胁生命的症状的话,是可以考虑手术的,于是便留言“可以做”,仅此三字而已。

     此后这网友再没有与我有过任何联系,我也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人。而过了几个月之后,这患者突然过来就诊,事先既没有电话联系也没有任何招呼,且来医院就诊的时候并没有说清楚就是那个病人。我怎么可能在茫茫人海中将他和那爱滋病人联系到一起呢?另外,病人入院的时候,我们的医生反复向他询问过去病史和传染病史时,他对HIV的感染史只字不提,而当我们决定停止手术时却毫不留情地拿出蓄谋已久的证据讨说法,这可真不愧为是法律界的高人。他处心积虑地谋划好了一切,做得天衣无缝没有丝毫的破绽,硬生生把我一个一心想为他治病的医生给套进去。这让我感到无奈、无助并感到了他的无情。

     腊月二十三,农历的小年,本来是个好日子,但这样的好日子里我显然没有办法过上好日子。这患者与我理论了一下午。他步步进逼,搞得我几乎就成了真正的罪人,眼看就被逼入死胡同了,我忍无可忍,不得不还击。

     我告诉他:“从一开始接触你,我都对你充满了同情,我很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解除你的痛苦。但你的心脏确实有问题,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手术会有很大的风险,加上你的畸形并不严重,我要是为你做了手术,那等于是在害你,所以我是不能做这个决定的。至于你的爱滋病,一般也是不主张手术的,因为你的免疫力会低下,接受这样的手术也会非常危险。做为医生,我始终想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量解除你的痛苦。我再次告诉你,直到现在为止,我都为你的不幸而感到痛心。在疾病面前,我和你是朋友,是战友,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我们彼此不是敌人,我们要相信科学,不能相互猜疑。但是,看看你都做了什么?你首先恶意隐瞒了你的病情,然后利用我网上的留言胁迫我为你手术。你这样的行为你觉得合适吗?当一个医生善良地为你治病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辜负医生的善良?你不但不体谅医生的苦衷反而难为甚至想伤害医生,你这样做合适吗?”

     话说到这里,我显然有些愤怒。我继续说道:“我告诉你,请不要拿所谓的证据来威胁我,你是玩法律的,但千万不要玩弄法律。首先,在网上留言给我的只是某某网友而已,那上面没有写你的真名实姓。你来的时候根本没有告诉我你有爱滋病,我怎么知道你XXX就是那个网友?其次,在网上我只是针对那网友描述的病情写了建议,那网友把自己说得很严重,严重的畸形当然可以考虑手术。而即便你就是那网友,你的畸形真的严重到不做就要死的地步了吗?第三,我针对那网友的提问只是回答了‘可以做’而已,什么叫‘可以做’?难道‘可以做’就是‘必须做’的意思吗?你是个文化人,还可能会是将来的某位大律师,难道这点差异就不懂吗?如果连这样的差异都不明白的话,那将来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载在你手里;第四,即使你就是那个网友,你在几个月前与医生交流过后,便连声招呼都不打便找到医生治病,而且还要强迫医生记得你是某网友。你这是不是太难为医生了?第五,你别忘了我们上午做的访谈,我可是全程录了像的,我可以轻易从中找到太多不利于你的证据。你时刻不忘证据的作用,但你低估了你面前的这位医生。你不要以为医生都是法盲,一点法律知识和意识都没有,可以由着你来摆布。你是个律师事务所的助理对吗?按说应该是位法律界的高人。如此高档的人士,当你绞尽脑汁想置人于死地的时候,你做的功课真的很让我佩服。但非常可惜,这功课的瑕疵太多了。下一次你可以再给我留言,我们可以进行再次的交锋。只要你愿意,我奉陪到底。但这次的手术已经决定,我是绝对不会给你做的。而且我会马上嘱咐我的医生,给你办理出院手续。做为公民,你有很多的权益,我知道你会去维权,没问题,那是你的权力。只要你需要,我会提供一切你认为必要的医疗文书。我喜欢和你这样的高端人士打交道,过瘾,且教会我很多知识和本领。”

     听了我的话,他脸色铁青,但很快恢复平静,甚至还勉强显出些笑容。我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告诉我说:“你说的这些很不错,你很厉害,说得很有道理,但我绝对不会接受你的解释。你要我出院可以,你们必须给我提供一份合理的书面解释,而且要你们领导签字,医院盖章。我会利用一切手段维护我应有的权力,我会让你受到惩罚。”

     我说好吧,天要下雨,一切该发生的都会发生,但还是希望你真正体谅医生的难处,尽早回家过年然后好好治疗爱滋病吧,你的胸廓不会要命且真的不需要手术。请你永远牢记,我是医生,是为你治病的,我不是你的敌人,不值得你去仇恨。

     他站起身,非常诡异地冲我笑着说:“王主任,咱们走着瞧吧!”看着他终于离开我的办公室,我的心中说不清什么滋味。

     当天下午,我把患者的情况报告了医院,医务部人员参与做工作,对他好说歹说婉言相劝,他依然要讨说法,医务部人员最后只好写了书面材料交给他,他于第二天就是腊月二十四出院回家。这一桩医案算是暂时结束。

     今天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五,此刻我坐在办公室里,面前似乎依然坐着那不依不饶的患者。我一直在想,我难道真是他的仇人吗?我反复检讨我的做法,从他敲门进来的那一刻起直到他向我翻脸,再到他最后离开医院,我是怎样在同情这个年轻人的啊?而他为什么要将我逼向绝路?

     这患者的做法让我想到了美国警察经常的一种龌龊弄法,即“钓鱼执法”。由此联想到他所有的精妙设计,我有些不寒而栗,突然间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几乎可以被称做“钓鱼就医”了。我行医近三十年,可谓是阅病人无数,而这样一次经历,真会让我牢记终生的。

     中国有句话俗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此刻想到这句话,我感慨万千,颇有感触。我不说我有多善良,但对于这个患者,即使到了此时此刻,我依然充满同情。凭我的自觉,他是一定会与我对付公堂的,而即使我因为他的起诉而受到惩罚,我依然会为他的遭遇而痛心且同情。

     2015年2月10日(农历腊月二十二)中午1点钟,有人敲我的办公室门。我打开房门,看见一个陌生的年轻男性站在门口。我问他什么事,他热情地告诉我说:“王主任,你不认识我啦?之前我在网上和你聊过,我的胸廓有问题,想找你手术。”

     网上向我咨询的人很多,有通过微博向我咨询的,有通过个人网站向我咨询的,还有通过其他社区的留言向我咨询的。咨询的患者太多,我实在记不得什么时候和此人交流过,何况他突然到访,预先连电话预约一下都不曾有,我不可能知道他的具体病情。而既然人就在眼前,之前的病情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亲眼查看他到底是怎样的畸形。

     我把他让进了办公室,问他到底哪里有毛病。他掀起衣襟,露出胸廓,指着肋弓的地方告诉我说:“我的畸形就在这里,肋弓过于前凸,好难看,我感到非常痛苦,很希望你能帮我手术。”

     我仔细看了他的胸廓,除了肥胖的肚子向前明显凸出外,胸廓并没有太大问题。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他的胸廓基本正常,肋弓的地方也不算太凸出,根本不需要手术。我甚至让他摸了我的肋弓,说我的肋弓都比他凸出得更明显,劝他尽早回去过年不要手术。

     听了我的话,他表情痛苦,一口咬定自己的胸廓就是与众不同,并告诉我说之前已经在上海的长征医院做了手术,但效果不佳,所以才历尽千辛万苦找到我帮他再做手术。

     类似的患者我见过很多,对他们的痛苦非常了解。胸廓畸形的问题不光是肉体上的痛苦,更重要的往往来自心理。如果真有胸廓毛病的话,这样的病人是需要手术的。但此患者的畸形实在不严重,我不愿意轻易帮他手术。

     看我态度坚决,他一边哀求,一边诉说他这些年就医的痛苦历程。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自己的毛病。2004年他18岁,考入了长沙的一所军校,但因为身体的毛病而主动退学。此后曾先后到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东的多家著名的医院进行治疗,而多数医院的医生都觉得他不需要手术,更有医生诊断他为“精神病”。由于得不到治疗,他感觉不被人理解,痛苦万分,最后找到了上海的长征医院,该院的医生为他做了“肋软骨切除术”,但手术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目标。这令他极为不满,下决心一定要再找医生手术。

     他告诉我说,他之前付出了太多,大好的年华因为治病而受到严重影响,他衷心希望我能帮助他解除痛苦。他的话让我感动,我非常同情这个年轻人。

     我又仔细检查了他的胸廓,他的肋弓只是稍有凸起而已,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如果一个人真的因为这毛病而痛不欲生的话,手术也许是必要的。

     他在央求我时举例子说:“所有的医生都觉得我不需要手术,其实这毛病对我来讲就如脸上长了个大麻子。别人爱的美在脸上,而我爱的美在胸廓。别人可以有爱美的心理我当然也可以有,只是大家关注的部位不同罢了。为什么医生都不理解我的痛苦呢?”他最终说服了我,我决定先让他住下来再做决定。

     当天下午我帮他办了入院手续,然后开始做术前的一些必要准备。此后我反复多次与他交谈,希望他能放弃手术的念头,但每次他都非常坚决,说一定要手术。

     入院的那天已经腊月二十二,很快就要过年,如果真要手术,必须抓紧时间,我希望他能手术过后高高兴兴地回去过年。

     第二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三的早上,我开出了手术通知书,初步决定腊月二十四上午手术。此间我再次与他交流,他依然决心如故。

     由于他的故事曲折,很有教育意义。于是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在腊月二十三的上午为他做了一个特殊的访谈,时间大约有一个小时,全程做了录像。他的经历全是治病,曲折动人,让人同情。

     时间到了中午,正当一切术前的准备都在有条不紊进行时,经管医生突然跑过来告诉我说,术前检查的结果出来了,心电图提示“预激综合征”,血液检查提示HIV阳性。听了这个结果,我一下子惊呆了。

     “预激综合征”是心脏节律方面的异常,这样的病人如果进行全麻手术,很可能导致心脏骤停,直接威胁生命。这对手术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威胁。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如果不是为了做救命的手术,这样的情况是需要预先处置的。而这个患者的所谓胸廓畸形根本就不严重。如果冒着心脏停止的风险去做这样的手术,对于任何一个外科医生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事情。更何况他还有另外一个要命的结果,HIV阳性呢?

     HIV阳性实际上等于说这病人患了爱滋病。对这样的患者实施手术也是需要格外谨慎的。如果病情非常严重,当然可以手术。但面对这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畸形,怎么可能冒着种种的风险去实施手术呢?

     做为医生,我开始为这个病人真正感到痛心了。我在想,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会如此不幸呢?我想到了他本人,又想到了他的父母,甚至在中午休息的时候还写了些感受,题目为《可怜的父母》。我觉得这个家庭真的是太不幸了。

     手术的风险太大,我最终决定放弃手术。但我必须告诉患者实情。停止手术我是有理由的,就凭“预激综合征”一项就完全可以不做手术,但我的担心是怕他知道爱滋病这个噩耗。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太不容易了,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这个病情。

     在之前的聊天中,他告诉我说他在长沙的一间律师事务所工作,是个助理,是个文化人。爱滋病对人意味着什么一般人都很清楚,而对于如此有文化的患者,应该更清楚爱滋病的涵义。所以我实在不想告诉他这个结果,我担心对他打击太大。但手术是绝对不可以做了,我必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好让他尽早回去过年。

     经过反复思考,我把他叫到我的办公室,把心脏方面的检查结果告诉了他,说明手术风险过大,不适合手术,让他先回家过年,等以后再考虑手术。我没有告诉他爱滋病的事情,我实在不忍心也没有足够的勇气。

     听了我的解释,他的表情出乎我的意料。他丝毫没有感到惊讶,而是非常镇定地告诉我说,我们的借口根本不足以构成停手术的理由。他说他之前已经在网上查过预激综合征的相关知识,并不象我说的那么严重。因此用这样的理由拒绝手术,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我苦口婆心地说服他,他态度坚决,决意要手术。

     我和他相持不下,他最后说:“这样吧,我写份声明给你们,如果有任何与这件事相关的意外,我不追究你们任何责任。”他不愧是法律圈里的高人,为了说服我手术而使出这样的杀手锏,让我由衷地佩服。

     他说写就写,很快拿了一份他自己签名的文件交给我。说实话,他的作法合情合理,更符合法律规定,但我决心已定,不可能再考虑手术。而直到那时,我依然非常同情这个年轻人,实在不忍心告诉他爱滋病的事情。

     他看我心意已定,真的不愿意为他手术,态度陡然变化,忽然间严肃起来,正颜厉色地告诉我:“王主任,如果你实在要中止手术的话,你必须给我一个书面的说明,否则我不会离开医院。”

     一个法律界的人士,正式地向我索要书面的说明,这让我感到事态有些严重。我在想,他该不是想与我对付公堂吧?这实在是太难为我了。我本好心好意想为他手术的,但由于客观原因的存在而没有办法实施手术,他现在却非要把我逼到绝路。看来有关爱滋病的事情是必须向他说明了。而尽管当时他开始咄咄逼人地难为我,我却依然同情不改,不忍心亲口告诉他爱滋病的事情。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收场,我告诉他说,你先回病房,等到下午我们再做决定。

     到了下午,医院感染科的医生来到科室,告诉我是专门找该病人谈话的。因为按照法律规定,HIV一旦检验阳性,就必须通知患者,并进一步检查、治疗甚至定期的监视。他们的到来刚好了却了我一桩心事。如果他们能告诉患者实情,也许会让他彻底放弃手术的念头,我善良地为这病人考虑着。

     感染科医生走向患者的病房时,我独自坐在我的办公室,心情非常沉重,心里是满满的同情。我想象着各种令人痛心的场景,想象着他获知消息后必然会非常难过,会痛不欲生。但是,结果却太出乎我的意料了。他很快来到我的办公室,表情轻松自如,甚至还带着得意的笑,然后非常镇静地拿出了一大堆文件,微笑着向我开口:

     “王主任,说实话,我早就料到会被拒绝手术,所以来之前我做了很多功课,这可能是你没有想到的。但我必须这样做。我是做法律工作的,这是我的习惯,也是为了对自己有个更好的保护。首先,我必须告诉你,我在很早前就被查出了爱滋病。对此我曾伤心过,难受过,但我又了解了很多相关的知识,因此我并不觉得这是个什么不得了的疾病。我在乎的是我的胸廓畸形。之前我在‘好大夫’网站与你交流的时候,我问你是不是可以做手术,你亲口告诉我说‘可以做’。如今我千里迢迢过来找到你,为什么要拒绝我呢?”

     他一边说,一边翻开了文件,从中找到了一张复印件,上面有我与他在好大夫网站上的对话。我看着那些文件,听着他的指责,面前的这个我一直非常同情的患者突然间变得面目狰狞,我顿时感到一种巨大的威胁扑面而来。我实在想不到他已经知道自己得了爱滋病,更想不到的是,他竟然隐瞒了病情再来找我看病。这是怎样的心计啊?他一开始便做好了万一遭拒绝便置我于死地的准备,我感到了这个人的阴险。

     他拿起另外一份文件,然后继续对我进行指责:“这是我国的法律文件。这里清楚地写道,任何医疗机构不可以任何借口拒绝爱滋病患者的治疗。你们这显然是在拒绝我,这种行为是不是涉嫌违法呢?你们是在得知我感染了HIV病毒之后做出的停手术决定,因此构成了事实的拒诊。我不可能接受你们的作法,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书面的解释。如果真的不为我做手术,我会到你们广州市卫生局、广东省卫生厅投诉你们,并会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维权。”

     听完他的话,我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我不是无法反驳他,而是因为心中极度的痛苦。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如此同情的这个人,会忽然间变得如此凶恶?

     说实话,从第一面看到他,我便一直以为他是个非常不幸的年轻人,他让我同情痛心甚至怜悯,我多希望通过自己的手术解除他的痛苦。而此时的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阴险狡诈富有心计,为了达到目的不惜设了一个硕大的局将我套进去。我除了痛心还是痛心。对于这样一个可怜人,我甚至没有想到去仇恨。

     有关好大夫网站与这个患者的交流我实在是记不清了。咨询的病人太多,我不可能记得每一个人。为了弄清真相,当即我登陆了好大夫网站找出了那段对话。对话是2013年的事情,一个网友留言告诉我说胸廓畸形非常严重,很希望手术治疗。当时由于没有看到清晰的图片,我没有给他准确的答复。他第二次留言是在2014年的8月份,他又留了同样的问题,但在最后说HIV阳性,问能不能手术。当时他给我的感觉是患有非常严重的畸形,我的想法是,如果畸形真的非常严重且有威胁生命的症状的话,是可以考虑手术的,于是便留言“可以做”,仅此三字而已。

     此后这网友再没有与我有过任何联系,我也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人。而过了几个月之后,这患者突然过来就诊,事先既没有电话联系也没有任何招呼,且来医院就诊的时候并没有说清楚就是那个病人。我怎么可能在茫茫人海中将他和那爱滋病人联系到一起呢?另外,病人入院的时候,我们的医生反复向他询问过去病史和传染病史时,他对HIV的感染史只字不提,而当我们决定停止手术时却毫不留情地拿出蓄谋已久的证据讨说法,这可真不愧为是法律界的高人。他处心积虑地谋划好了一切,做得天衣无缝没有丝毫的破绽,硬生生把我一个一心想为他治病的医生给套进去。这让我感到无奈、无助并感到了他的无情。

     腊月二十三,农历的小年,本来是个好日子,但这样的好日子里我显然没有办法过上好日子。这患者与我理论了一下午。他步步进逼,搞得我几乎就成了真正的罪人,眼看就被逼入死胡同了,我忍无可忍,不得不还击。

     我告诉他:“从一开始接触你,我都对你充满了同情,我很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解除你的痛苦。但你的心脏确实有问题,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手术会有很大的风险,加上你的畸形并不严重,我要是为你做了手术,那等于是在害你,所以我是不能做这个决定的。至于你的爱滋病,一般也是不主张手术的,因为你的免疫力会低下,接受这样的手术也会非常危险。做为医生,我始终想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量解除你的痛苦。我再次告诉你,直到现在为止,我都为你的不幸而感到痛心。在疾病面前,我和你是朋友,是战友,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我们彼此不是敌人,我们要相信科学,不能相互猜疑。但是,看看你都做了什么?你首先恶意隐瞒了你的病情,然后利用我网上的留言胁迫我为你手术。你这样的行为你觉得合适吗?当一个医生善良地为你治病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辜负医生的善良?你不但不体谅医生的苦衷反而难为甚至想伤害医生,你这样做合适吗?”

     话说到这里,我显然有些愤怒。我继续说道:“我告诉你,请不要拿所谓的证据来威胁我,你是玩法律的,但千万不要玩弄法律。首先,在网上留言给我的只是某某网友而已,那上面没有写你的真名实姓。你来的时候根本没有告诉我你有爱滋病,我怎么知道你XXX就是那个网友?其次,在网上我只是针对那网友描述的病情写了建议,那网友把自己说得很严重,严重的畸形当然可以考虑手术。而即便你就是那网友,你的畸形真的严重到不做就要死的地步了吗?第三,我针对那网友的提问只是回答了‘可以做’而已,什么叫‘可以做’?难道‘可以做’就是‘必须做’的意思吗?你是个文化人,还可能会是将来的某位大律师,难道这点差异就不懂吗?如果连这样的差异都不明白的话,那将来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载在你手里;第四,即使你就是那个网友,你在几个月前与医生交流过后,便连声招呼都不打便找到医生治病,而且还要强迫医生记得你是某网友。你这是不是太难为医生了?第五,你别忘了我们上午做的访谈,我可是全程录了像的,我可以轻易从中找到太多不利于你的证据。你时刻不忘证据的作用,但你低估了你面前的这位医生。你不要以为医生都是法盲,一点法律知识和意识都没有,可以由着你来摆布。你是个律师事务所的助理对吗?按说应该是位法律界的高人。如此高档的人士,当你绞尽脑汁想置人于死地的时候,你做的功课真的很让我佩服。但非常可惜,这功课的瑕疵太多了。下一次你可以再给我留言,我们可以进行再次的交锋。只要你愿意,我奉陪到底。但这次的手术已经决定,我是绝对不会给你做的。而且我会马上嘱咐我的医生,给你办理出院手续。做为公民,你有很多的权益,我知道你会去维权,没问题,那是你的权力。只要你需要,我会提供一切你认为必要的医疗文书。我喜欢和你这样的高端人士打交道,过瘾,且教会我很多知识和本领。”

     听了我的话,他脸色铁青,但很快恢复平静,甚至还勉强显出些笑容。我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告诉我说:“你说的这些很不错,你很厉害,说得很有道理,但我绝对不会接受你的解释。你要我出院可以,你们必须给我提供一份合理的书面解释,而且要你们领导签字,医院盖章。我会利用一切手段维护我应有的权力,我会让你受到惩罚。”

     我说好吧,天要下雨,一切该发生的都会发生,但还是希望你真正体谅医生的难处,尽早回家过年然后好好治疗爱滋病吧,你的胸廓不会要命且真的不需要手术。请你永远牢记,我是医生,是为你治病的,我不是你的敌人,不值得你去仇恨。

     他站起身,非常诡异地冲我笑着说:“王主任,咱们走着瞧吧!”看着他终于离开我的办公室,我的心中说不清什么滋味。

     当天下午,我把患者的情况报告了医院,医务部人员参与做工作,对他好说歹说婉言相劝,他依然要讨说法,医务部人员最后只好写了书面材料交给他,他于第二天就是腊月二十四出院回家。这一桩医案算是暂时结束。

     今天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五,此刻我坐在办公室里,面前似乎依然坐着那不依不饶的患者。我一直在想,我难道真是他的仇人吗?我反复检讨我的做法,从他敲门进来的那一刻起直到他向我翻脸,再到他最后离开医院,我是怎样在同情这个年轻人的啊?而他为什么要将我逼向绝路?

     这患者的做法让我想到了美国警察经常的一种龌龊弄法,即“钓鱼执法”。由此联想到他所有的精妙设计,我有些不寒而栗,突然间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几乎可以被称做“钓鱼就医”了。我行医近三十年,可谓是阅病人无数,而这样一次经历,真会让我牢记终生的。

     中国有句话俗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此刻想到这句话,我感慨万千,颇有感触。我不说我有多善良,但对于这个患者,即使到了此时此刻,我依然充满同情。凭我的自觉,他是一定会与我对付公堂的,而即使我因为他的起诉而受到惩罚,我依然会为他的遭遇而痛心且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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