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骨科医生太令人敬佩了！
2016/6/9 医学界
导读：杨述华说，一名好医生要有“五会”，第五会是“会宣传”“会社会活动”，这不是因为他看中名利，他只是希望患者不要被吹牛皮、会忽悠的医生欺骗，患者能知道好医生、遇到好医生，那将是他们的幸运。
文：丹萌
来源："医学界骨科"微信号
“我经常告诫我身边的医生们，一个好医生，要‘五会”：第一要会做人；第二，作为外科医生，要会开刀；第三，作为教学医院的医生，要会做科研、会写文章；第四，作为讲师也好，教授要好，要会讲课、会带教……”坐在我面前的杨述华教授，显然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很多次，“第五，前面这几个具备后，别人不知道怎么行？所以还要出去宣传，要会社会交际，会社会活动。”
说真的，我很少见到有教授把“会宣传”“会社会交际”如此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听到“第五会”的时候，我有一瞬间的诧异。
不过坐在我面前的这位杨教授，本来就是个很“特别”的人。
因阑尾炎去世的同学在他心里埋下了学医的种子
杨述华1954年出生于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那是地处鄂西北的一个全山区县，经济并不发达。杨述华13岁的时候，他的一名同学得了阑尾炎，如今看来并不是什么大病，但当地缺医少药，无法开刀，且交通不便，难以转诊到更好的医院，最终他的同学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去世了。
这件事在小小年纪的杨述华心中埋下了学医的种子，他从13岁开始，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医生。
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当时还叫武汉医学院)毕业之后，当时的杨述华曾想回到保康县，帮助改善家乡的医疗环境，但辅导员的一番话让他留了下来：
“保康只是湖北的一个县，留在这里你可以服务更多的人，也包括保康县。”
刻苦学习，熬干的鸡汤触发了烟雾报警器
留下来的杨述华选择了外科，并且师从我国骨科奠基人之一的朱伯通教授，从此推开了骨科的大门。
从左至右分别为：杜靖远教授、朱通伯教授和杨述华教授
在上世纪80年代，杨述华先是在有“中国骨科黄埔军校”之称的天津骨科医院学习临床知识，后到同济医学院脱产学习半年英语，又到广州外语学院学了一年德语，1991年飞往德国埃森大学医学院进行学习，一待就是三年。
德国的学习临床与科研并重，强度很大，学得很辛苦。有一次杨述华去超市买了一只鸡，回到宿舍煨鸡汤，等鸡汤的过程中他回到办公室查病历、写文章、收集资料，结果把鸡汤煨干了，触发了烟雾报警器，来了三辆救火车。
“这件事后来还登上了当地的报纸，说我们中国医生一心一意学习、查病历、写文章，把煨鸡汤的事情都忘记了，差点发生火灾。”
那些学习、考试、临床、科研连轴转的日子甚至让杨述华不断掉发，但即使如此，他在回想起自己年轻时的那段岁月时，依然十分感激。
“我经常跟年轻医生讲，年轻的时候一定要付出。”这是他对自己那段时间的努力的肯定。
全球只有这一家医院用这种方法治疗股骨头坏死
回国之后，杨述华把德国的学习成果一并带回了国内。在过去，协和医院骨科虽属于外科，却不动手术，只采用一些中西医结合的保守疗法，虽然成果丰厚，但仍有许多患者的痛苦无法缓解。
2000年，杨述华接手协和骨科，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手术：
比如膝关节置换，老年人膝关节骨性关节退行性改变非常多，也非常痛苦，“O”型腿，走起路来像个螃蟹。过去的疗法用中药、膏药、镇痛药，只能缓解一、两个小时，只有关节置换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个手术当时在国外已经开展了半个多世纪，杨述华在2000年将其从德国引入中国；
还有人工颈椎间盘置换，有的人因为颈椎病快瘫痪了，有的人疼痛、麻木、手没有力量，生活难以自理，这一手术既可以缓解疼痛，也可以保证关节的活动。2003年协和医院开始开展这一手术，成为了国内最早开始这一手术的医院之一。
协和骨科注重自主创新，用人工骨棒治疗股骨头坏死也是一例。
“我自己设计的人工骨棒，或者叫人工骨螺丝钉，蘑菇球的那种形状，顶在股骨头的下面，股骨头就不会塌陷，就不需要做人工关节置换。比如十几岁的小孩，你忍心为他做人工关节置换吗？小孩特别需要这种方法。就像房子要踏了，给房子弄个柱头把它顶起来，避免过早地做人工关节置换。”
2009年，杨述华在美国权威的《关节成形外科》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治疗股骨头坏死的文章，当时的审稿专家评论道：这篇文章应该发表，因为全球只有这一家医院用这种方法治疗股骨头坏死，而且这是有效的方法。
杨述华教授主编的骨科专业书
湖北省首例、全国首例、世界首例……十几年的时间里，杨述华带领着协和骨科团队开创了一系列高难度骨科手术，也打响了在国际上的名声。
但进入国际舞台不是目的。杨述华说，打响名声的最终目的依然是希望病人获益，他希望病人能够去到水平高超的医院，接受他们应得的治疗。
“一个病人，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医院，一个好的医生，是他的幸运。素质高点、有知识、有文化的病人，看病可能少吃点亏，但是特别是那些从农村来的病人，没什么信息，像个苍蝇一样到处撞，可能碰到某个会吹牛皮、会忽悠的医生，手术做坏了，就没法补救，不能挽回了。”
内心尽孝，但行动上，对不起，他真的做不到
看着眼前的杨教授，有时候我的内心是矛盾的，他常常说要对病人好，甚至直言不讳地苛责一些小医院、小医生不该有资格开展人工关节置换术，那只会徒增病人的痛苦；他也常常说要对学生好，并时不时夸赞自己的学生和团队，以他们为豪。
可是杨述华把大量的时间精力都献给了患者、学生、研究与临床事业，分配给家庭的时间却很有限。在工作最忙的时候，他和太太在家门后面做了个铁杠，两边做一个铁环，中间一个铁棍，上班的时候，为了安全，就把孩子栓在门后面的铁棍上，一栓就是好几年。
后来为了家庭，他的太太48岁就办了内退，全身心扑到了家庭上，他对此充满了感激。
而对于父母，他内心更多的，则是遗憾。
“我父亲74岁去世的，我跟他一生相处加起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小的时候他在外面工作，他是一个基层干部，后来我稍微大点，又出来了，在同济医学院读书，在协和工作。在他去世之前，我连续八年都没有回去过过春节。”
现在的杨述华，比过往更珍惜家庭，也珍惜与自己老母亲的相处。清明节的时候，他开车回了保康县，陪母亲一起给父亲扫墓，还跟她开玩笑道，等她百年之后，请她见到父亲了告诉他，他是为了工作才没办法尽孝的。
“从内心里，我是非常尽孝的；从行动上，因为工作需要，我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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